周瑞金：“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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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1月16日 09:27
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周瑞金 字号:T|T934人参与 31条评论 打印转发
2012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人们殷切期待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有步骤地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

20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干部和民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迅速变成新的巨大物质力量。

它的思想解放作用，的确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南方谈话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小平南方谈话，奠基中国改革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报社工作，在1991年2月至4月期间，我组织凌河、施芝鸿等同志共同撰写并发表了传达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谈话精神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

开篇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鲜明地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四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遭到了一些理论家长达一年的批判。这也成了1992年春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今天，纪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我们回顾历史，把握现实，必定会更进一步认识南方谈话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接着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最早是柏林墙倒塌，然后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下台，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团结工会头头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换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垮台，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杀。

与此同时，前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开始是戈尔巴乔夫突遇政变，叶利钦出面把政变解决以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解散了前苏联共产党，后来又宣布联盟解体。列宁创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诞生74年后轰然解体、改旗易帜，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些人总结“苏东波”的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还有人提出，“六四风波”与“苏东波”一样，也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因此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

他们声称：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提出，要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他们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实际上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变为一个基本点。他们说，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的是在经济领域，要对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举措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本来1991年要成为改革开放之年，结果变成有关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之年。

在1991年围绕“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无论传说是否属实，我相信，小平同志当时应当是非常冷静地观察和思考着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进入1992年，中央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和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关系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在这个时候已是88岁高龄，但他仍以巨大的理论和政治勇气，视察南方，发表谈话，时机恰到好处，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小平同志抓住1991年思想争论和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简明生动的语言，激励人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真正是大音希声扫阴翳！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起伏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

所以，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都起到了挽救党、挽救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社会经济转型，矛盾积累凸显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20年来，中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GDP总值由1978年的3645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40.1513万亿元，增加110倍。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增至2010年突破3万元，增加近80倍，即使按美元可比价格计算也增加了30倍。2011年中国的GDP总值预计增长9%以上，将超过43万亿元。

中国的GDP总值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9.27%。小平同志当初预计，到21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钢铁产量，2006年中国钢产量达到41750万吨，超过美英等28国的钢产量。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产钢13350万吨，英国加欧盟25国产钢19890万吨，它们加起来才33240万吨。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一个是命令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两者对比何等鲜明！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欧美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1000％以上。

反观中国，30年之内同时进行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1.2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的基本稳定。

这些年中国还不断遇到国内外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等等，都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这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海外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均凸显了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

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一些海外势力不断制造麻烦。在外交应对上，中国有时会陷入某种被动局面，应对选择不足，方式不够灵活。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

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2009年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元，相当于中国总人口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民生问题凸显。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首先一些地方或部门卖官买官盛行，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各级均有部分领导干部涉案，有的贪得无厌，金额数以亿计，有的敛财贪色，情妇、二奶众多，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其次，腐败逐步蔓延到部分法院、检察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有部分法官、检察官犯案，个别地方甚至“一锅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法院、检察院是主持社会公道的重要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其腐败使社会正义平台受损。

第三是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但一些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还被资本严重腐蚀，产生腐败现象。

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均比经济领域的腐败影响更严重，这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

不容回避，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某些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和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一些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各种侵蚀。

从互联网上看，2011年被戏称“最励志”的段子是“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最无奈”的段子是“拼搏不如拼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人戏称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从教育界、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升级，既荒诞，又低俗。

在2011年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因为许多人不把普通公众的孩子当回事。一些公众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一些突发事件和事故中去，即使是政府有所作为，社会上也会充满某种不信任情绪。

对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项决策、任何改革措施，翻看微博、论坛或网民留言板，有不少“我不相信”的反馈，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评价。部分网民中弥漫着一股“2012情结”——玛雅传说中的所谓世界末日，草根民众对社会不公无力改变，无可奈何，产生玉石俱焚的“集体焦虑”，这很容易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在到处宣泄。

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却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有所泛滥，人文精神有所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一些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健康堪忧。

上述种种问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但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几乎没有一件要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一件要反中央，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因为有外来干涉。

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对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有一些总体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

我们还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走出转型困境，唯有深化改革

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中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仍然用得上20年前的一句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当前，应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改革攻坚阶段。

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应考虑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到2004年，我们用了大约25年左右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第一阶段的改革目标基本达到。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第二阶段。

这个新阶段，我们可能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因此，“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

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目前中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十年左右达到60%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中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当前改革攻坚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复杂而繁重的。它遇到了重重矛盾和阻力，非常需要全党统一认识，统一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上来。今天回头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触到其对推进当前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1.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小平同志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小平同志一再指出，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谁就会被打倒。这就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具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

闯者，勇也。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人被赞为闯将。小平同志就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进入改革攻坚阶段，我们更需要勇于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一股闯劲，有一股勇气，闯出改革的新天地。

“冒”者，创也。敢于冒风险，敢为天下先，才有创造性。进入改革深水区，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创出新事业。任何改革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万无一失，总是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为了让改革大胆闯与试、突破意识形态禁锢，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是小平同志留给后人最丰厚的政治遗产。

现在的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围绕应不应该改革、改革向何处去，仍有激烈的争执，相对来说，争执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而利益关系的博弈却尖锐起来。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新矛盾新问题，同样需要小平同志当年提倡的敢闯、敢试、敢“冒”的那样一股气，一股劲，不能怕这怕那，顾虑重重，趑趄不前。

3.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观点。

20年来，正是按照这个思想观点，我们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并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赢得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当年的“吸收和借鉴”，主要是应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成果，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一切先进成果。

4.南方谈话清醒地点出了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阻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小平同志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当时给了极左派们当头棒喝。现在，我们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重要思想，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倾向问题。

20年前，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的改革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做中国改革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

今天，我们应当重温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凝聚改革共识，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

推进系统改革，决不半途而废

人们殷切期待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有步骤地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

今年将召开党的十八大，国内外十分关注。去年以来，思想理论界就非常活跃，各种观点看法齐亮相。从当下的社会思潮来看，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的不同声音。

虽然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各派观点的核心问题较为接近：如何破解社会各界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那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一些迫切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产生了与当年类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而形成的改革共识，面临严峻的新挑战。

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

而今天的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面临深刻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一些远交近邻对中国心存疑虑……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绕不过去的。

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利益集团绑架，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综上分析，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当前中国，迫切需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所要求的，“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加强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十八大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值得赞赏的是，党的十七大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今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也是召开十八大的政治年。中央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了中央决心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系统改革的意向。

人们殷切期待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有步骤地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要不动摇，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让中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息奋斗。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资料

“皇甫平”四论改革

1991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刻。此前的政治风波和持续两年多的治理整顿，使中国社会出现避谈改革的趋向。

而从1978年开始被全社会广泛拥护，全党上下也一致努力的“改革”已难成施政关键词。各方面迹象表明，改革开放真正进入一个抉择时刻，一旦停滞不前则改革大势将可能分崩离析。

在此历史时刻，从当年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倡议改革开放，批评一些人思想上的保守僵滞，为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引来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与论战。

最终，这场大争论以邓小平于1992年春天南巡时，发表了支持深化和加强改革开放的讲话而告终。自此中国重新拨正改革开放航向，开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目标的历史新阶段。

署名皇甫平的第一篇评论文章于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一发表。因为正好时值羊年春节，文章题名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以回顾上一个羊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79年开篇，紧接着指出，当前中国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作者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时隔不久，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于1991年3月2日发表。该文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同时，文章还转述了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明示计划和市场并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文章强调，不应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更不应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

第三篇文章发表于3月22日，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所说的“开放不坚决不行”等思想。对于当时一些人担心开放是否会损害民族工业等忧虑，文章表示要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就将坐失良机。

第四篇名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此文强调改革开放需要更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这公开表示了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想法。

本刊记者臧博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资料

中国20年：第十名到第二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从1990年起，中国利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经济总量从全球第十位升至第二位的跨越。

199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02.78亿美元，全球排名位列第十。1995年，中国GDP总量超越西班牙、加拿大和巴西，全球排名升至第七位，那年中国的GDP总量为7279.46亿美元。

又过了五年，到2000年时，中国经济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198万亿美元，令中国经济实力超越意大利，全球排名升至第六位。

2003年，中国被意大利反超，全球GDP总量排名再次跌至第七位。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腾飞阶段。

200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931万亿美元，再次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六位。

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达到2.26万亿美元，超越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

2007年中国GDP总量为3.49万亿美元，超过3.32万亿美元的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达到5.8786万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