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方舟子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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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岳淼
环球企业家

　　“你不可能把对方消灭，一百年都不可能。”方舟子对《环球企业家》说。在摄影师镜头内，你能感受到刚在质疑韩寒之战中全身而退的方有一种杀手般的暴戾之气；但在镜头之外，你感受最多的是其关于打假的纯粹想法和无力感。他向记者抱怨称，最令其忿忿不平的是在当代中国，诚信不仅不被承认甚至还会被认为是愚蠢，而他围绕诚信而展开的质疑亦被污蔑为“舆论恐怖活动”。有时候，坚守的成本高的惊人——2010年8月，方遭群殴，身受乙醚和铁锤袭击，几欲丧命。

　　这并非孤例。多年来，方备受肉体与精神的攻击，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他并无豪车与豪宅，其打假的成本堪称低廉。以其开办的新语丝网站为例，其月维护费用仅200美元，十余名工作人员皆为兼职志愿者，而负责接收举报材料的仅一人，即方本人。方手无缚鸡之力，唯一的武器即互联网本身。他彻夜上网，查找资料，伺机找人交锋论战。

　　方令对手胆寒。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被警告“杀个人就像切菜一样”。出于安全考虑，他过着半隐居式的生活，无法乘坐公交或去超市买东西，不会单独出门，晚上更是避免在外。浮出水面的报复者的身份则更像是对这个时代的嘲讽肖传国，拥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等炫目头衔，是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甚至还是院士候选人。如此不难窥见打假者处境之险恶。

　　方所创建的打假网站新语丝一年大约会贴出100篇揭露学术欺诈的文章。多数网络控诉是匿名的，看上去似乎缺乏一招毙命式的真凭实据。但这并不妨碍方从事所谓的民间打假，正是因为官方机构的缺失，才使得方认定民间平台对于反对学术不端行为是多么的不可或缺。2009年夏天，中国科技协会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55%的科学家表示自己知道其他人存在学术造假。严峻的是中国并无特定的官方机构裁决处理此类的学术欺诈，亦无适当的处理程序。

　　被方氏质疑的人，很难置之不理。方惯用手法是用密集且琐碎的事实，对核心疑点做反复的推演，多讲究事实证据，并伴随自圆其说的推测。令人称奇的是方酣战十余载，鲜有失手。这种质疑和推理能力得益于方在美国所受耳濡目染的西式训练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会议由每人轮流主讲，台下的人则给报告者挑刺。方得到的一个“常识”即是，做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严谨，而非一团和气。

　　“我这个人从不怕打群架，敌人越多战斗力越强，斗志越勇。”方说。因此，毫不奇怪，他的敌人众多。方的声誉渐隆从另一方面折射了以下事实在中国造假有多触目惊心。看看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执行总编张月红的遭遇即可一目了然。2008年，张所辖学术刊物成为中国首家使用CrossCheck文本分析软件甄别剽窃现象的科学出版物。两年后的测试结果令其震惊，大约31%的论文存在不合理的抄袭和剽窃，计算机及生命科学领域则高及40%。这一结果最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张事后被围攻。更荒诞的是在科研工作者聚集的科学网上，有人竟质疑张为何投稿给外刊，称其故意为中国学术界抹黑，是“叛逆”；好事者亦怀疑张炒作,目的是炒红付费软件CrossCheck。

　　方舟子面临的情境比张严峻得多。他堪称孤单英雄，鲜有同伴，因其打假而揭开的荒诞故事则比比皆是。方所棒杀的一个主角是上海交通大学原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宣称发明国内首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芯片“汉芯一号”。真相却令人啼笑皆非所谓的“汉芯一号”不过是一枚被打磨掉商标的摩托罗拉芯片而已。陈在数年间骗取数亿元科研基金，事后却并未被指控。“当人们看到丑闻当事人仍然开着他们的豪车时，这就对公众传达了错误的信息，”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曾国屏说。

　　缘何如此？方的解释或可说明这一切。剽窃事件曝光时，其主管上级往往紧密团结在当事人周围。一部分原因在于保护私人关系胜过学术声誉，另一个原因则更发人深省没有一位学者干净到可以指责其它人。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儒家式的服从使国内缺少自由表达与争鸣的氛围。《中国：2020年的生命科学领导者》的作者、摩立特前咨询顾问迈克尔·吉伦吉格(Michael Zielenziger)曾这样感慨说：“我们不得不放弃大学体系中部分儒家式服从，多一些意见交换，协同合作以及咄咄逼人的辩论。让分歧向前发展，让想法向前发展。”

　　方几乎凭借一人之力即催化了中国社会的争鸣讨论。他将标靶瞄准诸多偶像名人，曾质疑打工皇帝唐骏学历造假，结果弹无虚发。李开复、罗永浩等人亦在打击之列。他指责李夸大他的教授经历，以及与奥巴马总统、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亲密关系。方称其反偶像的动机在于告诫青年人应该有怀疑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而青年偶像多不堪一击，其手法多为“传销式洗脑”。

　　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方亦无法幸免。即使事实完胜，方亦时常被置于群氓指责的不利之境。不少人对唐骏学历造假不以为然，其支持者辩解称：“一个学历导向的社会应该比个人欺诈为这种现象负更多责任。”有人亦对方舟子的行为不解“唐骏是个有才华的人，为什么非要在他的学历上抓住不放？”这种态度是随处可见。“这个现象如此多的人对于（丑闻）麻木不仁或是同情唐反应了我们的社会道德整体的腐败，”复旦大学的历史教授葛剑雄如是说，“（在这个社会）诚信基本是不存在的。”

　　患有“诚信洁癖症”的方如此行事的逻辑在于，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连履历都可以捏造，而且捏造得很低级，习惯性地造假说谎，不断地用新的谎言掩盖旧的谎言，那么人们如何相信他的其他方面是真实的？如此，他所做的一切，如企业业绩、发展方案、财务报告是否值得信任？这种反诘的确令人振聋发聩。

　　时至今日，方舟子仍拒绝被招安或收买。咄咄逼人的他仍执着于辩论，亦热衷开创一个争鸣时代。他坦言如果可以选择，他希望能成为亚里斯多德时代的自由分子，过一种纯粹思辩的生活。

　　在方舟子看来，科学最理想的状态亦在于允许完全自由的辩论，而言论自由则是打假的最佳良药。其理由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中做的解释的那样：“没有哪种意见应该被审查（因为一旦被审查，）如果意见是正确的，它们就失去了为真理拨乱反正的机会；如果是错误的，人们就失去了通过正误冲突来更加清晰、生动地了解真理的机会，而这本来就是错误意见的一大好处。”

　　“指名道姓批评才有威慑作用”

　　GE：这十多年间，你打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方：这也没什么目的，都是碰上的，看到造假那么多，看不下去。我并没有一个计划非要这么做，如果别人做了，我可能就不那么做了。

　　既然说出来，就想让更多人了解到真相是什么。大家一起来思考，为什么假会那么多，该怎么办？我不可能自己去处理造假，只能是个揭露者的角色。既然是揭露，就知道得越多越好，才能引起震撼原来事情这么严重。

　　GE：打假会是你终生职业吗？

　　方：我现在是科普作家，打假只是业余在做，干到什么时候我真不知道。科普作家倒可以当作终身职业一直干下去。从长远看，做科普更重要。有调查说中国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人仅有3%，我觉得还偏高了。科学思想还没有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真正掌控社会走向的精英群体至少应该有科学素养。

　　我从未想过去从商，也讨厌商业。我曾经有好几个赚大钱的机会，但都放弃了。1997年互联网刚刚兴起时，就有人想要收购新语丝，我没同意，一开始我就比较理想化，想的都是非商业性的，不靠它来赚钱，要真利用这个赚钱，我就很反感。于是我把新语丝注册成非盈利机构。

　　1998年后我就不做科研了，真正开始打假是在2000年。我不是因为打假而不做科研的，而是兴趣转移了。我从小就想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开始的设想是去美国大学做终身教授，后来变了。另一条路是到高科技公司去工作，但我也不愿意去，因为要上下班，从大学起，我就没过上下班的生活。

　　当时，不少留学生回国招摇撞骗，吹嘘推销自己所谓的科研成果，学术造假现象太普遍，我很看不惯，但没有人来揭露。新语丝正好能填补空缺。既然平台办起来就不能不干了，毕竟那么多人信任你。

　　GE：如何让人相信你的动机？

　　方：我都是义务打假，纯粹是公共事业，和王海不一样，他后来是为赚钱而打假。而且这是得罪人的事，还有生命危险。从打假开始，就有人天天骂我，还出现一批专门研究我的“方学家”。有人甚至写了好几百万字批判我，天天在微博上贴，还说我抄袭。

　　GE：你觉得自己偏执吗？

　　方：包括支持我的人都会说我很偏执。我不觉得是偏执，学术本来讲究的是认真。为什么要做学术？就是为了求真。科学最不容许弄虚作假。一些人对究竟为什么做学术这样最基本问题都没搞清，觉得做学术就是混饭吃，于是我就显得另类了。中国整个社会环境造就了这种局面。在美国学术界，只要弄虚作假就必然被揪着不放，但在中国，质疑者反而变成有病、偏执、疯子和狂人。

　　G：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网开一面”、“和为贵”，你却从不给人留余地，别人会觉得你不厚道。

　　方：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厚道要看对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在学术上对造假者厚道，就是对公众、对老实做科研的人不厚道。造假者侵犯了同行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浪费科研资源，有的还乱做产品卖。

　　GE：会有人说你爱讽刺、太尖刻吗？

　　方：面对造假，态度应该怎样？有人说揭露造假时应隐姓埋名。在我看来，不点名批评起不到舆论监督的作用。只有指名道姓才有威慑作用。有时候，讽刺主要是为了文章好看点，枯燥就传播不广，没人看。这都不重要，关键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要用事实反驳我，单揪文风就不对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我只负责把真相说出来”

　　GE：你曾经说像韩寒这样的知名人物更应该经受住质疑。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作为质疑者，如果韩寒真的没有问题，你会承认自己打错吗？

　　方：会啊，认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错了就错了。如果真打错了，韩寒形象会更高大。一开始我只是纯粹卷入口水战。后来看看其早期文章，就觉得是代笔，不可能错。只要有一定文字功底的人就知道这肯定不是十几岁小孩写的。一个假文学天才竟然被包装成青年偶像，还欺骗读者获利。这时候我就必须把真相说出来。

　　GE：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司法、刑侦专家的介入，即使你再严密考证，如果韩寒不承认，就不会有最终结论。

　　方：可以有结论，不过都是间接证据。没有最终结论，我也没有办法。

　　GE：这是不是你打假的困境？有时候没有办法求得最终真相。

　　方：我相信对于韩寒代笔的事情，相当一部分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尤其是搞文字工作的。要争取大部分人的同意，这很难。代笔不像学历造假那么简单。要做一番分析，要有很多证据，没耐心就没法做。尤其一旦先入为主相信韩寒，你就更不会仔细分析文章，就更没法定论。间接证据也是证据，能做的就是摆各种证据令嫌疑人无法自圆其说，而且证据越多越好。这时若有陪审团就让大家投票。我们现在是没有这样的陪审团，只能靠个人的判断能力。

　　我的大部分打假确实没有官方定论，所以我不把获得官方定论当成一个目标，非要有一个说法。我把真相说出来，你要接受就接受，我相信的相信我的人总会越来越多。现在骑墙派越来越少了。随着事态进展，大家会看的越来越清楚。你不应该争取所有的人，只要去争取有头脑的人就可以。

　　GE：一种观点认为，因为麦田和你的质疑，让本来由“韩三篇”所引发的思想界的争论话题被转移了。这个结果是你想要的吗？

　　方：我也不喜欢韩三篇，感觉很次。对我来说，倒韩并没有什么目的，故意转移视线就更不扯不上了。

　　GE：之前大部分人都相信韩寒是个天才，而你为什么有这种“免疫力”？

　　方：我以前只是粗粗看过其文章，不感兴趣。所以他们说他是文学天才，我就根本没共鸣。我想也许是过去的文章写得好，只是现在写得没那么好了，很可能有吹嘘成分。等真看其早期文章时，我发现如果真是十几岁小孩写的，韩寒不仅仅是文学天才，简直跟神一样。文学天才可以有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表达，但都无法重建生活阅历，超越人的自然生长轨迹。

　　GE：会不会是你对自己的判断太自负了就不相信这个小孩有这么丰富的阅历？

　　方：在看文章之前，我也不确信是不是他小时候就很杰出。唯一想不到的是他小时候写的文章比现在抄来抄去的文笔还要老道。文风可以变，文笔不可能变。特别是我第一次看韩所写的回应我质疑的文章，太糟糕了。给我感觉就是一个不会写文章的人写的。颠三倒四，病句一大堆，没有条理性，搞不清楚他的思路。这时我就觉得奇怪。跟早期文章对比，差距为什么这么明显？

　　GE：这种常识判断力从何而来？

　　方：主要是我有一种怀疑精神和理性精神。我不相信有真正的天才，不读书也能达到鲁迅、胡适的高度。怀疑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实证，必须要有论据。韩寒自己说18岁以后不看书。一个网友称其私下与和韩寒有接触，韩寒确实不看书，连左右派、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等基本常识都不知道，但文章却含有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他觉得不看书的韩寒比博览群书的鲁迅还厉害。但我不信，如果一个不读书、一问三不知的人能写出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我首先怀疑就是造假了。

　　GE：质疑韩寒是你历次打假中最复杂的吗？

　　方：对。像蒙牛OMP这种，有专业背景的人一看就是假的。打韩寒就比较复杂，要反复论证，摆关键证据，还要分析，一篇一篇接着写，还都是间接证据，证据只有越多才越有说服力，你不可能拿出一下子让他无话可说的证据。我觉得韩寒比唐骏的社会危害程度更大。你想想一个假文学天才一骗就是十几年，这真是当代文坛的天大笑话。而不读书的韩还是偶像型的，特别容易误导不喜欢读书的孩子们。

　　GE：但有些质疑对象如罗永浩等，大家觉得你没必要跟人打嘴仗。这不涉及公共利益。

　　方：罗的事也有社会意义。罗也属于青年导师级人物，和唐骏、韩寒一样。我本来就很讨厌打着理想主义的招牌、给人洗脑，还靠这个赚钱的人，罗就是。我就难以容忍，就像我特别反感伪科学一样。我认为自己才是理想主义者。这也涉及到英语培训界的乱象。最主要还是罗对青年人的误导和毒害。我不提倡青年人去找罗永浩式的青年导师。我们应该有怀疑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而罗恰恰用的是传销洗脑的手法。

　　GE：为什么你很少涉足商业领域的打假，比如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

　　方：主要与我学术背景有关，打上市公司的假我没有专业能力，看账本根本看不懂。这种造假已经有专门机构比如证监会、审计机构来打。如果它们不做，我们应该呼吁它们做，而不是我来做。

　　GE：从某种程度上，你在做的事是对大众进行科学精神的启蒙，但大部分人像是在看热闹。你为此觉得悲哀吗？

　　方：我战斗的环境的确不太好，比如90%的人相信中医，你不可能让人们看了我的文章就不再信中医。如果有人看了不信，我就胜利了。对方势力越来越小，我越来越强大就行了。你不可能把其消灭，一百年都不可能。

　　GE：看到受到惩处的造假者如此至少，有的还如此嚣张，你有没有失落感？

　　方：没有。我本来就不抱希望。如果总希望看到有结果，那你就会很失望。我对中国现实还是有清醒认识的。偶尔有几起处理了，我还挺高兴。我管不了，这不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打假是一项救急工作。因为现在情况这么糟糕，却没有人来做。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处理这些人，而是让科学真相被更多人了解。

　　“我不会为赚钱去打假”

　　GE：这种理性科学思维的方式，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形成的吗？

　　方：那段经历让我首先知道科学是什么，科研应该怎么做，而且都是言传身教。我的导师天天和我们呆在一块，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不像国内研究生导师，一个学期就吃个饭，带的研究生太多了，名字都叫不上来。其次是做研究的严谨态度和科研精神。我所在的实验室每周要开一次会，每个人轮流讲本周的研究结果，然后大家互相挑刺或查看设计有无漏洞。你也可以从权威学术期刊上拿篇论文在会上发动讨论。批判时，大家都不讲情面没有论资排辈。在美国听演讲，即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你若没听懂或感觉有问题，都可以当场指出，大家都觉得正常。但在国内，如果是院士做报告，你敢挑刺？肯定是找死吧。

　　GE：假如没有这种训练，你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

　　方：可能吧，呆实验室的另一个好处是我没有在国内社会上混过，甚至没去工作过。年轻人像我一样棱角分明的有的是，不过走入社会后都被磨平了。我很庆幸我现在还是以前学生时期的状态。

　　GE：但在国内，辩论和质疑的大环境是，大家很难在同一个语境下对话，很容易被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或者动不动就质疑你的动机不良，甚至干脆攻击你的家人。你怎么看？

　　方：一方面这反映了其学术训练不足，不知道怎么遵循辩论的方法与人辩论。这与文化背景有关，在国外，小孩从小就有这方面的训练。中国人辩论起来往往想到的是姿态问题要摆成怎么样，如何才摆得好看，或者装作宽容大量与世无争。中国人对待辩论有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高姿态，不和你就事论事；一种就是特别凶，攻击你个人，耍流氓。这还涉及到面子问题。一些人后来发现自己错了，但觉得认错很丢脸，一般是死不认错。

　　GE：你如何对待对你个人的攻击？

　　方：我心理素质还行，不怕人骂，也习惯和适应了。十多年来天天有人骂我，搞我，看着还挺好玩。韩寒的粉丝们就天天在我微博上骂，有时刷屏刷得太厉害，我不得不删一些，倒不是我受不了，我怕读者受不了。以前韩寒号称骂谁就灭谁，他一骂谁，粉丝就蜂拥而去，人家脸皮薄干脆把博客关了。这对我来说就没用。骂人骂不好的话，骂人的那人比被骂的还要难看。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

　　GE：你给人以好战的印象，这会不会导致你的朋友越来越少？

　　方：以前激怒某一个人，得罪可能是一大圈子人。这些人不会原谅你，而且会恨你一辈子。但我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这十几年的新朋友基本上都是因为打假认识的。有一起调查的，也有用别的方式支持我的。

　　GE：你曾说你不愿意做同流合污的“自由主义者”。你如何理解自由主义？

　　方：因为这些号称的自由主义者都言行不一。自由主义应该是保护言论自由，相反，这些人采取的是打压手段，比如说我是麦肯锡主义、法西斯，还反对私人学术打假。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私人打假就是言论自由的体现，很多所谓的精英对这个基本问题的看法还稀里糊涂。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萧翰说韩寒是否代笔是私权利，不应被质疑。这太搞笑了。怎么能说一个作家是否代笔是个人隐私呢？韩寒是公众人物。读者买书是冲着文学天才去的，不是冲着代笔去的。自由有很多种，但在中国最重要的可能是言论自由。

　　GE：你最痛恨什么？

　　方：不诚实的行为。无论是学术还是做人，包括跟人打交道。碰到这种事我都特别敏感。中国人喜欢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一种防范心理。我信任任何人，甚至陌生人。我的处事方式是一种美国人的方式，打交道很单纯，要骗美国人一次是很容易的。但只要有一次，他就不会再信任你。中国对不诚信却异常宽容。一方面是习惯性地提防别人，一方面却对骗人不诚信的行为有高度的容忍，甚至暗自窃喜自己提防得挺对。

　　GE：声名给你带来了什么？比如财富？

　　方：有可能带来更大的财富，比如出书后会卖得更多，这是好事。代价是不自由。我现在不满的一点就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这都是名声惹的。我没法一个人上街，步行都不行，总会被人认出来。我没办法坐地铁或者去商店买东西。

　　GE：你对金钱渴望吗？

　　方：我对物质没有过多欲望，不会单纯为赚钱做事，但如果做事能顺带赚钱，我也不会排斥。

　　比如我不会为赚钱特地去主持某个节目，肯定先是对节目感兴趣，其次才是赚钱。遇袭后，很多人希望拿钱给我雇保镖，我都不要。后来网友搞了一个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护资金，这我接受。我从不跟钱发生直接的关系，也不参与其中。

　　GE：你打假的底线是什么？

　　方：不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纯粹的公益事业。我不会拿别人的钱去打假，或者为赚钱打假。这会失去独立性。

　　GE：有人试图用钱收买你吗？

　　方：目前还不存在这种情况。要来跟我“私下交流”的，我一概不见。我的原则就是不给这些被我揭露的人机会。比如特仑苏事件后，蒙牛曾希望邀请我去参观其工厂，我压根儿不会去。后来他们想“私下交流”，消除误会。我说公开交流可以，要把媒体、专家都请来，可以公开辩论，蒙牛没这么干。一来是我不给他们机会，二是他们可能对我这个人有所了解，知道我不可能被收买。

　　“我很像猫头鹰”

　　GE：很多人觉得你带来的只有破坏性，你的建设性在哪里？

　　方：搞科普可以说就是建设性的。打假也是。中国从来都不是诚信社会，现在的口号是“重建诚信体系”，本来就没有，何来重建？要建也是从头建。我很喜欢看野史，尤其是明朝。里面骗人的方法跟现在很类似，当时传教士对中国人的观感就是爱骗人。

　　GE：为什么你特别喜欢读明朝的历史？

　　方：一方面政治很黑暗，另一方面仁人志士特别多，拼命反抗黑暗。读这段历史，一方面是痛心疾首，另一方面热血沸腾。这些人中，我最欣赏袁崇焕、于谦、张居正，他们都是非常清醒的人。

　　GE：你最不自信的是什么？

　　方：做不了的事情太多了。我也不追求人际关系，交往能力我觉得还行吧。

　　GE：你正常一天的工作是如何安排的？

　　方：比较枯燥。早上一般看情况，快到中午起床。看微博、收邮件、查资料整天都在网上泡着。晚上是我的写作时间。我一般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

　　GE：对于这种生活，你有厌倦感吗？

　　方：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好，生活和思想都很自由。除了人身自由有一些限制，没人来管我。

　　GE：你觉得自己像哪种动物？

　　方：猫头鹰。我很喜欢猫头鹰，家里也收藏了不少有关猫头鹰的艺术品。我俩作息很像，还都抓害虫。在古希腊，猫头鹰是智慧与思想的象征，很多哲学家都用猫头鹰作标志。猫头鹰也长得很漂亮，在鸟里头是比较好看的。

　　GE：如果可以穿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方：古希腊的自由思想家，过一种整天与人思辩的生活。我希望和亚里士多德同一个时代，而不是孔子。

　　GE：你觉得公众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方：最大的误解肯定是认为我是一个很偏执的人、一个狂人、一个疯子。

　　GE：有可能改变这种误解吗？

　　方：不可能。一变的话，整个文风都变了，揭露造假就不犀利了。这种误解恰恰是因为现在的社会不正常。哪天对我没有误解了，这个社会就正常一些了。应该是社会要改变，而不是我自己去改变。我要做的是想改变社会，所以不会让社会来改变我。

　　GE：你希望一百年之后，人们如何谈论你？

　　方：一个对传播中国科学精神有贡献的人。

　　GE：终老之时，你会原谅哪些造假者吗?还是像鲁迅那样：一个都不宽恕？

　　方：原不原谅关键看他认不认错，不认错我为什么要原谅他？（陈丹琼、洪丽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方舟子是如何打假的】

　　（以质疑韩寒为例）

　　一、了解背景

　　例如韩寒的写作能力、文学修养、创作经过等，初步判断其写作能力一般，说明没有写作《三重门》的能力；而其创作《三重门》的经过也有不同说法，前后说法不一样；关于新概念获奖作文也疑点颇多。

　　二、寻找证据

　　做文本分析，从作品中找破绽。比如有些作品中的文学描述难以相信是其当时的生活阅历。

　　三、搜集旁证

　　大量搜集和研究韩寒接受访谈的文字特别是视频采访时的表现，根据常识来进行判断。从访谈中可以发现，他从来不谈自己的文学作品，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不正常的。

　　四、交锋

　　逼对方出示更多证据，使其“被告方证据”转为“控方证据”。如韩出示的家书、就诊记录等多处与其本人生活背景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