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名词论争，走向公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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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名词论争，走向公民实践 / 张天潘

2012-01-05 22:22 | 阅读(1245) | 标签: 韩寒, 韩三篇, 革命, 民主, 自由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圣诞前后，韩寒在博客上相继贴出了《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文，所表达大体上是“对暴力革命绝望、对低质民主失望、对文化自由希望”的一层意思，文风上也与以往他的文章不同，有了相当的变化：少了嬉戏调侃，多了严肃庄重，也是他少见的直接发表对于宏大政治命题的见解。这注定是要被历史记住的三篇文章（特别是第一篇），不是因为他提出了怎么惊世骇俗的观点或者指出了切实可行的道路，而是抛砖引玉（也可能是抛玉引砖了），让这些个个都是敏感无比以至于成为禁区的名词，终于让大家有了一个敞开讨论的机会，各路人马的表达欲前所未有地井喷。这便是韩寒无可争议的影响力，他贴出了三篇文章，和这个世界谈了一谈，便点燃了蛰伏好一段时间的启蒙或理性辩论，也无意间接过辛亥革命百年后的话题，延续了中国人近代百年以来有关中国的出路与未来的思索。

娜拉回来与“德先生”的落寞

首先要说的是，关于民主、革命、自由的著作与论述，汗牛充栋，再牛逼的人物，你也不能说都读过。所以，对于韩寒不读书的指责，十分可笑。更何况，每个人对于这些名词与内涵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因此这些没有明确定义的名词，如何解读都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这些名字之前早已被添加了各种修饰语，也便有了更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意，诸如“光荣革命”、“天鹅绒革命”等等，意义就更为外延、深入了。

尽管看法不一态度迥异，但透过这样的一场讨论，可以看出，在如今这个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分层多样化的社会形态下，各种纷呈的观点其实是各种思潮的集中反映，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纷纷在此碰撞。这是一件好事，大家都讨论，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不同视角与出发点之别。

关于“革命”“民主”“自由”的讨论，在中国这一百多年里起起伏伏，早已面目全非了。新文化运动时就被抬得高高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赛先生”现在早已落地生根遍地开花之时，“德先生”却依然犹如天边一朵云，这估计是百年前人们绝对难以预料到的吧。事实上，就笔者个人来说，从这个讨论的一开始，我就感到无比的无奈与难过，在科学领域早已走向太空、开始研究超光速中微子的时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我们却还在不停地重复着辩论着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民主是好还是坏之类最古老的社会命题；在人家早已开始反思民主制度带来的一些弊端的时候、社会稳定得连几个人在华尔街打地铺就成为重大群众性事件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民主、要不要革命，革命之后会带来什么的问题。这真让人有些难过，正如一个面黄肌瘦的人，还在毫无意义地讨论要不要吃汉堡包，而人家已经在反思汉堡包对于身体的危害了。更可恶的是，还有人站出来说，你看，人家都说汉堡包是垃圾食物了，我们是千万不能吃的，还是饿着走自己的路吧。

但尽管如此，还是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韩寒所言的革命或革命之后的担忧，在1923年12月鲁迅也表达过，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中，他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命题，其中的隐喻是——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但出走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解决，革命便只有类似于娜拉出走以后的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不过鲁迅也同时指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这里的鞭子，我们可以理解为外来的力量，也可以理解为相对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于是，这也就说明，在权力的惯性之下，没有外力的推动，是很难改变的。但革命如果不是药方，出路又在哪里呢？很显然，鲁迅也只能回答“我想这鞭子总要来……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但到了现代社会，这个答案，其实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要公民社会发展与成熟起来。

革命与民主：托克维尔的忧虑

出身在同样有着革命惯习的法国，托克维尔对于“革命”“民主”“自由”无疑有着与我们这百年来国人相同的心境。他对自己的法国同胞，有着严厉的指责。当然，他也对当时最为优越的政体下的美国有着深刻的观察与思考。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制度所以能够在美国发芽扎根，得益于三个要素——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但在这三个要素的重要性上，他又认为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这里的民情，换成中国特色的词汇，就是“素质”了。

他对美国的民情的赞辞溢于言表，对法国乃至欧洲的民情却大为不满，他说到：“有一些欧洲国家，其居民……对自己村庄的遭遇、街道的治安、教堂教士的处境，都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这一切事情与他们毫无干系，应由被他们称作政府的强大的第三者管理……他们对一个小军官的随意摆布都能表示服从，但当部队撤退以后，他们就象战胜了敌人似地敢于冒犯法纪。因此，他们将永远在奴性和任性之间摇摆。当一个国家达到这样地步的时候，它就得改造自己的法律和民情，否则就将灭亡，因为它的公共道德的源泉已经枯竭，它虽然尚有百姓，但已无公民。”

这些话听起来，与韩寒所表达的意思如出一辙。不过，与韩寒不同的是，托克维尔更犀利地指出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与背景，我们可以看看托克维尔对当时法国的情形是怎么说的：“专制制度比其他任何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持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了。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在狭隘的个人主义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做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性，一切互相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紧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当然，体制同样又是这个社会的人组成，于是这其中的关系，就如韩寒说的是鸡和蛋的问题：体制也曾经是民众选择的，然后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体制，造成了民众的“素质”问题，“素质”又加剧了体制的恶习，最后恶体制更加让素质恶化，终于陷入无解的循环之中。

公民社会才是根本的出路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说到：“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对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藉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尚。”这也暗示着，除了时间上的差别，不管革命与否，最终都是需要或者走向一个思想成熟、法律至上的良好社会状况。而这无疑清晰地指向了公民社会的形态。比起韩寒带着极为悲情的近乎乞求的“要自由”诉求，还不如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的民主先行者——台湾与香港，无一不是有着较为发达的公民社会。

现在中国的民间力量，大家都早已见识到了。但同样是这样的一批人，可以在汶川、玉树大地震后，众志成城，可以在平日里相互不关远光灯，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行为，原本是很正常的，不能就此认定素质高低与否。素质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在实践、参与中自觉自愿地培育出来的。如何自觉自愿培育呢？答案是：参与！学者吴思在《造化的报应》一文中,就对这些长期被人诟病却又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无公德的劣行,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便没了根基。于是，不难发现，真正地改变不管是“素质”还是“民情”，唯一的途径，就是让更多人能够回到游戏规则中。而如何让人们重回游戏规则？其实也同样只有一条唯一的途径，就是让更多的人自己参与到游戏甚至游戏规则的制定之中，也就是说，这个公民社会是所有参与者的建构的。然后才能积极有效地参与每一件与我们自身利益攸关的日常行为，最终促成一个良序社会。

公民社会为何是根本出路？很显然，它可以避免因为那些名词所引发的争论，因为公民社会与素质论无关，更没有必要开口闭口在争论那些宏大的语意不清的名词，所有的争议，早已消化到每一个具体的实践与事件中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它不是改良，却可以避免社会的大动荡与暴力冲突，因为公民社会中有“公民”，这本身就意味着是承认现状（不一定要认同）之下的身份定位的，所以不存在暴力革命、推倒体制、另起炉灶的必要，它的发展，指向的民众自己的自我管理与扶持，而非针对体制，所以几乎无危害性。它还能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一个广阔的缓冲地带，避免了二者的直接对峙。公民社会所能够形成的权力制衡，是以合理合法的权利来约束和制衡权力，而非一种权力对另外一种权力的紧张乃至争斗关系。

因此可以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革命，民主也不会从天而降，自由也是难以讨要到的。于是，我们必须仰赖公民社会的建构，培育公民社会，培养社会力。因此，开放民间组织、实行农村自治、社区自治、行业自治等民间的自我管理能力，势在必行，以此才能培育公民有更多的公共关怀。当然，这就需要从影响力的人开始，比如，韩寒在批评的同时，是否能够更进一步，号召一次关远光灯运动呢，如同随手拍解决拐卖儿童与免费午餐项目一样，从更具体化的活动中感知与体验公民社会的好处与温暖，是否比大谈大而空的革命、民主与自由，来的更有意义，更有建树呢？也不要再显得有些一厢情愿的“不清算、向前看、各让一步”。

简而言之，有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有了大量的民间组织，尤其是中产阶层的组织，再通过这些组织以及参与这些组织，我们的社会公民，才可以更好地遵守与建立规则、学会理性解决分歧、组织化地保障权利。应该有更多人的，在这种口水战之后意识到，不管是革命、民主还是自由，公民社会都是它们的充要条件，绝对不可或缺。更最主要的，种种的事例表明，公民意识已经成长、公民社会已经在路上，这是任谁无法逆转的，希望正在前方。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2012年01月01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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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剑封喉 | 2012-01-06 10:31
支持(7)反对(1)
公民社会的发展没有制度的保证根本不可能。

公民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言论自由。而开放言论自由对于一个专制政权来说你就是要了它的命，它能开放吗？

至于“号召一次关远光灯运动”呀、“随拍”呀、甚或“四讲五美”、“治五乱”等等只不过是一个社会里道德观念和道德风尚的提倡，是一种慢功夫，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社会演进。

企图用社会的道德演进代替制度的更新正是韩寒之流中国改良派的“软肋”所在。

公民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不是在那种专制制度下的“伪民主”，一个专制体制是根本不可能承担如此重任的。

那种认为“公民社会------不存在暴力革命、推倒体制、另起炉灶”的想法或观念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请看我后面对王小平的回复。谢谢您的批评。

--- 张天潘
王小平 | 2012-01-06 11:13
支持(6)反对(1)
张天潘先生此文，在上个星期的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上，已经拜读了，其实颇能代表南都一贯的立场，也就是小脚的立场，又想迈步子，又舍不得或不可能把自己缠着的小脚放开，结果就是混淆视听，将非常严肃的，认真的，现实的政治问题争论一概而论的斥之为所谓“名词论争”，而想要在维护或不触动目前的黑暗专制的前提下，作局部的改良，结果只有重复重复再重复的申明过去那些老调，最多换点新人或新名词而已，实在没有多少新意可言。

问题是，在一个中宣部早已下令，连公民社会这四个字都不准出现，不许讨论的国家里，您如何走向公民实践？您所谓的公民实践究竟何所指？是否要结社集会？是否要具备最起码的言论自由？而一旦民众为了维护自己切身利益，触动了执政者的底线，利益或敏感地带，是否又照例的暴力维稳下去？或是如同对乌坎一样，软硬兼施，死了人后先退一步，拖一拖，待到风头过去，大佬上位，再来秋后算账？

张天潘先生最后许诺：“有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有了大量的民间组织，尤其是中产阶层的组织，再通过这些组织以及参与这些组织，我们的社会公民，才可以更好地遵守与建立规则、学会理性解决分歧、组织化地保障权利。”是啊，多么美妙的设想啊，无非还是寄托在所谓中产阶层之上的幻想，可惜，您寄托的对象不是权贵集团的一分子，便是眼看风紧，扯呼，早已移民外逃，或是在党进民退，人为的，制度化的经济危机中沦为小资，甚至蓝领了，何尝有过真正的中产呢？

张天潘先生煞有介事，居高临下的说：“在这种口水战之后意识到，不管是革命、民主还是自由，公民社会都是它们的充要条件，绝对不可或缺。更最主要的，种种的事例表明，公民意识已经成长、公民社会已经在路上，这是任谁无法逆转的，希望正在前方。”

这里恰恰在倒果为因，没有制度变革，何谈公民社会？能够走良心发展的，自然转型的公民社会之路，谁愿意陷身危机？避开中国当局黑暗专制，权力世袭的制度本质和问题根源，一再的向大众单方面鼓吹空洞虚无的公民社会，而非面对现实，承认现实，然后尝试在结束专制的广泛共识与联合下，去改变现实；天花乱坠而无所作为，大话连篇而虚无缥缈，十多年了，何尝有过一点点改观？我想，这种多年如一日的，体制内的骑墙论调，阻碍着社会的真实进步，才是真正的徒劳无益，拖后腿的“口水战”呢。

这些话题，肯定是谁也无法说服谁的。我就您的关键点：没有制度变革，何谈公民社会？回复下吧：49年时，是有制度变革了，有公民社会了吗？台湾是先制度变革才有公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社运活动的持续开展）才推动了制度变革？我所阐述的，正是以公民运动才推动制度进化的（非变革）。事实上，我是一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反对革命（中国式革命几乎都是卑劣者的舞台），但也深深明白，权力没有催打是不会前进的，所以，就必须更多的公民实践，这是我目前的智商所能想得到的解决方案了，而且不管你如何否认，中产阶层已经客观存在了，问题是财力是上了，权利上却不是，所以更需要通过实践来争取，不然又能如何？坐等更牛逼的解决方案。ps：感谢您的批评

--- 张天潘
牛皮 | 2012-01-06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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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韩寒，我们总于可以讨论革命了。

感谢温家宝，我们总于可以讨论正义了。

其实2012年是中国的革命年，因为改革已死。

现在地方政府都在抗命，房产限购令就是一例。

好笑的是，在文人的吹捧下，迎来韩寒的“反革命”论。

海边老王 | 2012-01-09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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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韩寒三篇文章引发的不是抛砖引玉，大家终于可以谈民主的问题；而是以他的影响力，体制终于很高兴的发现，知识分子其实对民主是没有信心的。而以韩寒的话语权，对青年人的庞大影响力，导致尚不能以楼主如此理解力的年轻人产生了迷惑，原来民主是不能实行的。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其次，各位知识分子所说的繁复哲学，什么公民社会的名词一堆，都是狗屎一堆。民主是抑制人性恶的一面，产生对权力、压制和剥夺的制衡体系。在这个制衡体系形成之前，无论法制、公民社会都无法完成。不用说公检法的力量如何，你连上街都无法合法做到，申请无人批准，开口小心喝咖啡，至此所有p话仍旧是p话。

没有群体事件，1510的言论也会被视为反革命，这个网站早就不复存在。不过由于有了你们各位知识分子的不同解读，我想体制会非常高兴让这个网站及韩寒的类似言论存在，因为你们混淆的民主概念，比体制的解读更有说服力。

牛皮 | 2012-01-06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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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教能建立民主体制吗?法治才能保障民主体制。

法律的执行，就是文人们说的“暴力”。

韩寒不是论政治的料，却被吹捧意见领袖。

网络五毛当道，比谁的嗓门大。

评论(13)

1一剑封喉 | 2012-01-06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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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的发展没有制度的保证根本不可能。

公民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言论自由。而开放言论自由对于一个专制政权来说你就是要了它的命，它能开放吗？

至于“号召一次关远光灯运动”呀、“随拍”呀、甚或“四讲五美”、“治五乱”等等只不过是一个社会里道德观念和道德风尚的提倡，是一种慢功夫，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社会演进。

企图用社会的道德演进代替制度的更新正是韩寒之流中国改良派的“软肋”所在。

公民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求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不是在那种专制制度下的“伪民主”，一个专制体制是根本不可能承担如此重任的。

那种认为“公民社会------不存在暴力革命、推倒体制、另起炉灶”的想法或观念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请看我后面对王小平的回复。谢谢您的批评。

--- 张天潘
2牛皮 | 2012-01-06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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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韩寒，我们总于可以讨论革命了。

感谢温家宝，我们总于可以讨论正义了。

其实2012年是中国的革命年，因为改革已死。

现在地方政府都在抗命，房产限购令就是一例。

好笑的是，在文人的吹捧下，迎来韩寒的“反革命”论。

3牛皮 | 2012-01-06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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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教能建立民主体制吗?法治才能保障民主体制。

法律的执行，就是文人们说的“暴力”。

韩寒不是论政治的料，却被吹捧意见领袖。

网络五毛当道，比谁的嗓门大。

4王小平 | 2012-01-06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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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潘先生此文，在上个星期的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上，已经拜读了，其实颇能代表南都一贯的立场，也就是小脚的立场，又想迈步子，又舍不得或不可能把自己缠着的小脚放开，结果就是混淆视听，将非常严肃的，认真的，现实的政治问题争论一概而论的斥之为所谓“名词论争”，而想要在维护或不触动目前的黑暗专制的前提下，作局部的改良，结果只有重复重复再重复的申明过去那些老调，最多换点新人或新名词而已，实在没有多少新意可言。

问题是，在一个中宣部早已下令，连公民社会这四个字都不准出现，不许讨论的国家里，您如何走向公民实践？您所谓的公民实践究竟何所指？是否要结社集会？是否要具备最起码的言论自由？而一旦民众为了维护自己切身利益，触动了执政者的底线，利益或敏感地带，是否又照例的暴力维稳下去？或是如同对乌坎一样，软硬兼施，死了人后先退一步，拖一拖，待到风头过去，大佬上位，再来秋后算账？

张天潘先生最后许诺：“有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有了大量的民间组织，尤其是中产阶层的组织，再通过这些组织以及参与这些组织，我们的社会公民，才可以更好地遵守与建立规则、学会理性解决分歧、组织化地保障权利。”是啊，多么美妙的设想啊，无非还是寄托在所谓中产阶层之上的幻想，可惜，您寄托的对象不是权贵集团的一分子，便是眼看风紧，扯呼，早已移民外逃，或是在党进民退，人为的，制度化的经济危机中沦为小资，甚至蓝领了，何尝有过真正的中产呢？

张天潘先生煞有介事，居高临下的说：“在这种口水战之后意识到，不管是革命、民主还是自由，公民社会都是它们的充要条件，绝对不可或缺。更最主要的，种种的事例表明，公民意识已经成长、公民社会已经在路上，这是任谁无法逆转的，希望正在前方。”

这里恰恰在倒果为因，没有制度变革，何谈公民社会？能够走良心发展的，自然转型的公民社会之路，谁愿意陷身危机？避开中国当局黑暗专制，权力世袭的制度本质和问题根源，一再的向大众单方面鼓吹空洞虚无的公民社会，而非面对现实，承认现实，然后尝试在结束专制的广泛共识与联合下，去改变现实；天花乱坠而无所作为，大话连篇而虚无缥缈，十多年了，何尝有过一点点改观？我想，这种多年如一日的，体制内的骑墙论调，阻碍着社会的真实进步，才是真正的徒劳无益，拖后腿的“口水战”呢。

这些话题，肯定是谁也无法说服谁的。我就您的关键点：没有制度变革，何谈公民社会？回复下吧：49年时，是有制度变革了，有公民社会了吗？台湾是先制度变革才有公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社运活动的持续开展）才推动了制度变革？我所阐述的，正是以公民运动才推动制度进化的（非变革）。事实上，我是一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反对革命（中国式革命几乎都是卑劣者的舞台），但也深深明白，权力没有催打是不会前进的，所以，就必须更多的公民实践，这是我目前的智商所能想得到的解决方案了，而且不管你如何否认，中产阶层已经客观存在了，问题是财力是上了，权利上却不是，所以更需要通过实践来争取，不然又能如何？坐等更牛逼的解决方案。ps：感谢您的批评

--- 张天潘
5浪琴浪琴浪琴 | 2012-01-06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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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一楼观点。

没有社会博弈，就没有公民社会。一个自治的国家的最基本要素就是允许广泛存在的非暴力的社会博弈。

而在极权一手遮天的情况下，没有合法的示威游行，民众甚至无法争取到原本属于自己的基本人权，更不谈博弈。

但是独裁的本质特点就是敢于破坏任何规则无视任何人权的维护独裁统治以及由此带来的垄断利益，并不惜动用军队武警镇压。

试问，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如何建立？

其实你的意思，正是我文章的意思啊。博弈——公民社会的建构，培育公民社会，培养社会力，社会有力了，才能和权利博弈啊，形成权力制衡，以合理合法的权利来约束和制衡权力。

--- 张天潘
6浪琴浪琴浪琴 | 2012-01-06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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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章所鼓吹的“随手拍解决拐卖儿童”，真的能解决拐卖儿童的问题吗？

在底线缺失的社会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种做法，还包括社会腐败，于是反腐败，结果越反越腐，所有人不是都看到了吗？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种做法，还包括食品安全有问题，不停修改食品标准，结果为了满足所谓的标准导致的三聚氰胺事件仿佛就在眼前。

所有能理性思考的人，应该理性思考一下，究竟应该如何反腐败，如何保障食品安全？能否考虑到腐败不止的根源在制度，食品安全的根源在以独裁为背景的特权对商业利润的掠夺（含税收）？

好吧，我也真想我是中南海的，一声大吼，开始根源上的制度改革，利益集团全部关进牢里，然后反腐等问题都解决了。

--- 张天潘
7浪琴浪琴浪琴 | 2012-01-06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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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识确实已经成长、公民社会确实已经在路上，希望确实正在前方，可是，究竟是由暴力革命带来的血雨腥风进入民主社会，还是由非暴力的制度变革过渡到民主社会，这将决定着国家的将来。

至于过程究竟如何，也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智慧，不过如果政府及以南周为代表的媒体只知道不停喊口号，那么暴力变革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8柏蔚林 | 2012-01-06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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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刚看了题目，正想说几句，小平先生已经提前把我要说的都说了，谢谢。

引用： 王小平
张天潘先生此文，在上个星期的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上，已经拜读了，其实颇能代表南都一贯的立场，也就是小脚的立场，又想迈步子，又舍不得或不可能把自己缠着的小脚放开，结果就是混淆视听，将非常严肃的，认真的，现实的政治问题争论一概而论的斥之为所谓“名词论争”，而想要在维护或不触动目前的黑暗专制的前提下，作局部的改良，结果只有重复重复再重复的申明过去那些老调，最多换点新人或新名词而已，实在没有多少新意可言。

问题是，在一个中宣部早已下令，连公民社会这四个字都不准出现，不许讨论的国家里，您如何走向公民实践？您所谓的公民实践究竟何所指？是否要结社集会？是否要具备最起码的言论自由？而一旦民众为了维护自己切身利益，触动了执政者的底线，利益或敏感地带，是否又照例的暴力维稳下去？或是如同对乌坎一样，软硬兼施，死了人后先退一步，拖一拖，待到风头过去，大佬上位，再来秋后算账？

张天潘先生最后许诺：“有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有了大量的民间组织，尤其是中产阶层的组织，再通过这些组织以及参与这些组织，我们的社会公民，才可以更好地遵守与建立规则、学会理性解决分歧、组织化地保障权利。”是啊，多么美妙的设想啊，无非还是寄托在所谓中产阶层之上的幻想，可惜，您寄托的对象不是权贵集团的一分子，便是眼看风紧，扯呼，早已移民外逃，或是在党进民退，人为的，制度化的经济危机中沦为小资，甚至蓝领了，何尝有过真正的中产呢？

张天潘先生煞有介事，居高临下的说：“在这种口水战之后意识到，不管是革命、民主还是自由，公民社会都是它们的充要条件，绝对不可或缺。更最主要的，种种的事例表明，公民意识已经成长、公民社会已经在路上，这是任谁无法逆转的，希望正在前方。”

这里恰恰在倒果为因，没有制度变革，何谈公民社会？能够走良心发展的，自然转型的公民社会之路，谁愿意陷身危机？避开中国当局黑暗专制，权力世袭的制度本质和问题根源，一再的向大众单方面鼓吹空洞虚无的公民社会，而非面对现实，承认现实，然后尝试在结束专制的广泛共识与联合下，去改变现实；天花乱坠而无所作为，大话连篇而虚无缥缈，十多年了，何尝有过一点点改观？我想，这种多年如一日的，体制内的骑墙论调，阻碍着社会的真实进步，才是真正的徒劳无益，拖后腿的“口水战”呢。

9柏蔚林 | 2012-01-06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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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本身就是公民实践的一部分，二者无可分割，不存在先后。比如英国历史上的酒吧，就起到了类似今天互联网的作用，社会公众近距离交流信息，为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做的，更不存在一个叫做“公民社会”的样本。历史上只有一种主义，是跨着大步进去的，里面一切都是领袖设计好的。

10恍然大悟 | 2012-01-06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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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又要批评中国的文人了。中国文人的特征，除了大部分遵从孔夫子“学而优则仕”地为三斗米折腰，甘做犬儒者外；其它具有理想的文人，全都自我浸泡在文字理想里，不知不觉地做着文字的游戏。唯独缺乏历史和人文的视觉，缺乏从出生到成长过程的全方位的思考。因此，这类文人往往都因脱离实际，而不仅难以施展抱负，也成为一切专制的当政者制造悲剧的牺牲品。

人类的发展是逻辑连续的，都是因果关联的。公民要有产生公民的社会基础，而不是自我粘贴一个“公民”二字的标签。尽管楼主开始走出这样的误区，但是，我认为还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那就是人权。如果没有人权，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至于中国的变革，参看今日欲发表的《经济、文化和制度》一文。欢迎拍砖！

11浪琴浪琴浪琴 | 2012-01-06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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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管你如何否认，中产阶层已经客观存在了，问题是财力是上了，权利上却不是，所以更需要通过实践来争取，”

反对，谁说财力上够了？

一小部分精英的财力是够了，可是中产阶级要养家糊口，罢工的话怎么养活老婆孩子？经济能力制约了民众对政治权力的争取，这是民主实现最困难的地方。

如果希望非暴力方式变革的话，则必须有能力的人先行一步组建反对党，方可带动大众争取自身权力。

12山姆士Rights | 2012-01-08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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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堕落，黨腐权贵严控社会，封杀言论自由的鸵鸟手段，只会激起民变，重回历史上王朝的 暴政和暴民死结。

13海边老王 | 2012-01-09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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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韩寒三篇文章引发的不是抛砖引玉，大家终于可以谈民主的问题；而是以他的影响力，体制终于很高兴的发现，知识分子其实对民主是没有信心的。而以韩寒的话语权，对青年人的庞大影响力，导致尚不能以楼主如此理解力的年轻人产生了迷惑，原来民主是不能实行的。

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其次，各位知识分子所说的繁复哲学，什么公民社会的名词一堆，都是狗屎一堆。民主是抑制人性恶的一面，产生对权力、压制和剥夺的制衡体系。在这个制衡体系形成之前，无论法制、公民社会都无法完成。不用说公检法的力量如何，你连上街都无法合法做到，申请无人批准，开口小心喝咖啡，至此所有p话仍旧是p话。

没有群体事件，1510的言论也会被视为反革命，这个网站早就不复存在。不过由于有了你们各位知识分子的不同解读，我想体制会非常高兴让这个网站及韩寒的类似言论存在，因为你们混淆的民主概念，比体制的解读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