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振义:骆氏针灸
(2012-04-15)
早报导读
[金融风暴] 欧经济危机掀起“自杀潮”
[财经评论] 全球股市开始调整?
[朝鲜问题] 朝鲜阅兵展示新型导弹
[中东冲突] 伊朗与各国核会谈“积极有用”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上任半年来,一直受到中国舆论的关注。(中新社档案照片)
● 许振义
义点义见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上任半年来,一直是中国媒体的焦点。从西雅图机场背包买咖啡,到拜登吃面,到出差坐经济舱,长着华人面孔、取了华人姓名但行事很不中国的骆家辉就像针灸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许多人的敏感穴位。
两周前,骆家辉抵达海南出席博鳌论坛年会。由于作为论坛会场的索菲特酒店要价是美国政府差旅财务规定的三倍,骆家辉于是选择了附近一家四星级酒店。这事又引发一阵议论,舆论一下子又聚焦“三公消费”头上。
三公消费指的是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公费差旅。此顽疾多年来困扰中国社会。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说,三公消费一年1.9万亿元人民币(约4000亿新币),占行政开支的60%。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近日评论:“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这么大的胃口,怎么控制?我认为,一是制度公开透明,二是制度贯彻执行,三是改善社会风气。这三点说来容易,却举步维艰。
以公款招待来说,在中国,很多单位只要求领导在账单上签个字,写个“北京来人”、“省政府来人”就搞掂。由于语焉不详,就有了很大的模糊空间可供自由发挥。可喜的是,一些地方和单位据悉已经开始对公款招待执行比较严格严谨的报批手续,比如提供客人详细名单、招待理由。这就是制度公开透明。
但是,制度如果没人遵循,抑或有意绕道而行,终究沦为一纸空文。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三公消费以至其他许多政治及社会问题无法有效解决的原因。
我在江苏当公司总经理时,按新加坡政府部门制度来规范公司的用车制度。凡用车都必须有明细记录,记下用车的起始时间、起始公里读数,出发地、目的地、结束时间、结束公里读数、用车人签字确认。这个制度本来贯彻执行得很好,而且完全控制了公车私用问题。后来,有一次,公司总部中国籍审计经理前来,我们把车子交给他自己开。开始几天他还认真记录,到后来根本就不记。他走后,江苏公司的这个用车记录制度就再也没有人遵循了。制度只能约束工人,约束不了干部。干部不遵循制度却无人问责,上梁不正下梁歪,很快就会形成立法容易执法难的局面。
中国社会讲究的顺序是:情、理、法。情总是优先考虑的。三公消费之所以遏制不住,一个原因就是太讲人情,太讲领导权威,许多人不愿也不敢按照制度规定严格审批领导的三公消费。更有甚者,三公消费有时甚至成了犒赏或补贴公务员的一个权宜办法。中国不是没有三公消费审批制度,而是不严格遵循,难得贯彻。
社会风气是导致三公消费问题难以解决的另一原因。中国社会不但官场爱搞特殊,民间也爱搞特殊。我在北京经营汽车租赁公司时,有个医生前来租车。他见到我时,说了一句“以后你有什么事到我们医院来,给我打手机,不必排队了”。只要手上有可以利用的权力,就会搞点特殊,占点便宜,实在是难以自律甚至根本不可能自律。官员如此,交警如此,医生如此,检票员如此,工厂的保安也是如此。社会上人人讨厌特殊,却又自己盼望特殊。
当官场爱搞特殊时,你就很难要求民间不受污染。当官员们越来越崇尚享乐,讲究好车好房、好吃好喝、豪华排场、名表名包,你就很难要求社会崇尚节约。反之亦然。官员与社会不是两个截然不同、毫无关系的群体。官员会影响社会风气,社会风气也会影响官员。仇官很容易,反思自身却需要勇气。
当今的中国经济正好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物质生活普遍提高了,但是精神生活、政治生活没有相应的提高。在政治上,一党专政却又缺乏有效的独立监督;社会上乱象丛生,弄虚作假已经到了毒害民生的地步,同时又奢侈浪费,攀比成风。缺乏监督、弄虚作假、奢侈浪费——
三公消费只是这些更深层次问题的表面泡沫。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仅靠表层的制度和文件是无法控制住三公消费的。除了制度和文件之外,恐怕还得在政治上和社会风气上改革努力。在这方面,骆氏针灸虽然做不到针到病除,但是,提供个借鉴,用以清毒明目,还是有点功效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事务处主任,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