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尺规：驳环时社评和王文的“反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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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



文中有两个关键论点：一是“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二是“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第一句的预设前提是“民众允许一定程度的腐败”，否则原话就是个假命题。但什么程度的腐败是民众允许的呢？第二句补充，现阶段的腐败民间应当理解。看到没，人家确实有办法快速把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但方法不是减少腐败，而是把民众允许程度抬高到当前腐败的水平。这种“逆向思维”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文章标题挂着“反腐败”的招牌，但通篇只写反腐之“坚”，对于如何“攻”只说了个不知所指的“综合发展”，然后就是要民众接受现实、理解腐败，硬生生地把“攻”变成了“受”。如此文不对题，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指责别人“标题党”？



环时的谬论被批驳后。王文写文为之辩护 《反腐要坚决，要从制度入手，但切忌唱高调》，又是一篇挂羊头卖狗肉的文章。标题写着反腐“要从制度入手”，但文中却对“制度”只字不提。



主论点就是“切忌切唱高调”，批评曹林等人“高调反腐”的言论。他的论证过程是这样的：刘志军等大腐败分子都曾经“高调反腐”，然后“不恰当地联想”（王文原文），得出“高调反腐”的曹林等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种论证水平实在令人无语。



关于如何反腐，王文认为“民主”药方是“空洞”的。我见过有人骂民主“虚伪”、“混乱“、“平庸”，不论对错，多少还算有点依据吧，这“民主空洞论”还是头一回听说。民主最大的优点就是有可操作性，最实在不过了。就中国当下而言，参选人大代表和就任官员要把自己的简历、家庭状况、财产、收入向选民公开，三公消费的标准和预算要由人大通过，揭露腐败的言论不得受到行政手段的干预，这些实实在在可以推进的事情空洞在哪里？



王文不屑于“高调反腐”，那他有什么“低调反腐”的良方呢？ 从他的文章中，可以总结出两点：



1.“致富反腐论”



【没有一个贫穷国家真正解决了腐败，那在发展中国家过早推行所谓“民主”的，腐败情况更糟。看看透明国际组织的“2011世界各国腐败指数排行榜”，排名前列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中国排在70多位，与中国人均收入在全世界的排名大体吻合，而像菲律宾、印尼等国家都在100名开外。】



先纠正王文一个错误，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是“各国腐败印象指数排行榜”（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它基于调查问卷，而非用经济数据统计，实际上更接近于环球社评中的“腐败痛苦感”（而环球社评认为中国是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不知道依据何在）。



王文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比“素质论”更荒谬的论点：中国腐败难以治理，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因为中国“穷”。穷国腐败那是客观规律，所以在富裕之前就别指望了。而且因为“穷”，中国不应过早实行民主，否则会加剧腐败。反过来说，解决腐败问题，要靠致富，等中国变成富国，自然就没有腐败了，也可以实行民主了，这是否就是环球社评语焉不详的“综合发展”？这种靠“等”解决腐败的论调，是否是“宽容腐败”？官员财产公开喊了这么多年，还需要再等10年，难道是因为官员太穷了，公开出来太丢脸？三公消费减不下去，难道是因为百姓太穷了，喝不起茅台，只能靠三公消费拉动内需？





从实证角度讲，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腐败程度确实存在相关性，但相关性不能胡乱解读成因果关系，这是中学生都该懂的道理。比方说另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西方国家的富裕和政治清廉，都来自完善的民主制度。退一万步说，就算穷国必然腐败，也不妨碍我们以零容忍的态度，争取做同等经济水平国家中，政治最清廉的那个。以经济发展解决腐败的论调可以休矣。





2.“以身作则论”

【喊“反腐”一点都不稀奇……关键是要做。怎么做？怎么做得好？怎样以身作则地做得更好？】

【我痛恶腐败，很愿意与我的同行恪守媒体清廉，一直为中国社会的反腐工作尽媒体监督之责】



这个论调乍听上去不错，不要空喊口号，从我做起嘛。可一回想就觉得不对味，反腐根本上是政府责任，是制度问题（王文自己标题也说“从制度入手”），可却被王文变成了公民个人道德修养问题。众所周知，只有掌握公权力的人才有能力腐败。反腐的言论不针对官员，反而要求普通公民以身作则，这和“不攀比”“建立公民道德档案”何其相似。作为媒体人可以恪守“媒体清廉”，但新闻自由得不到保障，一道禁令下来，你怎么尽媒体监督之责？



时下很多言论将“反腐败”等同于“打击贪腐官员”，也是同样的问题，试图将腐败描述为一部分官员的道德败坏，来免除体制本身的责任。但要知道，海水里养不出淡水鱼，就算某个官员有操守，愿意以身作则，比方说公布自己的财产和收入，在现有体制下，他敢么？



所以，反腐败不是一个道德操守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制度建设的第一步，就是公权力的公开、透明。绕开最基本的制度问题，无论是“高调反腐”还是“低调反腐”，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