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论国民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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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7-25 09:29 作者:慕容雪村、钟蓓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26472次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在现实生活中就没了； 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就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结石婴儿，那些校车事故、动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那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为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监狱里的囚犯，以及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他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个原因，那就是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也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经常来香港，每次来我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重点是看那些时事政治观察家对大陆未来的预测和分析。在我看来，这些预测和分析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居民长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

　　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今天，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这些人格中的第一种我称之为“麻木人格”。民众被剥夺了大多数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点也常认为是政府恩赐的，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底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很少人会去思考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人要是被抢了，就饿了；被人打了，就忍着；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着；老婆被捉去流产，那就哭着。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打酱油，闭着嘴做俯卧撑，连死都是闭着嘴死，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

　　我们知道，如果你单独面对的是一个流氓，你惹不起还能躲。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对自己的麻木也往往是对他人的残忍和刻薄，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的同情心指数非常低。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十八位路人无一肯施予援手。其实这十八个人不仅只代表他们这十八个人，更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度不善良的群体。他们可以怒斥身边的乞丐，也可以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于自己的亲人的困难也极少给予同情。有人挨打他就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不幸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甚至在有人他要自杀的时候，这种人首先想到的是，“哦，他在炒作，他要出名”。

　　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画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说“嘿，该是我的就是我的”，没争过来什么，他就扮演先知，说“早知没什么用，你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说“活该，让你折腾。”

　　我们知道，大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叫《1984》。在《1984》中，男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和女主角茱利亚曾经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草地上，等他们把该做的都做了之后，温斯顿对茱利亚说，“你跟男人的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茱莉亚说，“完全明白”，温斯顿接着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他妈的一切美德，我希望每个人都腐败透顶”，茱莉亚回答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我们可以把这个看做是中国大陆人格的晚期阶段，到了这个阶段，人们会对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怀疑，甚至痛恨。他们会对一切的善意言行都不再相信，甚至表示极大地怀疑和仇恨。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就不再麻木，相反，变得极为愤怒， 而且还会极为暴戾，一点点小事都会引起他的万丈怒火，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而更为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比他更弱小和不幸的群体。

　　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作比方，我说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只能去打王胡，又打不过王胡，就只有去打小弟，小弟也打不过，就只能去打吴妈，连吴妈也打不过，就只能去打幼儿园的孩子。其实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的屠童案就是一个明证。

　　我讲的第二种人格，可以称之为“事实接受障碍”，因为长期的蒙蔽，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人们不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驳。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

　　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腐败没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馆，有各地的游客排着队络绎不绝地排着队去瞻仰膜拜他的遗体。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的公共汽车、出租车、私家车中，有不少司机会把毛泽东的照片像神像一样挂在车前，祈求他的保佑与庇护。

　　在两个月之前，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辩论的发起者是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的社长林治波，他认为在中国1959年到1962年的那场大饥荒压根就没发生过。而就是这个恶意的编造，这场辩论持续了大概半个多月，最保守的估计，有几万人参与了这场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你可以很惊讶于其中的观点和分歧，有那么多人就认为大饥荒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只是一小撮坏人别有用心地编造；还有些人会认为饥荒确实发生过，但是是在极短的时间和极小的范围之内，绝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有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有人会问，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见报纸和电视报道过，有人会问，既然中国曾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实行计划生育，另外有一些人会问，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有人会实际证明，我的家乡虽然也很贫穷，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还被饿死的。这些质问的固然是很荒谬，但是最荒谬的还是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既然他们没饭吃，为什么还不吃肉。

　　第三种人格可以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没有那么多时代，只有两个时代，就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终于皇帝，忠于朝廷，而现在的奴隶大多认为自己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但是很少提到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为被他们视为天敌。他们往往会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情都必须是跟爱国这两个字发生关系才有意义：他们学习是为了国家，他们工作是为了国家，他们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他们保护视力也是为了国家，甚至连衣食住行跟性爱也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其实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常常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有许多人都随时准备捐躯。

　　在最近发生的钓鱼岛事件或黄岩岛事件的领土争端中，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人会说“如果要去死的话，我愿意去死”。其实事情还没那么严重，在正常的国家，民主自由和人权斗士不错的词，但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这样的奴仆人格，如果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得乖张暴戾，成为所谓的“暴徒人格”。

　　在这些暴徒看来，世界上大多数的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任何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人，那就是耻辱，相反，如果一个中国男人找了一个外国女人而如果是外国妓女那就是最好，他们就认为这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只一次听这些爱国愤青们描述他们的理想，说“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到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

　　这些人会公开鼓吹战争，会经常叫囔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会要打你”。甚至有人会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送原子弹，然后运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内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输入几个字“原子弹炸东京”，看看会出来多少结果，同上述的话语和表现中，你们很容易就听到残忍的意味。

　　在本质意义上，现在的这群爱国愤青跟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是一个团体，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同样的盲目，也同样的愤怒，有着残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极不稳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倾向都应该被视为危险的事物，但是在中国大陆，政府长期纵容和玩弄他们的愤怒，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有几个合法的反外游行大都以这群人为主体，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如果条件时机成熟，这团火焰足以摧毁一切。

　　第四种我称之为“委屈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在这里，法律常常形同虚设，权力随时都有可能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界限。几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言行。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其实不仅仅适用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

　　以一家小店的惨淡经营当中，有许多部门和机构都会对它发生直接的作用，工商、税务、消防、治安、卫生防疫，任何一种权利都有可能让它关门，任何一次代办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的驱使之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利益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转移财产，甚至是拼命地挥霍，感觉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谚语，“被大火烧掉的明天”。

　　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本来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我们在这中国内地坐飞机，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飞机上，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景象，飞机还没有停稳，立即就有人站起来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开车走在路上，只要前方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其他车辆不顾死活地挤到前面去。只要在排队，就总是有人走捷径，钻孔当，破坏规则。

　　这种不安全同时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之间很少会有彼此信任、彻底敞开心怀的情况，按常常的情况是，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在很多时候都是个神话，更多的情况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甚至是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人格其中有个人素质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性教育，党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最重要的属性，人。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白。

　　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 在几十年前，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这中间有无数的灾难，也有无数的痛苦，糟蹋了无数人的青春，甚至是毁了无数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人在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辩护，在给那些吃苦的人辩护，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小说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景象，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与损害做辩护，找理由，甚至他们会为自己所受到的损害而欢呼和鼓掌。在大陆前几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讲得就是知青生活，这首歌曾经传唱一时，很多人都会唱。

　　在中国大陆，“牺牲”也常常被作为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牺牲的本意其实并不那么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是在号召人们牺牲。公厕木桶的漏水了，怎么办？把自己它捞起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里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去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谬。

　　我没有找最近的图片，这是一张过去的图片，现在是和平年代呀，你号召别人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未停止，它的遗毒也从未真正地肃清，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耳边，它就在我们身边。在这里，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学习。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三妈“文体，所以，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最后一句话说出来。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代中国大陆政府几乎没有停止要求人们去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落马、东窗事发之前，都曾经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也就越厉害。其实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往往就是他的掠夺。一家公司，如果号召他的员工无私奉献，其潜台词就是，你多吃点苦，多干点活，我少给你一点钱；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号，召它的人民去无私奉献，其实无异于赤裸裸地公开掠夺。

　　有人会问，难道一个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的是，一个社会固然需要那种甘于付出，见义勇为的行为， 但同时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限定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怎么奉献，无自由也不奉献。

　　在报纸上、电视上，我们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有人住上了早就该住上的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就该领到的救济金、抚恤金，于是就眼含热泪说“感谢政府”。我们没有理由去批评说这些话的人，我们只应该去谴责那些坦然无愧去接受这些感谢的话的人。你的纳税人活得这样艰难，你的纳税人活得连饭都吃不上，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

　　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的光荣的永不犯错的组织，他的权力应该是我们分给他的，他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就相当于我们的保安员或者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我们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师那样含着热泪感谢他们吗？那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我不是要歧视清洁工，但还是想说，如果有一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去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地去爱他，你就应该这么说，“我可以骂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应该这么说，“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马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 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饿，而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饿。我们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荷包里掏出来的，所以要时刻查他们的账。如果清洁工买一把扫把要花几万块，那就应该说他是贪污，如果清洁工，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用你的钱，那就应该说他是腐败，如果有清洁工， 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几万块一瓶的茅台，抽几百元的香烟，那其实我们每个纳税人都应该这样去想，换做是你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有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要依靠民间力量，而只有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什么也管不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事实上，是政府什么都不再管的功劳，或者说是他放弃管制的功劳。三十年代的历史证明，凡是放松管制的领域，都表现出勃勃的生机。比如说家电行业，放弃了对家电的管制之后，在几年之内，中国的家电行业就能跟世界其他品牌相抗衡，而且几乎还取得了优势。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多都一派死气沉沉。

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的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剧这么难看？因为电视剧管制；为什么当代中国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文化审查。我们还可以问，为什么当代中国的足球，尤其是男足这么臭？原因很简单，因为有一个足协。

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听取批评意见， 即使不情愿，也会强迫自己做出谦虚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往往会只喜欢歌功颂德，甚至有时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之下，负面新闻往往都会被屏蔽、遮掩。

事实上，我觉得负面新闻本身就有问题，把那些坏事说出来，这本身就并不是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争相效仿。

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得更多。看三十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学到什么有用知识，而“小悦悦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因为的。在这里，我要说，真正的爱国者，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困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与红火，也要爱国家的创伤和疤痕，要爱那些苦难的日子、悲惨的日子，以及苦难和悲惨的日子。

刚才提到的乔治•奥威尔，还曾经参加过1938年的西班牙战争。他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早上，他端着枪，在自己的阵营里，从敌方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小便，奥威尔本来可以一枪将他射杀，但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放弃了。事后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你见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抠着扳机？”这就是奥威尔很有名的反问，这也是我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

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们负有职责， 但是还是能偶尔想起奥威尔这个反问，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也会有所要求，但是还是请你珍惜，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正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良心、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嫉恨于你。你所做的不过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怀中。

在江苏扬州监狱曾经有过一处真实的惨剧。有一个狱卒无辜地殴打某一个犯人，犯人们觉得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这位犯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他偷偷对这个狱卒说，你平时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当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当你是为了国家，但现在你无缘无故地打我，这就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间的私事，我现在不敢还手，但是你记住，总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大约两三年之后，这个犯人出狱了， 又过了几天，那个狱警的孩子，被吊死在这个监狱的门口。我也同样痛恨这样的暴戾，但是这样来说，每位体制中人，为体制工作的人，都应该在其中吸取教训。

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一个猛兽横行的世界， 即使你权倾一时，也不会拥有绝对的长久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被拦截的就是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些被拦截的上访者中， 不仅有贫民，也有官员，也有警察， 也有法官还有很高级的官员，有的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曰：如秋水长天。

在我想来，所谓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现代公民；而慈悲和清凉，指的就是我们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会问，良心多少钱一斤？良知有什么用？我要说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用，但它却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意义，也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在很多时候都会显得不够精明。

但越是狂热的年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尊严和体面。我们活在一个腾图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该如秋水长天，但长期放在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而且还是极为脆弱。

在中国大陆，我们去邮寄易碎物品的时候，服务人员会在外面印一个红色的红杯子印记。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这样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他如此珍贵，却有如此脆弱，应该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净。

（本文根据慕容雪村在第23届香港书展上的讲座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