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言论数字化下的群体权益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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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7.21特大暴雨的当天晚上，打着双闪去北京机场接人的私家车、自发组织起来的车队，感动了北京，感动了微博，进而也感动了全中国。待到第二天，人们才发现，当晚最不幸的、遭遇最大灾难的，不是北京机场那些回不了家的白领、商务人士，而是离北京不远的房山区的人们，他们遭遇的不是回不了家，而是山洪。

    事情过去两三天后，721当天打车回家的人所遭遇的出租车高价问题，又成为了网上各媒体的热议点，一部分人指责出租车司机的职业道德缺失。不管这种指责是否正确，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意见中几乎没有出租车司机的声音，而更多的是善用各类数字媒体的人们，而这群人恰好和当晚在机场的人群，出行更多使用出租车而非公交车的人群有更高的重合度。

    灾后例行范式的宣传开始之后，遭到了网络上的强烈抵制。有人说，这是因为受灾人群的不同缘故，用在汶川地震受灾人群身上的策略在北京人身上不再奏效，因为北京受灾群体中有更多的中产阶级。如果更技术化，细节化、更精确的分析这个人群，与其说是中产阶级因素造成了这一现象，不如说是更熟练的使用网络带来的言论数字化导致了这一现象。

    回过头来仔细梳理整个过程，不管是在机场等待的人和房山人之间，还是在打车的人和出租车司机之间，言论的声音强弱悬殊，这使得人们的最初印象出现偏颇，在这个偏颇的印象之下，某一个群体的权益损害被大大的夸大了。有得必有失，人们对这个群体权益损失的关心、愤怒、讨论、进而解决就会损害另一群未发声的人群的权益。这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网络时代，不同人群的强弱不同的数字化表达能力造成了权益在各个群体间失衡。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自古皆然，在一个社会中，不同人群的意见、言论能力也会影响到其权益。在中国，这种不同言论能力造成的巨大权益差别的例子是血淋淋的。根据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之子的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京、津、沪粮库告急，为避免“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的粮食供应，但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及其惨烈的代价，其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几个大城市缺粮，影响是很不好的”，是由于大城市信息隔绝度低于农村，城市居民有更多的言论权利——虽然在当时的中国，这不是指发表而是指被外国人观察到。在全国范围内而言，这个规律也是成立的。林毅夫和杨涛研究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发现：在中国中央计划体系中，食物获取权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过定量配给系统获得食物，而农民却需强制性上缴。这种粮食获取权的差异的后果就是：一个省的城市人口越多，该省的饥荒牺牲者就越少。这和当年农民的言论能力低于城市居民相吻合。

    在今天，公民组织被抑制，严肃正规媒体被压制，人们不信赖传统媒体，更多依赖网络媒体，媒体人也聚集在网络上，从赵普发出关于“不可细说”的微博，到南周未能出版的8个关于721的版面最终发在微博上，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反过来，由于媒体人集中于网络、微博，网络微博也反过来影响他们。网络不但成为消息、情绪的发酵之地，也成为了最初的酵母，具有了设置议题的功能，传统媒体也成为了网络消息的延伸之所。网络成为中国首要的舆论场所，国家有网民而无公民。于是，哪个群体中会使用网络的人密度越大，越熟练，越频繁，哪个群体就更可能成为各方更关注的对象，而不同的数字化言论能力造成的权益失衡，也就产生了。这种失衡不仅仅发生在不同数字言论能力的人群之间，也会因为网络短平快的传播方式造成不同群体言论能力在短时间内出现强弱悬殊，短时间爆发的舆论能力迅速导致决议、政策、行为上的既成事实，最终造成“先发声”和“后发声”，“发声强”和“发声弱”的群体间的权益失衡。

    7月26日，启东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王子纸业排污工程的示威游行，游行者冲入政府，还扒掉了市委书记的上衣。网络一片叫好之声，作为上海人的意见领袖韩寒还感谢启东人民。在维稳体制下，示威者具有了强大的压力，南通市政府宣布永久停止排污管道工程。待到事情平静下来，人们才发现，启东的排污工程实际上是把本来排入长江的经过处理的污水，修建一条长达100公里的管道，直接排入黄海。虽然这是把污水排放点转移，损害了启东沿海居民的一些利益，但由于海水自净能力更大，而且不是淡水，不是生活水源，从更大区域而言，这个排污管道工程并非一件全然的坏事，值得更充分的讨论，而非直接停建。风波之中的王子纸业，也是一家技术先进的造纸企业，相比被它在市场上替代的小造纸企业，对整个环境而言，也是一件好事，而非坏事。

    如果用亮度来标明网络关注度、数字化言论能力的话，在那一刻，启东无疑是中国最耀眼的一点，超过了平时远远亮于它的上海。这个耀眼光点意味着的舆论力量在短时间内，就以非程序化的方式形成既成事实，改变了启东、上海、国家环保部门之间原有程序下形成的权益态势。在启东沿海居民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上海、以及其他地区人的利益被放弃了。

    这种失衡非但出现在群体之间，也会出现在个体之间，更熟悉网络、更擅长使用微博的张显，当时就成功的利用了网络，先发声、发“大声”，使自己成为网络上亮度最强的一点，在网民中形成燎原之势，成功的压制了药家的声音，甚至以谣言为自己诉求的开路先锋。本质上，这些失衡均和7.21晚上被忽略的房山如出一辙，都是不同的数字化言论能力导致的权益失衡。

    网络传播快速、在微博上相互关注，意趣相投的人之中情绪发酵迅速、价值判断淹没事实判断、而其导致的群体行为往往在真相揭露之前，而在维稳体制下，先发声的人聚集起的示威人群对政府也有强大压力，迅速导致政府仓促应对造成政策的既成事实，丧失充分讨论机会。

    作为社会管理者，必须认识数字化言论的这个特点，依法行政，严格遵照正常的程序流程，避免那些发声能力弱，或者还来不及发声的人群的权益受到损害。也只有尊重程序，让各方有充分讨论的时间，才能最终摆脱这种暴力化的公共协商方式。从根本上看，还需进一步认识网络舆论的不完善性是内生于其传播媒介——网络的特征的，而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健全的公民社会、公民组织、严肃负责的传统媒体。人民表现得更像公民而不是网民是国之幸事，但这不意味着去压抑网络，而是放开媒体和公民组织。作为个体的网民则有必要拓展自己的视野范围，同时关注正反、左右的代表性意见，即使不赞同，也仍可作为一家之言了解，勿以对人的简单好恶主动蒙蔽自己——不管是红布还是白布，还是黑布，只要挡在眼睛前的，就都是不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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