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诺贝尔奖”的中国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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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的中国事实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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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前，在1989年这个对中国有些特殊的年份，当张艺谋带着《红高粱》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时候，《红高粱》的作者莫言也许并未想到，23年后的今天，他会从台后走向台前，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踏上欧洲。

基于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节，在传言初起之时，由于莫言的身份、经历、行为，就网络就曾爆发激烈争论，政治或文学、左右或族群，针锋相对。待到消息落实，争论就更为白热化。

如何评价莫言获奖？首先，文学是富有弹性的，但即使如此，正如大多数文学界人士所认为的那样，莫言当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放在世界上也是杰出的，他的文学才能配得上诺贝尔奖的荣誉。作为一个作家，莫言先生的这一成功值得祝贺，数十年的磨砺才有今日的“亮剑”，甚至说他是中国文学的里程碑、体现了30年经济发展带来的自信和超越，也并不为过。

但世界的复杂在于角度的多样和身份的多样，正如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所说的：人们往往要跳出身份的固化，理性的转化自己的多重身份时，才能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认知，而不至陷入身份的暴力。但当在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上转化视角时，却会立即遭遇立场问题。


毛泽东就说过：“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担心，担心本文失掉了立场，而导致态度的不正确和偏颇，所以，在从更大的范围来转移视角，评价莫言获奖时，笔者只叙述事实，而不做评价，或许自由心证更贴切诺奖的“理想主义”。

第一个事实是文学和政治的事实。首先是诺贝尔奖中的文学和政治。1895年11月27日，诺贝尔写下遗嘱，捐献全部财产3122万元瑞典克朗设立基金，每年把利息作为奖金，授予“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其中文学奖的宗旨是授予那些“写出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理想主义”四个字是极富弹性的，从用直觉去认识世界，用情感判断世界，到构建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的、人人平等的世外桃园，理想主义极富变化，虽然后者的现实映射往往是波尔布特式的社会实验。百年之中，围绕理想主义这四个字，瑞典文学院也争吵不休，其看法也在不断变化，授奖的标准也做过改动，但这都无可否认，理想主义必然涉及人文关怀以及现实影响，那么，脱离政治而存在的理想主义实际上是并不存在。更何况在中国的现实之中，《人民日报》对描述瑞典文学院的著名的“三个一贯”，已经把它钉在了政治的评价台上：“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

当然，这些并不妨碍瑞典文学院“而今迈步从头越”，抛开政治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判断，当然也不会妨碍我们祝贺一个中国作家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相对诺贝尔奖中的政治和文学，中国的文学和政治的事实则更加沉重，文学从未摆脱过政治判断。

从百位作家抄写毛泽东延安讲话，到拒绝与异见作家共同出席，以及有选择性地拒绝诺贝尔的理念，拒谈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无论如何，这已是一种政治。如果说这种高居庙堂的政治对老百姓过于遥远的话，那么西安街头一个青年奋力跃起，U型锁挥舞之下，中国人的头骨破裂的声音，则是耳濡目染的政治文学的残酷回响。由此可见，每一个中国人，无时不在政治的文学的包围之中。所以，纵然瑞典文学院采用理想主义的态度欣赏文学，但这也不足以说服我们对文学中的政治视而不见，假装超脱，因为中国的文学和政治，早已融在一起，一笔一画的抄在历史上，猩红一片。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妥协是一种选择和自由，甚至可看做为文学而牺牲，为批判而牺牲，但对这种妥协的批评，却同样是一种选择和自由，不应该受官方许可下的、诺奖美梦成真带来的民族自豪所压制——所谓民族自豪，无疑已是政治，那么，这种理由并非超脱政治，而是赤裸裸的用一种政治来压制另一种政治。

不过公正而言，这些对妥协的批评往往缺乏客观，夹杂愤怒、羡慕、不屑等等各种情绪化特征，从而忽略了作者作品中蕴含的对人性的刻画、对现实的批判，虽然对力度和深度上可有不同意见，但其作品的正面意义，其和大众观点疏离而保持的作家独立，甚至作品中本该令批评者满意的“政治正确”，也都因莫言的身份而被忽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也是一种基于身份的攻击，但同时，在中国的现实之下，这种批评也并不能说没有其合理性，对于一个体制内作家，这似乎也是一个警醒。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些警醒的意义不在于过去做过什么，而更期待将来要做什么，作为第一个公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官员，为中国文学乃至这片热土，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阵痛和痛苦中，担当这份期望也并不为过。

以上种种，看似立场，实际上却是超越左右的事实。


另一个矛盾的事实就是诺贝尔奖的中国事实。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中国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难以形容的，对诺贝尔奖的情节：羡慕、高兴、愤怒依次或同时出现，奇怪的混合在一起，但这些情绪的主线却是民族主义。

那么如何认识民族主义下的诺贝尔奖的中国事实呢？如果这种民族主义是以血统而论的话，杨振宁、崔琦、丁肇中、李远哲都是中国人，出生在中国。如果关系和中国更近些，还有一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果更政治化一点，仅认可中国国籍的话，还有一位明确具有中国国籍的诺贝尔获奖者，但当这位获奖者在中国大陆语境中仿佛隐身的时候，这到底是民族主义下的诺奖情节，还是其他？

所以，当很多人，甚至一些高学历的人在微博上敲出：莫言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的时候，诺贝尔奖的中国事实是否应该更准确的说成：诺贝尔奖的中国谎言？更令人苦笑的是，正如有人调侃：在中国，只有“莫言”，才能获奖，获奖后，仍是“莫言”——除了统一的新闻报道和微博上白热化的争论外，人们无法公开畅所欲言。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此类种种诺贝尔奖的中国事实，正是莫言获奖在国内变得复杂的原因，也必然会超越他获奖的事实，更严厉的拷问人们莫言获奖的意义。这种严厉拷问冲击着中国社会，与此同时，体制内作家的获奖也“反映了中国强大以及世界影响力提升”，所以，莫言的获奖同时为体制带来背书和冲击的双重作用。于是，我们看到立场转换、言辞不一、各种欲言又止等等“源于复杂中国”的左右为难。从这些黑色幽默中，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强大的价值观，看到那些真正有力量的东西，而这不正是理想主义的文学应该鼓动人们的么？

还有一个细节上的事实似乎也值得一提。有人说，中国作家之所以一直与诺奖无缘，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很少被翻译成外文，或者翻译后的版本失去原有的水准。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上占据的位置并不重要，瑞典文学院的评委，大多数仅能阅读翻译之后的莫言的作品，而翻译过程很难保持作品原有的水准，显然对于中国作家这很难说公平。而另一个不公平的问题则在于，由于文字、文化的差异，翻译是一个需要技巧、才能的系统性工作。基于汉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现实地位，作为承接西方高科技技术转移，同时也不断西化的中国，显然并不具备这种文化势能，利用市场去传播文化。所以，对于中国其他大多数作家而言，除了是否迎合诺奖写作外，还无法承担这种逆向文化传播所需消耗的资源。

当然，作为一个有文化抱负的民族，中国人必须致力于推动自身文化的传播，但是这是一个耐心的、水滴石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应利用国家资源去推广，如何推广，推广谁，则是另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