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哈马斯与人类文明的瘟疫 ——加沙战争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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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与人类文明的瘟疫 ——加沙战争周年祭
(2012-10-06 19: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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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长假前，最大的国际事件就是由一部电影引发的反美浪潮。这种反美浪潮早已，也一直会是世界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它的解释，我想附上三年前我写的一篇旧文，那时候我正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在写作里寻找勇气。

李 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极权主义组织不但残忍，而且狡猾。他们很会利用自由社会的种种弱点，来获得繁殖空间。

现代文明社会都奉行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准则，这种对文明人而设的制度也很容易被野蛮人钻空子。对他们而言，现存的一切规则都是可以被践踏和突破的。当他们还是少数，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他们表面上会服从文明社会的社群交往准则，大呼要多元和自由，但一旦他们得势，就会把这些文明准则踩在脚下。这个时候文明人才如梦方醒：它不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终结者；它不是自由信仰中的一个信仰，而是自由信仰的掘墓人。



2009年1月18日晨8点，以色列在加沙实行单方面停火，历时23天的加沙战争结束。借助互联网透露的独立信息，笔者开始了解巴以冲突、开始独立思考有关这场战争的道德问题，发现这场战争的实质，其实并非土地和宗教冲突，而是文明对抗极权与恐怖主义的战争。一直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哈马斯，本质上就是文明的瘟疫，它只不过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幽暗和堕落的爆发。它不仅是以色列国家的敌人，也同样是巴勒斯坦人的敌人、善良的穆斯林的敌人、人类文明的敌人。



到底谁该为加沙之战负责



据统计，此次战争已造成128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336人受伤。那么，谁该为这些死难者负责？很多人或许会说，当然是以色列，因为是他们越境打到加沙的。事情或许没这么简单，要回答谁该负责的问题，首先应回到冲突的起因上来。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加沙的简史。在旧的大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过。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在旧有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1.15万平方公里地域划归“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由于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没有建国。就在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它周边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就联手进攻以色列，不让它生存。当时仅仅这五国就有四千多万人口，而以色列只有六十万人，还没有正规的军队。然而，顽强的以色列人以阵亡近百分之一人口的代价，打赢了这场战争。

从以色列建国到1982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共进行了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不但没被毁灭，而且越打越强，并占领了大批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1967年在“六·五战争”中占领了加沙。但是以色列并无意占领对方领土，当埃及、约旦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保证不再侵略以色列之后，就把土地还给了埃及和约旦。1993年9月，巴以双方签署《原则宣言》，1994年５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管加沙，加沙60％左右的土地实现完全自治。2005年8月15日，以色列实施单边行动计划，开始从加沙地带撤军，当年9月12日，以完成撤军，结束对加沙地带38年的占领，加沙彻底归还巴勒斯坦人。

2006年1月，哈马斯在巴立法委选举中击败主导巴政坛将近半个世纪的法塔赫，赢得大选。2007年2月，哈马斯与法塔赫签署“麦加协议”组建联合政府，但哈马斯拒绝其军队国家化。2007年6月，哈马斯通过与法塔赫的血腥内战控制了加沙。尽管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多次谴责哈马斯的恐怖活动，强调必须尊重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但这个1987年成立的组织，始终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其主要目标就是“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变成了恐怖袭击以色列的基地。尽管以色列花巨资修筑了681公里的围墙，但哈马斯挖了几百条地道，进入以色列袭击平民，并且旷日持久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据统计，从三年前以色列撤出加沙，哈马斯已向以色列发射了6000多枚火箭弹。2008年12月19日，哈马斯与以色列为期半年的停火协议到期，哈马斯拒绝续签，并从12月24日起，连续三天向以色列南部发射100多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12月27日，以色列出兵加沙，战争爆发。

显然，此次战争既非领土争端，也非宗教冲突，而是一个主权国家针对恐怖活动的自卫。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对中国媒体说：“我们受够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忍受在8年的时间里，15%的国民生活在武力和恐怖袭击的威胁之下。请中国的朋友们想象一下，如果广州每天都被火炮袭击，中国的政府会做些什么？”对此，美国和欧洲议会都表示了对以色列的支持。



到底谁在屠杀平民



战争硝烟散去，留下来的是满目疮痍的加沙和数以千计的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大量平民，这些帐是否应该算到以色列头上？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以色列曾经以平民为袭击目标。恰恰相反，以色列不惜牺牲突袭效果，在攻击前十分钟打电话通知攻击地点的人离开。在地面攻击之前，以军散发了大量阿拉伯语的传单，拨声讯电话，要平民远离哈马斯，如果住地附近有军事目标，一定要离开。今年1月5日，以色列军方不惜干扰哈马斯电视台，以最大范围地提醒普通巴勒斯坦人不要与恐怖分子合作，不要为哈马斯充当“人体盾牌”。

以色列甚至特意从美国采购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精确制导武器——GBU-39型小直径智能炸弹，其装药量只有22.7公斤，附带毁伤比传统炸弹小得多。在加沙这种人口稠密、军民建筑混杂的地区，以军头几天的空袭，炸死350多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平民死亡50多名。中国军事专家、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战略研究室王明志教授对此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以军创下了作战中减少平民伤亡的典范。

在最大限度避免巴勒斯坦平民伤亡这点上，以色列不惜工本，用心良苦。而哈马斯呢？在以色列通知攻击之后，他们不是组织楼内的平民转移，而是安排平民上楼顶当肉盾！把清真寺当兵工厂，把伊斯兰大学当弹药库，在他们也早就是家常便饭了。他们的巴勒斯坦同胞，法塔赫前加沙高官穆罕默德·达赫兰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哈马斯根本不在乎普通民众的死活，他们甚至不惜从居民区中心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使得当地居民面临着以军报复性打击的危险。这点也得到大赦国际中东分支机构负责人马尔科姆·斯马特的证实。一位巴勒斯坦评论家说，那些既不看重别人生命、也不珍惜自己生命，使用自杀炸弹的哈马斯们，可能暗中期待多死一些巴勒斯坦人，才能证明以色列的“残暴”。

对哈马斯而言，唯一比犹太人遇害更有价值的事，就是巴勒斯坦人遇害。曾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杰宁大屠杀”就是个例子，巴勒斯坦方面先宣布杰宁难民营死亡的平民超过一万人，后又改口为两三千人，接着又戏剧化地变为500直到200人。最终发现尸体仅为48具、其中7人是平民。有人曾试图将以色列进攻前就自然死亡的6具尸体从停尸场偷运入难民营，被以色列军方当场抓获并当众认供。



土地与宗教只不过是借口



甚至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巴以之间旷日持久的流血战争的根源在于以色列的建国侵占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让他们无法生存。这实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谎言。

且不说在遥远的古代，犹太人就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到1939年二战前夕，巴勒斯坦居民中就已经有了45万犹太人，阿拉伯人有106万，犹太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个时候，现在的以色列国还不存在，更谈不上是以色列建国侵略了巴人的土地。而1948年的以色列建国，是联合国主持的。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犹太族群，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呢？更何况这个国家只要求1.8万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并且是在他们祖先的故土之上。

历史不会忘记，远在1929年8月24日，就发生过暴徒针对犹太人的希伯伦大屠杀。那次屠杀的元凶阿明·阿尔·侯赛尼甚至在1941 年11月28日朝见了希特勒，两位恶魔畅谈了灭绝犹太民族的共同理想，并就屠犹事宜一拍即合。随后，侯赛尼在欧洲招募了约两万名纳粹党卫队师，在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活动。1947年，联大通过分治决议，巴勒斯坦的侯赛尼家族武装立即投入了对犹太人的战争。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暴行显然与以色列建国扯不上任何关系。

在后来的几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确实占领了埃及、约旦的一些领土，但以色列一直声明，只要这些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色列就会归还这些领土。在埃及和约旦承认以色列之后，这些领土果然都得以归还。至于加沙地带，以色列在2005年也已经彻底撤出了该地，哈马斯所说的加沙领土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哈马斯依然还在不断攻击以色列平民。以色列积极推行“以土地换和平”的计划，而哈马斯却想方设法破坏这个计划。1993年4月16日，就在《奥斯陆协议》即将签署前夕，由“哈马斯”策划的以巴冲突中第一例自杀性爆炸发生；在《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在以色列撤军、拆除犹太居民点的过程中，“杰哈德”、“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又接连策划了多起伤亡惨重的自杀性爆炸。可见，他们要的不是土地。

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存在领土争端，但这也决不能成为绑架斩首、屠杀平民的理由，这不是抗争，是反人类的罪行。纵观当今世界，有多少国家之间有着领土争端？波兰、德国、芬兰、乃至中国等等，他们以前的国界在哪里？如果都像哈马斯那样对待土地问题，欧洲还有人活着吗？难道以色列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讹诈，完全放弃这片国土，恐怖分子就会罢手吗？不，绝对不会。塔利班残杀女童，仅仅因为她们上学受教育；基地组织在街头射杀国家网球队员，仅仅因为他们穿著运动短裤；印尼的暴徒袭击华人；车臣的恐怖分子炸毁学校，孟买的恐怖分子炸毁酒店……这些和哈马斯一样的恐怖份子，与领土问题有丝毫关系吗？

那么，是因为宗教和文明的冲突吗？我相信拥有辉煌历史的伊斯兰教是伟大的文明结晶，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穆斯林可以在世界各地与别的族群和平共处。哈马斯绝对不代表穆斯林，相反，它是穆斯林的公敌。至于所谓文明的冲突，我认为它其实是个谎言，文明之间只有竞争，文明和野蛮才有冲突。文明的优劣，比的不是哭喊和杀戮，不是宣称你的祖先有多阔，而是看你为世界生产了什么，贡献了什么。

我们看到，即使对自己的同胞，哈马斯的杀戮同样不会有丝毫的心慈手软，这可不是什么宗教问题。在2007年的巴勒斯坦内战中，哈马斯让全世界看到了，他们根本没有理性可言。法塔赫是国际公认的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组织，他们期望在巴勒斯坦组建民主的政府。他们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为两者的和平相处付出了巨大努力，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然而哈马斯不承认民选的巴勒斯坦政府和法律的权威，拒绝民主政治的安排，拒绝承认巴政府与以色列签署的条约。哈马斯领导人马哈茂德·扎哈尔就曾说，哈马斯不会成为政治党派，他会在一切领域内活动。对于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总统阿巴斯，哈马斯也用炮弹袭击了他的住所。就在2008年1月9日，阿巴斯任期结束，但尽管根据巴勒斯坦法律，阿巴斯至少还可以继续作一年总统，哈马斯组织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承认他的总统地位。穆罕默德·达赫兰说：“哈马斯绝不会允许我们和以色列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他们会千方百计防止我们这样做。”“哈马斯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差劲的组织，人们害怕他们，加沙地区没人敢表达他们的不满，否则他们将面临坐牢，甚至死刑的惩罚。”

他说的不错，哈马斯要杀的，绝不只是以色列人。在2007年的巴勒斯坦内战中，他们把自己的同胞从十几层的高楼上扔下来活活摔死，堵在医院门口屠杀前来求治的敌方伤员，在敌方家族亲人悲痛欲绝的葬礼上大开杀戒。就连曾经和自己并肩战斗的组织，哈马斯也不放过。阿克萨烈士旅几年来对以色列发动多次恐怖袭击，双方在加沙地带还多次合作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它的创始人之一贾马尔·阿布·阿尔·贾迪安，在医院的病床上被哈马斯处决，身中四十一弹；另一个领导人萨米阿· 阿·麦德霍恩被打死之后，尸体被哈马斯在大街上拖来拖去。残暴的哈马斯，正如沙龙所说：他们全都嗜血如命。



先进文明的制度带来繁荣



某些媒体经常渲染巴勒斯坦民众的贫困生活，似乎贫穷是以色列侵占了他们的资源而带来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想当然的落后的小农思维的结论，现代的工商业文明不是一场资源的零和游戏。小平同志说得很好，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科技与文化的竞争才是最根本的要素。看看今天的世界，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与富裕的关系已经不大，制度和科技的先进与否才是富裕的决定性因素。要知道，从以色列建国到现在，其人口增加了十倍还多，但是她却越日益繁荣。如今的以色列是世界科学和文化的重镇，以创造世界上最顶尖的技术和最精密的产品而闻名。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里，以色列公司数量紧次于加拿大。一个缺水的沙漠国家，竟然靠举世无双的滴灌技术，成为高档农产品的出口国，创造了这片土地上从未有过的繁荣。

从1949年到2005年，以色列的穆斯林人口增加了10倍还多，从人口总数的9%增加到了16%。在以色列国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同样可以和平相处。如今以色列人口将近800万，其中有100多万的阿拉伯人。他们都是以色列公民，和所有犹太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同样享受人均收入1.6万美元（2007年），排世界第24名的富裕生活。

战争，伤害最大的还是平民，加沙地区的老百姓原本可以享有一个不错的生活。巴勒斯坦地区在1969——1979年间曾创下年均经济增长30%的奇迹，94年自治以来，其GDP的平均年增长率仍达8.6%。如果没有战争，他们的生活状态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有资料显示，巴勒斯坦住房产权自拥率为86%，平均每户居住面积为145平方米，难民营户也有103平方。绝大多数家庭有冰箱，彩电和洗衣机。其中，93%的农村户和92%的难民营家庭拥有彩电；89%的农村户和82%的难民营家庭拥有电冰箱；82%的农村户和86%的难民营家庭拥有洗衣机；21.6%的家庭备有进口小轿车，其中难民营家庭拥有私家轿车的比例也达到了9%（是北京的2.4倍）。尽管他们平均每对夫妇生育6.3个小孩，但200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也有约2100美元。有些媒体报道说，一些巴勒斯坦家庭每天的人均生活支出不足2美元，可别忘了，这些贫困家庭绝大多数有8个以上的孩子，十多个家庭人口，请问，按这个标准算，有多少中国家庭的每月的生活支出达到了4000多人民币？

从新华社加沙分社首席记者马晓霖的报道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一个在以色列境内做助理建筑师的巴勒斯坦人每月能挣1200美元，基本和以色列公民同工同酬；一个加沙地带40岁的制衣厂工人每月也能有730美元的进账，教师和公务员的薪水则更高了。在巴勒斯坦，60.4%的人口有医疗保险，其余的享有免费的政府或联合国的基本医疗保健。仅以2006年为例，美国、欧盟等为巴勒斯坦提供的捐助就高达15亿美元。我们经常可以从电视上看到，那些向以色列坦克投掷石块的年轻人，穿得比我们的城里人看起来更像城里人。说是以色列人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和资源，这种说法在现代工业社会已是明显的荒谬，我们绝不会听到深圳的原住渔民抱怨外来的上千万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剥夺了他们的生存资源。相反，先进的工商业文明使所有人收益。

但哈马斯能带来什么？他们就连最粗糙的电视机、最破烂的汽车、最愚笨的电脑也造不出来，他们什么都不是。在哈马斯控制加沙之后，加沙经济极具恶化，以色列留下的温室等农业设施，尽遭毁弃。尽管以色列早已撤出加沙，但哈马斯没有领导人民去建国，去修路建厂，去发展经济，因为他们除了煽动宗教狂热和杀人，什么都干不了。巴勒斯坦主流党派法塔赫前加沙高官穆罕默德·达赫兰坦言：“如果你问我个人观点，我很高兴哈马斯受到打击。巴勒斯坦人现在已经意识到，哈马斯没有治理和和帮助他们的能力。”



哈马斯本质是一种文明的瘟疫



至此，很多人都会发问，那么哈马斯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这些恐怖主义如幽灵般挥之不去，它们的思想根源是什么？

对此，我们可以从一个很小的现象说起，记得上中学的时候，一些在各方面都表现差劲的学生最容易受到校外黑社会的吸引。原因很简单，如果他在正常的竞争中各方面都处于下风，他会急于在非正常的方面找回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些失败学生混入黑社会之后，常常会回学校以欺负人为乐，特别是殴打和羞辱那些优秀份子，这种快感往往极其强烈。国际中东问题专家丹尼尔·派普斯说得好：“把中东的独裁政治、极权主义和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怪罪于以色列，就好像把犯罪团伙怪罪于勤奋的学生。”

文明的进程一定会有竞争，终点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生命遭遇。在历史中，这种不平等虽然会使人类感到痛苦，但每一次僭越人的界限，想追求绝对平等的乌托邦实验，结果都犹如提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面一样，是增加更多的痛苦。

试想，如果有这么一群阴暗懒惰的失败者，他们在经济、科技、制度、军事、人权等文明领域的竞争中，全面处于下风，而一个外来者的出现，让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失败有了一个最好的借口，那就是将自己的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人，这是何等的轻松与快意。当这一借口被披上神圣的宗教或革命的外衣的时候，懒惰失败者更加心安理得地沉迷于当英雄的幻象之中。不学习，不奋斗，不改善自己的制度与文化，就靠朝坦克扔石块就能当英雄，这确实是一大堕落的诱惑。

这其实是一种文明的病毒，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幽暗和堕落，它似乎与生俱来，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在基督教中，它被称作原罪，在儒家文化里，它被称作乱善性的情。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它始终如影随形。在不同的时代，它会找到不同的理由和理论而产生不同的变种，但实质都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自杀。向下的堕落总是比向上的修养要容易太多。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与这种病毒不断做斗争的历史。在王莽的“以德治国”的乌托邦实验里，在许多农民起义的暴虐中，在太平天国的残酷与幻想中、在义和团歇斯底里的杀戮中、在德国纳粹那里、在红色高棉那里、在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革命”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病毒的蔓延带来的一场场反人类、反文明的瘟疫。



极端和杀戮是哈马斯的必然选择



在传统社会，由于天然的地域阻隔和相对自治的社会单元，使得这种病毒的渗透能力不可能太强，闹过一阵子便会偃旗息鼓。而到了传播和控制力更强的现代社会，这种病毒的破坏力则惊人地爆发了出来。极权主义就是这个病毒的现代变种，给20世纪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而以哈马斯为代表的现代恐怖主义，实际也是这种极权主义中的一种，只不过披上了一件反对以色列和宗教信仰的外皮而具有相当的迷惑性。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认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言论控制和灌输仇恨，他们要不断制造一个虚拟的敌人，将其描绘得异常凶恶，并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并利用高度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制造恐怖气氛恫吓人民使之俯首帖耳、强化自己“人民保护者”的形象。在纳粹政权时代，这个“恶魔”就是犹太人；在哈马斯那里，这个“恶魔”就是以色列的存在。

    我们看到，哈马斯在儿童电视节目中就开始洗脑式地灌输仇恨的意识形态。11岁的著名儿童节目主持人莎拉（Saraa Barhoum）告诉记者，她很想成为烈士。她主持的《明日的先锋》每周五播出，长达1小时。这档节目以一只打扮貌似米老鼠的好战卡通人物“法尔富尔”而出名，它经常在节目中宣扬反美国和以色列的理念，最后法尔富尔被一名以色列士兵打死，成为烈士。

    当然，他们设立的这个革命目标是永远不能达成的，因此，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运动，其根本特征在于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斗争，再斗争，永远没有休止。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便将宣告破产，运动停止之日，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为了使斗争进行下去，便需要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谓“敌人”，作为斗争的对象。极权主义从其一开始运行起，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人性向下堕落的速度是惊人的，这种病毒的繁殖速度是惊人的。由于极权主义者对思想和言论自由进行严密的控制，如果有人拒绝堕落，立即会被当成叛徒而清洗掉。在批斗专政对象的过程中，下手最残忍的人会被当作信仰纯洁而得到褒奖，因此，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都会向最低级和最无耻的看齐。这样做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整个组织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丧失理性。一切极权主义的组织，在都免不了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一轮又一轮残忍的清洗，即使是集团二号人物，最高领袖的最亲密战友也都不能幸免，最终往往是最无人性、最卑鄙无耻、最狡猾的那个胜出。所以才有1934年6月的“长刀之夜”——希特勒对冲锋队发动突然袭击，为其攫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冲锋队长罗姆被当场击毙，整个冲锋队领导层被屠杀殆尽。

    在恐怖组织的历史中，不断有更加激进的组织从中分裂出来，比如七四年从巴解分裂出去的阿布·尼达尔组织。该组织不仅在世界各地进行恐怖活动，而且还涉嫌杀害了数位温和的巴解组织领导人，甚至阿拉法特本人也多次成为极端分子追杀的对象。

莫萨布·哈桑·尤瑟夫，他是哈马斯创始人之一的儿子，曾经对记者说，在这个组织内部，越激进的人就升迁的越快。最终，他在一次突袭以色列监狱时认识到哈马斯的激进的真正本质，选择了忏悔和离开。

激进使得这些恐怖组织很快失去文明的底限。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穆罕默德·扎哈尔在2008年1月5日在当地电视台叫嚣，要在全球范围内屠杀犹太人儿童展开报复。在伊拉克，近两年时间里，“基地”恐怖组织共发动了100余起自杀式袭击，其中有24起是由儿童人弹实施的，约占所有自杀式袭击数量的20%。在这些儿童人弹里面，最小的只有9岁。在哈马斯的那些自杀式袭击者中，甚至包括弱智少年和通奸的妇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极权主义组织不但残忍，而且狡猾。他们很会利用自由社会的种种弱点，来获得繁殖空间。

现代文明社会都奉行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准则，这种对文明人而设的制度也很容易被野蛮人钻空子。对他们而言，现存的一切规则都是可以被践踏和突破的。当他们还是少数，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他们表面上会服从文明社会的社群交往准则，大呼要多元和自由，但一旦他们得势，就会把这些文明准则踩在脚下。这个时候文明人才如梦方醒：它不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终结者；它不是自由信仰中的一个信仰，而是自由信仰的掘墓人。

看看在2006年哈马斯获得议会多数之后提出的议案吧：他们要求恢复阿拉伯历史上的酷刑，包括鞭刑、斩手、钉死、绞刑以及对“串通外国势力损害巴勒斯坦利益”和“以任何形式伤害巴勒斯坦人民感情”的人处以死刑等……其它的包括对喝葡萄酒或者卖葡萄酒的人鞭挞40次和捉到带着脏物的小偷砍其右手等……



哈马斯是文明公敌



残暴的哈马斯必然走向极度的孤立。不但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而且开战以来，有民主理性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也不帮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东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国家必须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埃及也明确表示，他们只会和法塔赫商谈。埃及甚至帮助以色列封锁了加沙，就在2009年2月5日，埃及方面还在拉法口岸拦截了哈马斯的千万美元巨款。埃及执政党则对国内支持哈马斯的人表示“如果不服，可以去加沙与他们一起战斗”。新华社加沙分社首席记者马晓霖这样谈到此次加沙战争：“阿拉伯民众确信这是一场以加沙为猎场，以哈马斯为目标的围猎行动，以色列是操刀手，埃及是旁观、助阵者。”为什么埃及要这么做？穆巴拉克总统对记者道出了根本原因：“决不能让哈马斯赢得这场战争，不然，整个地区将不得安宁！”

据英国BBC新闻报道，在伦敦、德国等地，还发生了抗议哈马斯，支持以色列的行动的示威游行。参与游行的其中有很多巴勒斯坦人。

这使我们再次想起了汉娜·阿伦特告诉我们的：极权主义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野蛮。极权主义不是为了人类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这就是说，极权主义统治者最终也将自己纳入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体系和过程中去，不能自已，直至最后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