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龙应台演讲随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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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在她上任后的不久，就遇到一个台北市“议员”的长辈去世。她惊诧地发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情况，市长必须带着手下的三十来个行政长官，也包括她龙应台这样的文化局长，去“议员”家集体吊唁鞠躬。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龙应台，这当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的原由，竟也是出于“民主制度”。因为三权分立，市行政分支要提出什么提案，去完成一件实事，就必须得到议会的通过，才能够立法成为法案，行政分支才有合法的执行权。因此，行政分支最怕的就是议会的否决和作梗。所以，“顺理成章”地就推出了行政分支竭力讨好议员的事情。在台湾，传统文化的礼仪保存得尚属完好。婚丧为人生家庭之大事，社会贤达前来致礼乃人之常情。这既表现了非常正面的、维持社会常识常情的一面，又由于其畸变的含义，成为制度运作中的一个病态奇观。

正由于龙应台曾经是一个作家，她虽因进入体制而暂时放弃了批评的笔，却没有丢弃一个作家的灵魂，野火此刻依然燃烧，确实在自己的心里。所以，在别的官员觉得无可选择的时候，她却停下来，觉得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假如龙应台今天还是一个居于遥远海外的作家，她只需挥笔批判即可。可是她那时不仅是站在体制内，还同时站在父老乡亲们的土地上。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含糊其辞表达的陋习，还有重重绵绵、无以言表的世故人情。所以，并不是如在道理上做是非曲直判断那么容易的事情。

结果呢，龙应台还是源于作家的理念，选择了不去。她说，她选择不去，就坚持到底，以后不论哪个“议员”的类似场合，她都不去。那么在下面的结果呢？龙应台说，她觉得自己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例如，“议员”曾经特地调阅了龙应台全部电话的通话号码记录，以查询她是否“以权谋私”。却不仅查不出问题，还发现龙应台在到任一开始，就交出几个电话号码，关照秘书，这是她的亲友，凡是打往这几个号码的电话，都由她私人付费。也就是说，龙应台觉得，她坚持了自己的理念，就必须更廉洁、更经得起代表民众的立法分支的监督。

听到这里，我也想到，市议员调查龙应台的电话记录，可以说那是龙应台拒绝顺应市行政官员们讨好议员的旧习，因而招来苛求；但也可以说，那是议员在正常行使监督权。只要事情是在他们的正常职责范围，你往往无法责难他们的动机。因此，我也想到，其他的行政官员们仅仅是不愿意承受对个人廉洁要求的额外压力，还是更怕工作中遇到“说不出道不明”的刁难？正如龙应台那天讲到，为了举办“台湾国际诗歌节”，她必须走访一个又一个市“议员”的办公室，一遍遍地向他们说明她的构想的理由，甚至可能还要向一些“议员”说明“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歌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举办诗歌节”，因为，没有议会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办不成。

所以，那天听着演讲，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由于议员对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持，是有一个上下限的幅度的。只要在这个幅度之内，纵有新闻监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于私心却冠冕堂皇的阻挠。那么，假如你知道，在当时当地的议员水平下，你特立独行的后果，不仅是个人要承担压力，而且是你建设城市文化构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说，你支付的将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坚持你的“不随俗”吗？你还有这个信心，相信自己不随俗是道德上正确的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几乎两难的问题。在民主社会，这样的难题却也是经常出现的。这其实是“民主制度”经常在支付的代价。民主制度甚至通常是低效的，因为监督程序本身，就是在消损效率。那么，假如一个社会的国民和精英是素质低下的，假如一个社会是习惯于明争暗斗而缺少宽容共存、携手共进的风尚的，假如一个社会的民众是不习惯谦卑自省、也从无敬畏之心的，它所走的道路，就还要艰难得多。因为制度的演进，是和人的演进同步的，制度只是这块土壤自然长成的树木。而在一块正试着要移栽他方树木的土地上，还有改良土壤的工作要做。这种改良，要从孩子们读的童话书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否则，野火易起，活民主之树难矣。

那么，曾经在操作困境中挣扎过来的龙应台，是否就对信念发生动摇了呢？她的一席话让我深为感动。龙应台说，人们经常批评和嘲笑台湾的“议会”里出现的打架、拉头发、丢瓶子。可是，她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台湾的报纸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这样的消息，“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谍伏法”。她曾亲历台湾的专制岁月，看到自己的朋友无端失踪，再过二十年出来，却已经精神失常。因此她认为，无论怎样打架，都比暴政要强。

龙应台还谈到，她从一个作家，突然变成一个文化长官。手里的“权”常常是以“钱”的形式出现的。捏着手里的钱，看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她都会想，我手里的钱还有这位老太太的一份税金。假如我不认真考察就建立项目，假如我建立的项目是错的，那么，我决定盖的音乐厅，就可能只是在那里养蚊子，又如何对得起民众交到自己手里的辛苦钱。除了对于钱的谨慎，龙应台也在试着建立一些制度，让企业捐款者和文化项目之间产生契约关系，尽可能使得她曾经介入的地方文化事业，能逐步摆脱个人的人情关系，能够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龙应台对于“权”的这种惶恐，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她离开“体制”，重返独立作家身份的今天，她说自己仍然会有这样的疑问，手中的“笔”是否就比“权”更轻飘？在你写出什么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假如用笔不当，也可能带来你所看不到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龙应台觉得自己要比以前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文字。会引出这样的反省，也许是龙应台在“当官”前，所没有想到的吧。
我不由地想到，对龙应台来说，也许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位置，更容易保有高风亮节之形象。而她进入体制“当官”，竟是因为看到细细节节的文化建设工作也要有人做。如此一脚踏进“体制”，要支付多少心力，才能获取一点一滴的进展，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了。我自己以前很少这样深切的想过，作为一个体制外的文人批评者，其实有更容易更轻松的一面，所以也许就并没有理由因此轻薄许许多多在体制内的、从事建设性工作的、推动着渐进改革的人们。他们大多是没有名气的，甚至是被误解的。然而，假如没有他们在一片需要改良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而只有燃野火者，那么当春天来临，也未见得就能快快长出健康丰润的树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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