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时评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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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英杰 | 评论(0) | 标签:时评, 问题

徐达内兄搞媒体日记，我很追捧，几乎篇篇不落。有时候没及时看，也会定期翻一遍。因为这组文章的信息量很大，而且蕴涵的观点十分鲜明（虽然作者想“努力保持旁观”，但谁也忍不住要说话不是），还有一点，因为所处平台相对自由度大，有些话说得很痛快，让人艳羡不已。他可能不知道，时评圈（我所接触的时评写作者，老实说不算少）里一度都在猜测他是谁。当我打听到以后，很意外，也很佩服。之前有一次，我差点还想和他理论来着，因为他在文章中关于在下的某个提法，不是很聪明，如果有意那么写，有点害人了。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不能恶意揣度，况且写文章擦枪走火也是正常的。

这是闲话。看来徐达内对时评作者还是有些不满的，终于忍不住有话要说（前几天他则写 了篇”求教网民”的文章）。但文章不知为何，似乎欲言又止，匆匆收笔了。

照我所知，时评以及时评人的问题远远不止他说的这么两点，以及他顺手带过的“一稿多投”问题。其他的，包括时评人的素质，时评的文体，时评编辑的某些习气，都很有可讨论的余地。经常也和朋友感慨，反思（包括自我反思）这些问题。上次有位刚写时评的诗人，在南方周末狠狠骂了时评一把，可惜出来应答的圈内人不多，回答的也不好。这次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进行一番有价值有深度的讨论。如果有，那对时评的发展想必是件大好事。只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但这还不是我要说的主要意思。其实，我也在想，“时评圈”的问题固然不少，可哪个“圈”没问题？一个“圈”的总体问题，是否每一个“圈内人”（这是客观描述，只要写时评的人，无论他是否承认，都算在内）都有“原罪”？个体和总体如何区分，才不会一棍子打死？

我从事时评工作，先是当编辑，然后写时评，前后也有6年时间。我既看到有的作者丧失一个言说者应有的道德标准，剽窃、抄袭文章，乃至于没有原则地出卖“观点 ”，报纸需要什么观点他就写什么观点，今天流行什么观点，他就发表什么观点；我也看到，有的时评编辑居然每天把稿箱看一遍，然后把他人文章署上自己名字转投他处；至于交换稿件，或利用无形的编辑影响，到处投稿，更是屡见不鲜（俺当小编的时候，基本不写稿）。同样我还看到，一些有思想有个性的时评作者，像对待生命那样对待自己的写作，一个字都要斟酌、讲究；一些有追求的作者，真的相信和期望自己的言论能否对社会进步有所助益，充满了为某种理想而献身的堂吉诃德情结；还有一些人，虽然对未来比较悲观，对时评的根本作用有所怀疑，仍然在坚持着写作，相信只要哪怕一篇文章对一个人有点帮助，都是好事。当然，也有一些作者，把这当作一份业余工作，每天起床后看看新闻，写篇文章投稿赚点稿费算数，这也不是不可以。

用旁观的角度，这些人都是时评人，但这些人里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显然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时评当然需要反思，而且迫切地需要批评，以免渐渐失去总体的公信力。但另一方面，也用不着一棍子把时评人和时评这一文体打死。有时候，时评也需要点理解和宽容。毕竟，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确实有些人还有理想和追求。并不是所有的时评人都在沦丧，也不是所有时评人都不知道时评的局限所在。

想起一个曾经而且是比较早就办过时评版的新闻界人士，每次碰到我就非常激愤地骂时评和时评人，认为时评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认为时评都是些下三滥货色。可我看到，每次他述职的时候，总要把以前开时评版的经历拿出来当作一种资本。刚开始听他骂娘，心里颇情绪性地想反驳，几次欲言又止，因为客观上讲人家说的未必没有道理。可后来，每次他这么说，我就只有觉得好笑了。不知道是哪些人让他不爽，还是他想标榜什么，但肯定不全因为时评或时评人本身的缘故。当记者可以是一项职业，写评论当然也可以。我现在并不觉得，评论人就一定要比别的行业人格更高尚一些。关键还是要看，读者愿意不愿意看，评论（的观点）对读者有没有启发。

这就又要说到徐达内兄提到的两点。一篇文章论据或论证欠缺，那就不是文章了。这道理谁都懂。他提到的这两点，确实切中要害。有些时评之所以出现这种低级毛病，一是时评人急着发表意见，二是搞评论的很难接近新闻现场，一有误判就很要命，三是时评的所谓时效性要求，导致时评文章大抵都是急就章，来不及再三斟酌。大多时评写的很不好看，其实也有上述因素在内。

在这上面，我也犯过几次错误。本来，时评应该是站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主观上的）客观评论。但有几次，我却是在对一种可能性进行评价，也就是预设一件新闻的可能结果，然后对结果进行评价。这种写法遭遇了朋友的批评。后来我也觉得，这种写法还是少些为妙。还有一次，可以说是去年我犯过的最严重的错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对某位慈善人物大加褒扬，结果马上有朋友打电话告知，这个人其实是个骗子（只是因为其他因素，几乎没有报道敢曝光）。到底该信谁的呢？其实不重要，因为在写文章的时候，从逻辑的角度就该防范这类问题出现。也就是说，永远不要太轻信新闻报道里的“事实 ”。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的。后来我把这篇文章从博客上删了。但发表出来的，永远追不回来了。也许我还可以这么说服自己，那么多人上当受骗，连咱们的总理都受骗了（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这么回事的话），我吃了闷亏又算什么。不过，我是不会去这么安慰自己的。错了就是错了，不用讲太多理由。

但对于徐达内指出的问题，我倒想说，评论出错总是难免的，写这样的评论的人应该自我反思，并且尽量防止出错。尽管如此，也不用对评论失去信心。事实上，还可以说，评论在新闻事实上出错，几乎难以完全避免。比如徐达内兄前两天提到乌鲁木齐那位捡垃圾的网站评论编辑，我就很怀疑这背后还有其他故事。

至于论证欠缺，这更多是评论作者个人的风格和问题。我也不赞赏——虽然也可能犯——这样的写作方法。不过好在，并不是只有一个人，一种声音会见诸报纸，一个人观点极端化其实并不打紧，各种角度的评论加在一起，应该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评论本身就比较主观，既然是主观的感觉，当然会有极端的想法和看法。正如徐达内兄搞媒体日记，努力想旁观而不能，写评论要以“零度写作”的方式，更是难求。

说这些，并非为时评卸责，我可能也没这个资格。时评圈还有那么多大佬在，他们更有发言权。这也只能算是个人想法而已。对于徐达内兄的批评，承他点了我的名，我个人还是很愿意接受的。

不过，他文章里提到的一点，却只能表示一下反感。他没有明确说，但在文章中客观地指出，“这些为市场化媒体撰稿的高产作者绝大多数都显示出了对自由主义的赞赏，对公权力贪腐强权的抨击是最多的题材……”结合上下文，言下之意似乎是说，现在的时评版大多发出的是“自由主义”的声音，缺乏更多持不同意见的“领袖 ”。

不知道我是否太敏感，或者主观倾向太强烈，总之看到这段话，觉得至少作者是看到了事情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从客观上来讲，现在的时评版以“自由主义”为主流似乎不错，但是，这显然不是事实的全部。一，站在总体格局上看，这部分声音显然不能算做“主流”，否则国家幸矣。二，从舆论的整体情况来看，自由主义也非主流。这一点只要看看网上言论的情况就知道了。作者想必清楚，这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作者，经常遭到网上跟帖的痛骂，由此可见，这种声音还没有赢得更多人的同情和理解。实际上，民族主义和左派（不是很确切的描述）可能更为盛行。三，从评论的特点来看，评论如果不站在批评的立场上发言，难道要以随大潮，歌功颂德为主？恰如作者所言，在一个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里，能够坚定地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殊为不易。然而，以作者的说法，不仅会让人以为评论版都沦陷为右派阵地，这对某些人和势力来讲，还是发出一种很不好的信息，让某些部门以为，有必要加强报纸的清理整顿了。作者这么来描述一种可能存在的片面的事实，又是什么意思？

就事论事，这篇文章批评时评的毛病，我都赞同甚至觉得问题不仅如此。但我仍然认为，时评人需要自我反思，但也不必过于泄气。改变的空间还在，就看能否坚持下去。

本想转帖加点旁注，结果写多了，打住。

求教评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 2009-04-13

2009年4月12日

在我所受的职业教育中，评论被称为媒体的核心，尤其是社论社评，被用来传递媒体决策者的立场，是影响、呼吁、号召受众行动的最有力工具。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媒体评论，毛泽东就是一个好作者。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版面上，从“任仲平”署名文章到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时评，宣传官员们使用各种栏目配合，传递着执政者的意图和倾向。就在明天，要求做好科学发展观学习教育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已经要发到第22篇，另有“三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这一点来说，适合刊发成文成系列评论的载体－－人民日报当之无愧可以继续超越新华社和央视，在中共宣传喉舌中排名序列之首。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市场化媒体的评论事业更加得到迅速发展。把报道和评论分开的媒体操作理念，如今已被广泛接受，过去那种在新闻报道中“夹叙夹议” 的手法不再流行（环球时报是个著名的例外）。虽说筛选报道素材也必然是基于某种立场预判，但如今几乎每份市场化媒体都在宣告，“客观报道归客观报道，主观评论归主观评论”，以适应新时代受众的认知理念变化。

以传递民间呼声为口号的这些时评是受到欢迎的，时政、社会新闻是获得评议的主体，执政者、意见领袖和普通民众都需要这样的出口。从事这个栏目的写作已近一年，我每天都阅读一些得到发表机会的时评。曹林、笑蜀、长平、鄢烈山、杨耕身、陈季冰、薛涌、魏英杰、五岳散人、十年砍柴......这些高产作者的名字已是耳熟能详，虽然他们的一些具体观点我并不一定赞同，但能针对公共事件提供更多思路，无疑是大大的好事。　　

这些为市场化媒体撰稿的高产作者绝大多数都显示出了对自由主义的赞赏，对公权力贪腐强权的抨击是最多的题材。我根本不怀疑宣传官员对媒体所拥有的绝对权力，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在一个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里，这些作者得以越来越多地公开表达不满，亦足可以证明一些执政理念上的变化。

不过，好作者毕竟还是少。与网络写作鱼龙混杂不同，能够得到传统媒体发表机会的时评，需要通过“把关人”的编辑审核，这样可以确保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传递更多高质量观点。但只要我们打开各地都市报的时评版，就会发现，同一篇文章被不同媒体同时刊用的现象很普遍，“领袖”还真是不多。

不谈具体观点，有那么一些时评的写作和思考方式是我不以为然的。一是论据存疑，二是论证欠妥。

论据存疑，即指评论所引所议的新闻事实有疑或有误，此前也有一些时评作者就此作过“自我批评”。或许是此前被禁锢太久，以至于当我们可以表达的空间忽然放大后，是那样地急于作出评价。每当一条新闻得到媒体报道并成为议题焦点后，次日甚至当日便会迅即有时评通过媒体编辑渠道发表，嬉笑怒骂。问题是，媒体报道的可信度究竟几何？以单一媒体的描述作为论据，是不是显得有些轻信？

坐在千里之外的电脑屏幕前，根据媒体描述，对没有现实经验或体验的事物，迅速作出判断评议，在我看来，是不够负责任的。即使你的论点再正确，没有可以站得住的论据，那就是无源之水，是“程序不正义”。

网络留言顾不得那许多求证查实，只是碎片化地表达读后感，一笑而过或一怒而过，那倒也就罢了。可意见领袖不应如此。在中国媒体报道可信度没有得到大的提高之前，对单一媒体上的描述应该有“合理的怀疑”，应该进行更多的求证，尤其是那些特别容易招引愤怒的部分。

只是愤怒等不及……　　

至于论证欠妥，就有更多的表现方式：极端化、标签化、书生气。比如说，有一点我就不能赞同，为什么那么多作者都那么乐于嘲笑“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在我的社会经验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民众不明真相、无知冲动的比例可不低。在三亚，罢运出租车司机的背后有没有“别有用心”者？事件发生时，我刚从这个旅游城市归来，我的经验告诉我，至少在商业利益上，就是有“别有用心”者的痕迹。

当然，我可以理解这种对“不明真相”措词的反感是来自于公权力的滥用劣迹，对“阶级斗争”的提防敏感。但，既然我们反对别人“标签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就事论事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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