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官员为何多感叹“当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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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了新华网一篇“特稿”，道是“在中国当官越来越难”，据说，最近四五年来，“随着党纪国法对各级官员全方位的约束日益严格，随着对干部的选拔、管理措施的完善和加强，随着政治透明度的加大，很多官员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仅如此，而且“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陆续颁布或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及各项配套措施的相继出台，如同在官员的头上加了一道紧箍咒。对越来越多的各级官员来说，当官难，当上官以后要走好从政路，更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好、走正。”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由此得出“当官难”的结论却似乎言之过早。只要对时下不断披露的贪腐案稍一留意，就会对此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前两年媒体报道的官煤勾结涉案官员之多之深，几乎查不胜查；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前宝鸡市市委书记庞某曾带六个情妇去南非 “考察”，居然审批手续一路畅通无阻，庞书记好色在宝鸡坊间家喻户晓，流传无数故事，若干老干部举报，还有他的十一个情妇“窝里反“联合告状居然都难以动摇他的宝座；大贪官胡星一次受贿达3200万元人民币，创中国受贿一次数量之最，据胡星专案组人士透露，“这些钱全部是现金，用纸箱装着，每次都是用越野车来拉，每次都塞了满满一车。”这些事例不但本身的情节令人惊心动魄，而且所涉贪官无一不是显示了其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的权势。当管官的官耳目不灵或者干脆庇护的时候，国法党纪不能奈何其分毫，民意和舆论更是软弱无力。所以中国的贪官欲自保，必然会在巴结上司上下功夫，一旦有了护官符，自然地位稳固，无须顾忌。如果说贪官有什么难，难就难在营造保护网的人事关系上。清人有一副写当时某知府嘴脸的对联，说是“见知县则吐气，见道台则低眉，见督抚大人茶话须臾，只解道说几个是是是；有差役为爪牙，有书吏为羽翼，有地方绅董袖金赠贿，不觉得笑一声哈哈哈”。今日贪官之苦乐，大抵也是如此。


贪官是这般感受，而中国现今仍大量存在的“庸官”又如何？人们看到的是，只要当上官，又没有因贪腐倒运被抓住，则“好官我自为之”，说不定因为“无能”对他人不构成威胁正成为一路升官的诀窍，所以因为平庸无能而被降职、解职废黜不用的事几乎还没有发现。结论是庸官好做。庸官如此，大胆胡为闯下大祸的官员又怎样，这又是中国特色：一般认为属于敢想敢干型干部，应予放手提拔使用，所惹祸端，是改革中应付的学费。此类官员更是官运亨通。所以尽管又这样那样的制度和纪律，而“当官难”一就至少在现时还是天方夜谭。


这些都属于常识性话题，在老百姓当中不会引起什么争议。我把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的“圈内监督”现象。特点是，它只是体现为官员对官员的监督，管官的官对被管的官的监督，对追求不当利益的人来说，只要付出代价，把管事的官与管官的官一体摆平，或者GDP数字上去了，面上光鲜，不论死多少人，出多大事，一切皆可万事大吉。这些年我们看得太多这类官场现象，而那些被赋予监督权的部门、单位和相关官员，很多变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因此又需要对监督者施以监督，而这个更高一层的监督者又成为糖衣炮弹轰炸的重点，并且“往往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这方面可以列举的事实实在不在少数。因为“圈内监督”这一链条上的所有环节都是由各级官员构成，而这些官员很可能成为“利益攸关者 ”，因而监督者有失去监督推动力并与受监督者利益一体化的危险。出路在于走出这一“圈内监督”的误区，弥补制度缺陷，凸显权力行使中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引入社会公众和媒体作为监督的社会主体，这既是根除腐败的需要，人民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需要，更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也是当今世界现代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唯有走出“圈内监督”，让所有权力行使置于制度和程序控制以及社会公众及其媒体的广泛监督之下，“当官难”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实。


毫无疑问，我们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需要在民主法治的相关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诸方面进行长期扎实的努力。当乌纱帽真正攥在选民的手里，官员们不仅要对上负责，更主要的还要“对下负责”的时候，“当官难”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话题。在官场腐败仍然如此普遍和严重的时候就提出“当官越来越难”的伪命题，实在是既离谱又不合时宜。


过去在民间有一类专在喜庆时日登门乞讨的人，善于编一堆吉庆言词，上门开讲一通，求得主人喜欢讨几个赏钱。人们对此类专讲好话无须兑现的人称之为“贴福字的”。这种人多了其实也颇讨人嫌。记得小时候大年初一大早开门之后即有此类人等络绎不绝登门，大人们往往不等开口即拿出一点小钱打发，吩咐“不必说了，拿钱走下一家吧”，于是“贴福字的”立时僵住，一付欲言又止的模样，似乎没有付出对价有点不过意，又似乎嫌钱少，然而大多不再哆嗦，转头离去。现在民间这类人少了，文人之中却偶有所见。每当党和国家提出一些重要举措以解决实际生活中面临的严重问题时，这种人总是抢先一步，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一切尽善尽美，所有尚待努力的目标早已实现。例如前不久有人写出大块文章宣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创造了当今世界一大全新的范式，完全无视这种民主与法治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事实，而现在又有人超前提出“当官难”，虽然因事实俱在难以误导公众，但此类文章作者也拿着纳税人的钱，说不定还有某课题组研究的专项经费，却选择做专贴福字不负责任的事，能不愧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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