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伪装的常识与“历史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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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英杰 | 评论(0) | 标签:历史, 翻案

王蒙先生最近在《读书》撰文，表扬赵本山成为春晚核心，相当于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农民的“文化革命”。不经常买这本杂志了，不知文章具体怎么讲的。倒是因此想起另一桩同样发生于央视舞台的热点事件。日前，钱文忠先生在《百家讲坛》顺带提了一句“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不料被砸了好几块板砖。

批评钱文忠者，给他戴上了“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学术娱乐化”、“精英的话语权自恋”等帽子。不过这些作者很快发现自己处境非常尴尬。借助强大的网络搜索技术，马上有人对钱的观点进行详尽论证。比如诗人时评家叶匡政就说，为商纣王“翻案”，钱文忠无论如何算不上第一人，“当代写过论文重论商纣王历史功绩的学者，有包括郭沫若在内的10多位。”薛世君转引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考证，“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两相比较，“砸钱派”明显落了下风。

研究商纣王好人还是坏蛋，这是历史学家的强项。我更感兴趣，为何那么多人（“砸钱派”只是这部分声音的代表）对钱文忠等人视作常识的历史观感到震惊？实际上，“砸钱派”可能也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因为，“商纣王是一个大坏蛋”这类描述，明明白纸黑字写进了历史教科书。在许多人脑海里，这种观念已经形成牢不可破的常识，简直和自己的肤色一样，容不得半点质疑。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总结了三点：一是，为删繁就简，教科书编写者对尚未定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片面盖棺论定；二，在历史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特定条件下，真相有意无意被遮蔽，即某部分事实被人为夸大或忽视；三，在历史知识转化为公众记忆过程中，由于知识传播手段和方式的问题，二者打起架来，比如《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对老百姓的不同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历史教科书的谬误且不论，意识形态的因素也先不去说；在这一问题上，当下学术研究与部分公众的看法差距如此之大，可见学界普及新知的工作有多么糟糕。你看，大伙一直以为商纣王是个大坏蛋，而你们（学者）早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却始终捂着不说，这算什么？如果一些历史研究成果能够畅通无阻地抵达大众知识领域，钱文忠那番话何至于引起轩然大波？如此看来，百家讲坛说是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其实也不是很上心。

对待同样的历史和人物，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常识，其中肯定有一种答案是错误的。却不知道，还有多少谬误伪装成为常识？而任由伪装的常识招摇撞骗，欺行霸市，不仅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学者们的悲哀啊。史无定论的话，不妨把各方观点都端出来，或者继续吵下去，等哪天谁能够拿出过硬的证据再说。最要不得的是，这边犹自争论不休，那边（在历史教科书上）却连棺盖都给钉紧了。一旦失去判断真相的前提，难免出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而且这些人还慷慨激昂地誓死捍卫这种伪装的常识。

所以，我认为学界应该向赵本山学习，起而行之，搞一场“历史的革命”。比如这次钱文忠先生若能多花点精力，把相关结论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不仅对公众有益，也正是百家讲坛的宗旨所在。可惜他可能真的没想到，学界聚讼纷纭的一桩历史悬案，对于公众来说却是如此遥远，如此陌生。

近些年，为历史翻案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能够像赵本山那样闯进央视春晚，让农民文化占领主流阵地，尚属罕见。特别是涉及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领域，很容易招致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舆论的激烈反弹。历史有时候就像王蒙笔下那碗“坚硬的稀粥”，一旦形成片面的认知惯性，往往很难扭转过来。

安史之乱时，死守睢阳城的张巡历来被视作忠勇双全的爱国英雄。张巡庙前的楹联这么写：“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二二忠臣”。可在守城过程中，睢阳城也发生了一桩骇人惨剧，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为了守城，张巡连自己爱妾都给杀了煮熟犒赏将士。在一些记载上，对此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干脆视而不见。这种行为今天看来明显有违人性，背离人类文明。那么，今人讲述这一历史事件，在赞赏张巡死守孤城之余，是否也该补上一笔，对这种有违人道的行为表示不认可？

我想，那被充作口粮的三万多条生命，总抵得上历史的一则旁注吧。

200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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