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十文：请原谅我这个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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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不是到灾区挖掘感动或者重建金矿的投机者，但也不应仅仅是提供感动的过客。在悲壮的5月过后……
南都周刊编辑 王延礴　许十文（记者生涯）

　　转眼间，地震过去快一年了。每一次来到北川，我都会察觉到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变化，令我顿感千头万绪。这次也一样。

　　譬如，在我最熟悉的擂鼓镇，也就是北川最大的灾区群众安置地，曾经熙熙攘攘的小广场变得冷冷清清，谋生的小摊贩都迁到隐蔽的地方去了；那些相对固定的帐篷商店，也是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像变魔术般在各种地点出现、消失。

　　令我想不到的是，4月20日这天，北川又一名干部，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了。他的办公室，北川县临时管工委那栋小楼的512号房，一年来接待过不计其数的记者，也包括去年秋天的一次记者回访潮——那一次，记者们是来采访北川农委主任董玉飞的自杀事件的。

　　远在沿海都市的朋友们经常下意识地问我，灾区到底怎么样？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这样的关心简单、天然而善良——我却只能告诉他们，作为记者，我可以提供很多感人、坚强甚至伟大的故事，但是灾区真实的状况，却比记者笔下的那些要立体得太多。

　　我还记得去年第一次接触到的三位“灾民官员（孩子都在北川中学遇难）”：其中一个忙得不可开交；另一个为即将出国推广北川旅游而兴奋；第三个，双手紧紧插进裤袋，站在大路边迎接上级下来检查工作的庞大车队。

　　北川的本地官员可能是中国表情最为复杂的县级干部。地震过后，灾区迅速展开了成规模的干部提拔与追究，为此掀起了很多争议，后来大批补充干部空降当地，一年来县内各地干部的调动非常频繁，当地的行政生态也被打破。

　　曾在去年接受我专访的绵阳市农业局局长陈明世，在说起董玉飞以及县级干部的压力时，意味深长：灾区干部本身就是地震难民，很多人也失去了家人，他们承受的压力与外来干部大不一样，正因为此，表扬提拔对了一个人，会带动很多人，而表扬提拔错了，也会打击伤害一大群人。

　　心理秩序被打破的，自然不只是当地官员。

　　一年前，5·12大地震的重灾区只是中国普通内地县域的一分子，这一年，它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并进入了天量的外来者和援建资源，并担负起繁重的重建任务。现在的北川，已经不再是那个经济农业发达、人民生活恬静的山区县了，已然一个由特定省份和当地力量重建的非常社会，而每一个灾民都在渴望获得更多资源、更多的生存空间。

　　在灾区，生死往事的伤痛，能直接反映一种社会重整进程的不均。很多记者还记得冯翔在清明时节北川老县城祭奠活动中的痛苦，而几个月前的另一个场景则让我难忘：春节里，擂鼓镇燃放起盛大的烟火，一家不起眼的小板房外，人们在广场的音乐声里欢天喜地，而一位失去北川中学孩子的母亲却在屋里想起了孩子，对着我失声抽泣。这种对比，刻骨铭心。

　　北川中学一直汇集着北川最精英的学生。而那些死难的孩子们，恐怕是笼罩在北川上空最难消逝的哀伤。根据一个在灾区驻扎将近一年、致力于社区援助工作的 NGO主任分析，在重灾区，有九成灾民看上去已经挺过了地震的伤痛，另外一成人却仍然在心灵深处的痛苦中煎熬——其中，失去优秀孩子的父母，地震后独力照顾孩子的单亲妈妈，还有因地震或灾后重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是最典型的，而他们又最容易在急速的重建中被遗忘。

　　一位北川出身的官员在想象新北川时曾跟我说，旧北川必将一去不复返了。这里曾经广布的农村居民，将无法获得像城镇居民那样高的住房补偿，而在北川老县城的城镇居民们，会在新的北川县城继续更为可靠的生活。

　　即使是外来援建者，也无法保证不同地域下的均衡。我看过北川几个地方的过渡板房区，济南援助的擂鼓，洗澡房和厕所都按城镇等级而建，但在地级市援助的安昌，厕所简陋，洗澡房更不见踪影。

　　有时我会下意识地想：很多人，或者很多地方，如果曾经被记者采访，他们今天的处境可能会有所不同。我总是走在绵阳-安县-北川的路上，这一路，在摄像头和记者能够到达的受灾地区，恰恰是最受全国民众与高层关注的地方，也通常是重建得最快、乃至建设得最漂亮和豪华的地方，但你会看到相邻不到500米的两个村庄之间，重建家园的灾民们在比较上面拨来的援助金额时，怨言不断。

　　记者不是到灾区挖掘感动或者重建金矿的投机者，但我们绝对不仅仅是提供感动的过客。原谅我不能再提供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能感动你我的故事了。造就北川新未来的可能是我们、外来人、援助者，或者是我们那些善良的愿望。在那悲壮的5月过后，在那一幕幕曾经感动的生死往事之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如何把曾投入到灾区的那些有形或无形的爱，化成能惠普广泛、更有针对性、避免支援失衡的再行动？这可能是这一年，三年，乃至十年里我们更应该思考、也更为实际的问题。

　　　　　　　　　　　　　　　　　　　　电子报编辑：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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