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2012年终稿之“公知篇”：立言、立功、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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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我记事起，“知识分子”就是同“犯罪团伙”差不多意思的，历次政治运动，被揪上台的，被折辱、活活打死或者被逼自杀最多的，也都是贴上“知识分子”标签的社会精英。过去一百多年，中国流放、坐牢、杀头和自杀的知识分子比例可能高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如果有人把整风、反右和文革中知识分子受难的比例算出来的话，估计要高出上个世纪中士兵的伤亡率。



当然，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也几乎从来没有好过。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巨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被当权者割掉了生殖器后在屈辱和痛苦中为中国留下了这条最大的历史之根。不用举更多例子，都是血淋淋的。



相比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在过去一百年尤其是1949年后的三十年里，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恶劣，几乎是无出其右的。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中，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的自由与发展而遭受如此深的苦难，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有所改善。随着资讯发展与获取知识途径的多样化，“知识分子”的概念渐渐模糊。例如在西方，说起知识分子，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有拥有博士学位的，而在中国，由于教育体制的落后与封闭，那些拥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反而大多显得很“无知”；与此同时，在民间却兴起了一个凭良知来揭露真相、传播知识的“知识阶层”。在一个落后到“真相”、“良知”与“知识”绞缠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国度，对“公共知识分子”做出准确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站在人类历史正确的一边，以自己拥有的专业知识介入社会、影响公众，对这个社会、国家与民族有积极的影响与正面推动的知识人。因此，那些学富五斗，拥有当权者提供的各种发声平台、指点江山，却为希特勒那种恶魔效忠的知识人，顶多是名垂千古的“公共厕所”，遗臭万年，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历史，才拥有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最终选择与判决权。



2011年，我提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拥有“五识”：首先你得拥有一定的教育与“知识”，其次，你获得的“知识”不是反人类的洗脑，你还得接触社会，了解人类与你生活社会的基本“常识”，同时，你得有独立思考与见解，是为“见识”。



有上面“三识”还必须得有敢为人先的“胆识”。那些有了知识，也很有见识，却胆小怕事，躲在书斋里的知识人当然有其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更多是那些活在当下，在当今社会呐喊与呼吁。这就是因为历史原因，大多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胆识”。



最后我还特别强调“赏识”，赏识他人，包容多元，宽容异己。“赏识”是一种品格，一种品质，是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也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的。



拥有了“五识”的公共知识分子一定会在“立言、立功、立德”上有所收获。本人借用古人“三立”之说并做出稍微有异的解释。所谓“立言”，就是知识分子运用专业知识著书立说，或者公开言说介入社会。从短期来讲，这些言语对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有积极作用；从长远来说，这些言说，将会流传下来，对后人产生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都是为当时与后世“立言”的知识分子。



“立功”则是指知识分子不但以著书立说介入社会，而且走出书斋，以实际行动参与到社会中，影响并引领大众。在当下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公共决策，以自己的知识想方设法影响当权者，引导决策者从邪路走上正路；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介入到公共事件中，同民众一起维护公民权益，建设公民社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搭建网络、杂志等公共言说的平台，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甘愿当一名默默无名的“后台英雄”，这些“立功”的知识分子，功在当下，利及千秋。前面说的康有为、梁启超与胡适都是言行如一的“立言”与“立功”者，当然，还有蔡元培、宋教仁、孙中山等一长串名字。



相比“立言”与“立功”，我把“立德”定义为不但以自己的言论与行动本身影响、引导当下与后世，更是以身作则，以自身的良知、知识与人品为后世立规建制。同美国的开国元勋相比，华盛顿所立之“言”可谓微不足道，甚至他的战功也被夸大了，然而，他却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总统宝座，松开握住权力的双手，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民主制度。这就是华盛顿为万世景仰的“立德”。



中国历史上并非全无“立德”之人，例如孙中山等，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不但需要指点江山的“立言”知识分子，也需要脚踏实地、积极以实际行动介入社会的“立功”知识分子，更需要能够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成为万世楷模的“立德”之人。



当今，中国处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期，需要更多的“立言”、“立功”、“立德”的知识分子站出来。由于历史原因（尤其是打压他们的当权者与利益集团的强大与无耻），中国的“公知”先天不足，身上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里，公知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得从最难做到的“立德”开始，避免因个人德性与人品而损害自己的“立言”与“立功”。



本人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政府机构工作，基本上到40岁才开始互联网上的独立写作，玩枪的岁月要远远长过敲键盘的，所以，本人一直离知识分子很远，也因此才敢对“公共知识分子”大发议论。然而，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是指一个人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并关心社会，心系国家与民众，那么，当一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真是我下半生的理想与追求。



谨以此文向2012年积极介入社会、心系国家与民众的华人知识分子表达我由衷的敬意与感谢！



杨恒均 2013.1.1 2012年终稿之“公知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