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为雷震造一个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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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对雷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大约是在十多年前，在李敖的一篇杂文中，他说中国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隘的，虽然很雄浑、很过瘾，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从那时起，我就想了解雷震，这位曾位居国民党权势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真的像狂妄自大的李敖论定的那样缺乏民主自由的气质吗？虽然这些年来我也断断续续读到过不少有关书籍、文章，但真正对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运，他的理想、追求，他的性格、气质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还是在读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之后。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雷震传，是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大陆读者所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这两天，我老是在想，他早年受蒋介石的赏识，连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CC系、政学系都暗中嫉妒过他，在风雨飘摇的1949年他还成了“沪上三剑客”，他身上不乏对蒋和国民党政权的忠诚。如果不是1949年的大变局，他是不是会走上这条不归路，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长期留学日本，曾师从日本负有盛名的宪政学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学者佐佐木等，接受了宪政主义的思想。特别是他在国民党权力系统中的那段独特经历，从参政会到政协会议，他奔走于各党各派之间，与各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一个历来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选择可能性的中国，这一经历对他生命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他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虽然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种浩然之气，他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近代的产儿，他的思想、行事作风中包含了更多我们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

最后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历史记住了雷震这个名字，后世的人们缅怀这个名字，主要不是因为他曾是国民党高官，介入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因为他主办的那本小小的《自由中国》。从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在长达11年的岁月中，《自由中国》在水深浪阔、长夜难明的孤岛举起了一个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来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许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李敖批评雷震的民主自由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厉风行的决绝姿态，高举起《自由中国》的大旗，不断地发出道义的声音，殷海光他们的书生论政能坚持十年之久吗？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冲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开除党籍、撤消“国策顾问”等头衔，以傲岸的人格力量抵抗一切袭来的横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他还义无返顾地踏上组党之路，超越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并为此付出了十年的牢狱代价。即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雷震几乎从一开始就原谅了刘子英，国民党当局“用来诬陷他的工具”，他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

这一切在《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雷震的前半生都在国民党体制内浮沉，《自由中国》创刊那一年他已年过半百，但却是他在风雨中前行、跋涉的开始。我以为，从篇幅上说，他前半生的经历可以写得简略一些，《自由中国》的十一年、狱中十年还可以写得更详细、更丰满一些。因为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另外，对雷震的精神气质也还有再挖掘的空间。李敖以为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备这些气质。这不过是一管之见，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专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也不相信只有那样的气质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诚如雷震在《自由中国》时期一再说的，自由是争取来的。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价、来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志士仁人们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泪代价。假如没有雷震，海峡对岸的历史有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早在1952年胡适就在《自由中国》三周年纪念会上说过，“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

我以为，雷震不仅属于那个他埋骨的孤岛，同时也属于生养他的这片广袤的大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在雷震告别人间25年之后，范泓的这本《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就可以看作是他用象形文字为雷震建造的第一个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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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对雷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大约是在十多年前，在李敖的一篇杂文中，他说中国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隘的，虽然很雄浑、很过瘾，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从那时起，我就想了解雷震，这位曾位居国民党权势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真的像狂妄自大的李敖论定的那样缺乏民主自由的气质吗？虽然这些年来我也断断续续读到过不少有关书籍、文章，但真正对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运，他的理想、追求，他的性格、气质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还是在读了《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之后。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雷震传，是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大陆读者所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这两天，我老是在想，他早年受蒋介石的赏识，连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CC系、政学系都暗中嫉妒过他，在风雨飘摇的1949年他还成了“沪上三剑客”，他身上不乏对蒋和国民党政权的忠诚。如果不是1949年的大变局，他是不是会走上这条不归路，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长期留学日本，曾师从日本负有盛名的宪政学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学者佐佐木等，接受了宪政主义的思想。特别是他在国民党权力系统中的那段独特经历，从参政会到政协会议，他奔走于各党各派之间，与各种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一个历来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选择可能性的中国，这一经历对他生命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他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虽然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种浩然之气，他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近代的产儿，他的思想、行事作风中包含了更多我们传统中所缺乏的东西。

最后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历史记住了雷震这个名字，后世的人们缅怀这个名字，主要不是因为他曾是国民党高官，介入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因为他主办的那本小小的《自由中国》。从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在长达11年的岁月中，《自由中国》在水深浪阔、长夜难明的孤岛举起了一个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来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许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受到这本杂志的影响。李敖批评雷震的民主自由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厉风行的决绝姿态，高举起《自由中国》的大旗，不断地发出道义的声音，殷海光他们的书生论政能坚持十年之久吗？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冲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开除党籍、撤消“国策顾问”等头衔，以傲岸的人格力量抵抗一切袭来的横逆。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他还义无返顾地踏上组党之路，超越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并为此付出了十年的牢狱代价。即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雷震几乎从一开始就原谅了刘子英，国民党当局“用来诬陷他的工具”，他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

这一切在《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雷震的前半生都在国民党体制内浮沉，《自由中国》创刊那一年他已年过半百，但却是他在风雨中前行、跋涉的开始。我以为，从篇幅上说，他前半生的经历可以写得简略一些，《自由中国》的十一年、狱中十年还可以写得更详细、更丰满一些。因为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另外，对雷震的精神气质也还有再挖掘的空间。李敖以为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备这些气质。这不过是一管之见，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专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也不相信只有那样的气质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诚如雷震在《自由中国》时期一再说的，自由是争取来的。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价、来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志士仁人们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泪代价。假如没有雷震，海峡对岸的历史有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早在1952年胡适就在《自由中国》三周年纪念会上说过，“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

我以为，雷震不仅属于那个他埋骨的孤岛，同时也属于生养他的这片广袤的大陆。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在雷震告别人间25年之后，范泓的这本《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就可以看作是他用象形文字为雷震建造的第一个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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