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知识错误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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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知识错误背后   

2013-01-04 16:40:35|  分类： 社会思考 |字号 订阅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知识错误事件正在演化为2013年度第一宗重大公共事件。不少国内媒体和外媒都报道了该文中有关大禹治水年代的知识错误，以及对成语等知识的误用。在这些知识错误背后，则牵涉到当代对媒体生存状况和媒体管控的痛切感知。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网络热议其实是一种悲愤的抗议和绝望的抗争。这是此次事件最值得注意之处。

       《南方周末》是当代中国媒体里伴随改革开放社会进程而崛起的新闻业重镇，由于其首开大规模深度调查性报道的先例，不仅对30余年来的社会变革有很大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代代编辑和记者的努力，这份报纸培养了开花散脉的无数具有专业主义新闻观的媒体人，他们活跃在全国各种媒体上，不限于平媒，该报也因此被戏称为当代中国新闻业的“黄埔军校”。某种意义上说，撇开现实现在南周真正的报道和评论水准而言，这份报纸凝聚了当代社会很大一部分求良性变革、求确实希望的人群对媒体的希望，以及很大一部分怀抱炽热社会热忱和公益心的媒体人的新闻理想理想。这是本次知识错误事件及其背后过程引发如此叛逆的根本原因。

      现代媒体不仅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瞭望哨和守护者，更基本的层面而言，还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最起码体面与尊严的承载者。当媒体被迫说谎，甚至权力的手直接粗暴地当众撕碎媒体最起码的工作流程，丧失尊严的不仅是媒体，更是整个社会。这不是一个媒体管理政策掌握的水平问题，管理水平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原则问题和伦理问题。在中国社会，管理一度成为一种迷信，而管理被简化为焚书坑儒似的直接蛮横权力施行。这不是意见或观点之争，而是权力自身的性质和逻辑问题。权力可以代替经济的计划，可以代替学术，可以代替缜密的战略与政策思考，现在权力可以代替写作与新闻职业规范了。说到底，一个媒体没有基本自主进行采编活动的社会，要谈社会和公民的言权，那是虚妄的。而如果没有社会和公民的声音，一个社会会沦入怎样的情况，熟悉中国古代帝王专制、斯大林专政以及极左文革时代的人们应该并不陌生。

       自有现代社会，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而且是性质与立法、司法和行政很不同的一种权力，因为媒体的声音直接代表社会动态的各种人群利益。更重要的是，媒体代表着一个急遽大变动时代里，社会对旧事物和新事物热忱的认知。改革开放的政策始自思想解放运动，而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体现是当年媒体的活跃，无论观念的碰撞，还是政策理念的探讨，乃至对历史罪恶的揭露与新生事物的报道。就像一个健康者红润的脸色，健康运行的媒体是社会能够自治、自立和自存的主要标志。不能说南周完全达到了这样的媒体水准——事实上，近年来很多批评者对南周具体报道与评论的批评颇甚——但无可回避，南周这份报纸本身已经是当代中国媒体理想的一个象征性所在。因此此次事件激发的感情反应除了兔死狐悲的同仇敌忾，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言权受挫后的愤怒。这是不能忽略的。

       此次事件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南周一直以来的报格基调是温和的和理性的，对社会进步充满耐心和文学化的善意，因此南周遭遇这样常见的打压意义很特别，社会从中看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合时宜，也不符合任何人利益的蛮横与无知；其次，长期以来，因为南周坚持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公义的关怀，因此，这份报纸是当代新极左、新文革和新纳粹势力的眼中钉。那些公开呼吁文革“三种人”亮旗子、站出来和誓欲重燃文革内战烈火的人，一直对南周为代表的媒体恨之入骨，考虑到那些人活跃的网站甚嚣尘上，这种事件不得不令人对现实的走向做悲观的猜测，尤其是，在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南巡风尘未落之际就更是如此。此事已经发酵，这种政治含义和后果并非耸人听闻。

        作为公共事件，此次事情演化的现实轨迹也很值得思考：事件发生，引发微博议论，为了压制讨论，于是进行删除微博和网络禁言等一系列后续措施，可事实上，这些措施没有使事件降温，反而火上浇油，并直接暴露了权力与媒体和传播格格不入的两重逻辑。现在是WEB 2.0时代了，信息的传播形态和效率根本不是焚书坑儒时代可以想象。互联网时代再不可能对社会进行分而治之似的原子化。因为知识传播的速度太迅猛了，以至于任何片面的自上而下人力干预都会适得其反。

       最后，作为老读者和作者，我谨向历年《南方周末》的采编、记者以及报社领导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