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兹利特《一课经济学》(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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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经济学》

作者：亨利·黑兹利特

第11章 关税“保护”了哪些人？

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大多很糟糕，一提起这个话题总是令每个认真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垂头丧气。同学们可能会问：经济学家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致力于经济理论的改良和进步，而今各国政府对国际关系的普遍认识和实际政策，却还赶不上亚当·斯密的学说，这是为什么呢？如今的关税和贸易政策，远比17世纪、18 世纪时的政策糟糕。如今开征关税和树立贸易壁垒的真正理由比那个时代更糟，就连掩人耳目的托辞也不如那个时代。

自《国富论》发表两个多世纪以来，自由贸易的主张曾经无数次被人提起，但不如《国富论》讲得那么简捷有力。亚当?斯密的立论大致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便宜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他接着说道，“这个命题不证自明，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进出口商和制造商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也不会有人去质疑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可以被视为专业分工的一种方式：

每一位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一句格言是，如果购买一件东西的花费少于自己在家里制造的成本，就永远不要自家动手做。裁缝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从鞋匠那里购买。鞋匠不会自家缝衣服穿，而是到裁缝那里购买。农夫既不会自家缝衣服穿，也不会自家做鞋子穿，而是宁可花钱从手艺人那里购买。他们都发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专门从事比邻居更有优势的行当，并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他们想要的其他任何物品。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很少会是错的。

但到底是什么使人们认为，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中，就可能是错的呢？这又是一张不容易梳理清楚的谬论网。不过，其中的中心谬论则是本书要剖析的。这里中心谬误是，仅仅考虑了关税对特殊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而忽略了考察关税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

美国一家羊毛衫制造商，跑到国会向相关的委员会慷慨陈词，又到国务院向有关政府官员据理力争，说对英国羊毛衫减免进口关税，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的羊毛衫售价每件30美元，但是同样品质的英国羊毛衫的售价是25美元。因此，征收这5美元关税是他所必需的，否则无法持续经营。他声称此举并非只顾自己，而是替他那一千名男女员工着想，替服务于这些员工的更多人着想。任由这些人丢掉饭碗，失业率会上升，购买力会下降，负面影响会像涟漪一样往外扩散。要是这个制造商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减免关税定会使他倒闭出局，国会肯定认为他的反对意见无可辩驳。

国会的谬见在于只看这家制造商和他的员工，或者只顾及美国羊毛衫业。这种谬见源自只注意看得见的立即结果，而忽视看不见的结果，因为后一类结果出现的机会被剥夺了。

向国会进行游说的人为求得关税保护，不断用与事实不尽相符证据进行申辩。我们假设，那家羊毛衫制造商以上所述的就是事实。我们假设，对该制造商而言，有必要对每件羊毛衫征收5美元的关税，他才可以继续经营，才可以继续为现有员工提供工作机会。

我们刻意选择撤消关税这种最棘手的例子来做说明。说棘手是因为，现有的关税保护着一个行业的既得利益，撤消关税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利益。若选择开征新关税，保护即将诞生的新行业的例子还不那么棘手，毕竟既得利益尚未形成。

我们来看关税取消后的情形。那位制造商会只好让工厂倒闭，一千名员工被遣散。靠这群人发财的商家，生意不如从前。这是看得到的立即结果。但还有一些结果，虽然无法直接看到，但确实会立即产生这些结果。以前30美元一件的羊毛衫现在只卖25美元，消费者花更少的钱，就能买到同等品质的羊毛衫（或者花 30美元，能买到品质更好的羊毛衫）。如果他们选择前者，不仅有羊毛衫穿，省下的5美元还可以拿去买别的东西。消费者掏25美元买进口货，是在促进英国羊毛衫业的就业，这也是那个美国制造商为我们所断言的。而消费者省下的5美元，则会促进美国其他产业的就业。

由此带来的结果还不止这些。美国人把钱掏给英国人之后，英国人还会拿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产品。事实上，英国人手上的美元最终只有拿去购买美国产品（这里暂且忽略汇率波动、贷款、信用等复杂因素）。由于关税减免，英国人卖得以出售更多的产品给我们，现在他们才有能力从美国买更多的产品，美元最终只能用来买美国产品，因为不花掉也不会有其他用处。因此，允许进口更多英国产品，必将带动美国的产品出口增加。虽然美国的羊毛衫业就业不如从前，但其他更有效率的行业，如洗衣机或飞机制造业，却得以雇用更多的员工。美国总的就业率并未下降。这样一来，美国和英国的整体生产就会增加。两国的劳动力资源都流向了各自的优势产业，而不必继续窝在缺乏效率或者成果差产业。两国的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他们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产品。进口羊毛衫能让美国的消费者受惠，进口洗衣机和飞机能让英国的消费者受惠。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看看新开征一种关税会带来的影响。假设美国对进口针织品还不曾征收关税，美国人已经习惯购买售价不含关税的进口羊毛衫。现在，有种论调说：只要对进口羊毛衫征收5美元的关税，美国就会出现自己的羊毛衫产业。

这种论调本身逻辑并没有什么问题。关税抬高了英国羊毛衫在美国的售价，使得美国厂商进入羊毛衫行业有利可图。但美国消费者将被迫补贴这个产业。他们每买一件国产羊毛衫，相当于还要上5美元的关税，因为国产羊毛衫比不征关税的进口羊毛衫更贵。

一些美国人将受雇于羊毛衫产业，而以前，这是一片空白，受雇人数为零。这话大致不错。但是整个国家的从业人数或就业机会不会有任何净增长。因为消费者要多花5美元去购买同品质的羊毛衫，可用于购买其他产品的钱就少了5美元。他将不得不因此缩减相应的开支。为了使一个产业发展或生存而开征关税，其他 100种产业将因此萎缩。为了让50 000人能够受雇于羊毛衫产业而开征关税，其他产业的从业人数将不得不因此损失50 000人。

一个新产业，容易看得见。无论其从业人数、投入的资本、产品市场规模，测评起来都很容易。邻居们每天都能看见羊毛衫厂的工人上下班。这些结果直接并且明显。但是其他100种产业的萎缩、及其损失的50 000个工作机会，则不为人们所注意。即使是最聪明的统计专家，也难以准确地统计出对进口羊毛衫开征关税造成的损失，说不清其他行业有多少人因此失业，每个产业的收入到底因此损失了多少。因为损失被分摊到了美国其他所有生产活动中，人们一时很难看出某种生产活动承受损失前后的明显差别。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所有消费者先前把那5美元用到了何处。绝大多数人因此误以为新产业对我们毫无损害。这种错觉，让这些人蒙受着不小损失。

很重要的一点是：加在外国羊毛衫上的进口关税不会提高美国人的工资水平。在羊毛衫产业工作的美国人，不必依照英国的工资水准，就能在那个行业与人竞争，他领得的工资只要处于美国的平均水准上下（就技能相当而言）就行。但是美国的总体工资水平并没有因为关税而提高；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总的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加，总体需求并没有增加，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增加。其实，劳动生产率可能由于关税的影响反而下降。

我们再来看看关税壁垒的实质影响。所有看得到的利益，都被损失给冲销掉了，虽然这些损失不那么明显，但确有其事。结果，整个国家承受了净损失。对于关税的好处，数百年来有过无数出于自利的宣传，也有过并非出于自利的认识混乱，事实却与这一切误导截然相反——关税降低了美国的工资水平。

让我们来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原因。如前所述，消费者多花钱购买受关税保护的产品，能够用来购买其他产品的钱就会相应减少。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从中获得净收益。但由于人为地对外国产品设立壁垒，造成美国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从相对效率较高的产业，移转到相对效率较低的产业上。因此，美国劳动力和资本的平均生产力，必然由于关税壁垒而降低。

现在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观察关税壁垒。我们发现消费者的钱能够买的东西不如从前。由于他必须支付更多钱去买羊毛衫和其他受关税保护的产品，所以能买的其他每一样东西都减少了。消费者收入的整体购买力随之下滑。关税造成的影响，到底是降低名义工资，还是提高名义物价，要看当时实行的货币政策。但很清楚的是，虽然受保护产业的工资水平或许能比不受关税保护时要高，若把所有产业的情形都考虑在内的话，和本来应有的整体水平相比较，关税一定会降低实质工资。

只有历经一代又一代谬论的影响，被长期误导，才会觉得上述结论似是而非。资本和人力资源，由于经济政策的影响，被刻意运用在比较缺乏效率的地方，我们还能够期待得到与上面不一样的结果吗？贸易和运输，被刻意设立的人为壁垒所阻碍，我们还能期待有其他不同的结果吗？

设立关税壁垒的效果，跟筑墙挡道没有两样。值得注意的是，贸易保护论者习惯用战争术语，诸如，应该“击退”舶来品的“入侵”。他们在财政上的建议和在战场上所采用的招式一样。设立关税壁垒以击退舶来品的入侵，就像布设坦克陷阱、战壕、铁丝网，用以抵御或延缓敌军的攻势。

敌军要克服这些障碍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部署更大的坦克；使用地雷探测器；派出工兵剪除铁丝网、架桥、抢滩。同样，在外贸中要克服关税壁垒，需要加大投入开发更有效率的运输方式。一方面，我们尽力去降低英国和美国，或者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运输成本，这就需要投资研发速度更快和效率更高的飞机与船只，投资修筑更好的公路和桥梁，投资启用更好的火车和卡车。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用关税来冲销我们在高效率运输上的投资，使得商品的运输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我们降低羊毛衫运输成本一块钱，以利羊毛衫在两地之间运送，我们接着提高关税两块钱，来阻止这件事。我们投资去降低货运成本，然后又用关税减低运输的投资价值。这样做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关税常被看作是以牺牲消费者来造福生产者的一种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大致不错。那些主张征收关税的人，只考虑到受关税保护的生产者能立即获得利益，却忽略被迫支付关税的消费者会立即遭受损失。但把关税只看成是生产者利益与消费者利益之间的冲突，却是不对的。关税的确让所有的消费者蒙受损失，但并非所有的生产者都从中获益。前面谈过，关税只对受保护的生产者有帮助，为此不惜牺牲其他所有的美国生产者：尤其是对那些出口潜力相对较大的生产者利益的损害。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明白这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一个夸张的情形。假定我们设立的关税壁垒很高，完全是禁止性的，让人根本不可能从国外进口商品。再假设美国羊毛衫售价刚好上涨5美元。消费者购买一件羊毛衫必须多花5美元，由于这一点，消费者对其他100种产品购力平均减少了5美分。选这些数字，只是为了说明其中原理。实际数字当然不会分布得这么均匀。这里也不考虑羊毛衫业因为其他行业受保护而遭受伤害的复杂情形。

现在，外国产品在美国完全丧失了市场，外国人手上换不来美元，根本没办法去购买任何美国产品。这种情形下，美国产业的受害程度，和以前的出口率成正比。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包括，原棉生产者、铜生产商，以及缝纫机、农业机械、打字机、商用飞机等产品的制造商。

就算关税壁垒不是完全禁止性的，仍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只不过损害程度较轻而已。

因此，关税的作用是改变美国的生产结构。它改变了职业数量、职业类型，以及一种产业相对于另一种产业的规模。关税使得相对效率较低的产业规模变大，相对效率较高的产业规模变小。总体结果是减低美国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减低相应贸易国的生产效率。

尽管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一直争执不下，不过就长期而言，关税和就业的问题是无关的。的确，突然调高或调低关税所引发的产业调整，都会引起暂时的失业率上升，甚至会带来暂时的经济萧条。从长远来看，关税和工资却有关系。关税一定会使实质工资下降，因为它减低了效率、生产和财富。

衍生出关税谬论的核心谬论是本书所要剖析的。也就是，只看单一关税税率对一群制造商造成的立即影响，而忽略了由此对全体消费者和其他所有制造商造成的长期影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用关税来保护所有的制造商？如此一来，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其中的误解在于，这样做并不能让所有制造商平均获益，那些产品销路已经具备国际优势的本国制造商，根本不可能从中获益；关税所导致购买力转向，一定会给那些生产效率高的制造商造成损失。

谈到关税，最后我们一定要牢记一件事。不可否认，关税确实对特殊利益集团有利，至少有可能对特殊利益集团有利。这和我们探讨机器造成的影响，应该注意的事情一样。没错，关税是牺牲其他每个人的利益，来为他们造福。如果受关税保护的行业只有一个，当该行业的业主和劳工购买别人的产品时，可以尽享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该行业将从出售自己的产品中获取额外利益。但是，如果受关税保护的行业越来越多，最初受保护的行业中的从业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会开始因为其他人得到保护而受害，最终结果可能比没有任何人受到保护时还要糟。

作为极力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我们认为降低关税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我们不应该否认关税有可能对特殊群体产生利益。反之，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否认减免关税不会伤害任何人。的确，降低关税对国家整体有益，但是有人会受到伤害，先前享受关税保护的行业会首先受到冲击。这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也是我们主张不该设立关税保护的原因之一。不过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能去面对。例如，有些行业表示，取消它们的产品关税，会致使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至少暂时如此）。他们所言不虚。而如果它们的工人已经具备行业专门技能，甚至可能因此遭受长期的伤害，直到他们能掌握别的专门技能为止。探讨关税的影响时，我们应该设法认清所有的主要影响，跟探讨机器的影响一样，既观察特殊群体受到的短期影响，也考察所有群体受到长期影响。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本章内容并不在于反对所有的关税，包括主要用于增进税收的税种，或者扶持战时需要的产业；也不在于反对开征关税的所有主张。本章只是针对这样一种谬论：关税可以“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或者“保护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其实这些事情，它一样都办不到；而且就工资和生活水准来说，关税的作用适得其反。至于对那些为了其他目的而征收的关税，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本章的讨论范围。

我们无需在这里探讨进口配额、外汇管制、双边互惠，以及减低、转移或阻止国际贸易的其他非关税壁垒。一般来说，这些措施造成的影响，不但和高关税或者禁止性关税类似，实际效果往往更糟。我们可以用上述推理方式，去分析更为复杂的非关税壁垒带来总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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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拼命出口

所有的国家对出口怀有一种病态的渴求，这种影响仅次于各国对进口怀有的病态恐惧。从逻辑上讲，真的没有比这种事情更矛盾的了。长期而言，进口与出口必然相等（这里的进出口指“国际收支账户”里的所有项目，包括“无形”项目，如旅游消费、海运费用等）。有出口，才有钱进口；没有进口，就没有机会出口，因为外国人没有美元可以用来买美国的产品。要想扩大出口，就必须有更多的进口，否则收不到货款。要想压缩进口，出口也会随之被压缩。所以，当我们决定减少进口的时候，其实等于决定减少出口。当我们决定扩大出口的时候，其实等于决定扩大进口。

原因很简单。一位美国出口商把商品销往英国，换回的是英镑。但是这位老兄在国内没法用英镑来支付员工工资、用英镑来给太太买衣服、用英镑买剧院门票。他需要美元来支付这一切。他拿着英镑没有用处，除非他拿去购买英国的产品，或者把手里的英镑（通过银行或代理商）卖给美国进口商，让他们用于进口英国产品。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在美国的出口以等量的进口支付之前，都无法实现银货两讫。

如果交易不是以英镑，而是以美元进行，情形也会一样。除非以前曾有英国出口商输出产品到美国，并因此有美元积累，否则英国进口商没办法以美元支付美国出口商。简单地说，外汇市场是执行结算性交易的地方，在美国，是将外国人的美元借项和他们的美元贷项冲销。在英国，外国人的英镑借项则和他们的英镑贷项冲销。

任何关于外汇的教科书都找得到相关技术细节，这里不再赘述。别看那些教科书总是被包装得严严实实，其实里面并没有什么神秘难解的内容，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每个人都必须卖些东西给别人，才能获得购买力，才有钱去买别人的东西；只不过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卖的是自身的劳务，而不是出售商品。国内交易大多也是通过银行等结算机构，以注销买卖双方支票和其他支付的方式进行。

在国际金本位体系下，进出口贸易差额有时靠交运黄金的来结算，但也可以用交运棉花、钢铁、威士忌、香水，或其他任何商品来结算。不过，在金本位制存在的时候，黄金的需求几乎可以无限扩张（那时，黄金被公认为是剩余的国际“货币”，而不仅仅是另一种商品），各国不像限制其他商品进口那样限制黄金的输入。（近年来，许多国家采取更严格的措施限制黄金的输出，那是另一码事。）

有些人，在谈论国内贸易时，又清醒又理智，但当话题转到对外贸易，他们立刻变得又激动又糊涂。若把他们在对外贸易上极力主张或原则上默认的东西，移植到国内贸易上，会立刻显露出其论调疯狂愚蠢的一面，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有些人认为政府应该大量贷款给外国来促进出口，而不考虑这些贷款有多少能收得回来。

政府当然应该准许自行承担风险的美国公民放贷到国外，而不应该设置任何障碍，阻止民间贷款给我们的友邦。作为个人，我们愿意基于人道的理由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和饥饿的人。不过，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对外国人的资助，如果打着慈善的旗号，反而让人觉得有商业目的之嫌，这就太不明智了。这只会造成误解，导致将来的关系恶化。

可是在主张对外大量贷款的论调中，“拉动出口”这个谬论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这个谬论说：即使有一半（或者全部）的贷款变成呆账，得不到偿还，我们还是会因为这些贷款而受益，因为可以强劲地拉动我们的出口。

那些用于帮助外国购买我们产品的贷款，要是拖欠不还，就等于我们拿产品去白送，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一个国家不可能靠无偿的商品输出而变得富有，这样做只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穷。

把这种说法用在个人或私营公司身上，没人质疑其正确性。如果一家汽车公司贷款5,000美元给一个人买等价的车子，而这个买家最后没有偿清贷款，那么这家汽车公司不可能因为“售出”这辆车子而增加收益。它损失的是生产汽车的成本。如果汽车的生产成本是4,000美元，而买家只还一半的贷款，那么这家汽车公司的净损失是4,000美元减去2,500美元，也就是1,500美元。坏账造成的损失，并没有从它的销售业绩中赚回来。

对于私人公司来说如此简单的事实，为什么用于国家，那些聪明人却会犯糊涂呢？要认清这种交易，需要人们把眼界放宽一点。某个群体确实可以从中受益，而其他所有的人却得为此承受损失。

从事出口生意的人整体而言可以从中获益，其利益相当于在海外的贷款呆账数额。整个国家因此而蒙受损失是肯定的，只不过难以追踪哪些人遭受了多少损失。私人放贷损失由放贷者自己直接承受，而政府贷款的损失，最后则必须靠加重税负来解决。此外，这些直接的损失会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从而造成更多间接损失。

从长远来看，贷款收不回来对美国的企业和就业并没有好处，并且是有害的。用于购买美国产品的贷款，外国买主的赖账每多一美元，国内买主最后就会减少一美元。出口业受益的同时，依靠内销为主的行业将蒙受损失，二者得失大体相当。长期下来，经营出口业务的许多企业，总的来说也受到伤害。比如，1975年美国的汽车公司约有15%的产量销往海外市场，假如给国外贷款，出口量可达20%。但如果贷款收不回来，导致美国消费者的税负加重，造成汽车公司的国内销售额减退10%，汽车公司也还是无法获利。

重申一下，这里并不是说私人投资者向海外贷款是不明智的，这里要说的是，我们不能靠收不回来的贷款变得富有。

基于这个道理，那些靠对外贷款呆账，或者直接赠与外国的方式，制造出口大增的做法，才是愚蠢的。企图通过出口补贴的方式拉动出口的做法，同样愚不可及。出口补贴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给外国人，补贴部分等于白送。这是企图靠送人东西来发家致富的另一个例子。

美国政府不顾这些常识，多年来一直实施“对外经济援助”计划，主要是政府对政府的直接赠予，金额动辄高达数十亿美元。这里我们只对支持那些计划的一种说法感兴趣——可以“拉动出口”，进而维持美国的繁荣和就业。许多支持者信以为真，认为这是聪明甚或是必要的措施。这依然是靠送东西能让国家致富的另一错觉。被掩盖的真相是：美国直接送出去的，不是出口品本身，而是用来购买产品的钱。虽然个别出口商有可能从国家的损失中获益，但这里还要扣除“对外经济援助”计划分摊给他们的税负，剩下部分才是他们的收益。

只看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而没有耐心或智慧去考察该政策对每个人造成的长远影响，这样的错误，我们在这里又多了一个实例。

如果我们真的去考察每个人所受的长期影响，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与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政府官员所奉行的教条恰恰相反，这个结论正如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说：对外贸易对任何国家能有利益，最终并不在于其出口，而是在于其进口。是进口，让一个国家的消费者能以比国内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外国的商品；是进口，让他们买到国内制造商不生产的商品（在美国尤为突出的是咖啡和茶叶）。总的来说，一个国家需要出口的真正理由，是赚钱来支付其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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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平准价格”

正如关税史所提醒的那样，特殊利益，总能驱使受惠的人处心积虑，去说服众人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特殊待遇。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计划，那些计划开始显得荒唐可笑，有识之士都懒得去戳穿它。但是特殊利益会驱使受惠的人坚持推进他们的计划。该计划若能通过立法实施，会立即改善那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不惜代价，雇来身名显赫的经济学专家和公共关系专家为其代言。他们那些论调在公共场合被人反复提起，再加上大量统计数字、表格、曲线图和圆饼图的狂轰滥炸，民众很快就信以为真。等到有识之士意识到立法实施势在必行，一切为时已晚。有识之士没办法在短短几周之内吃透相关的主题，而他们的对手，也就是利益集团雇来的智囊，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数年心血。有识之士被对手指责成不了解具体情况，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假设和推定，让人觉得强词夺理。

农产品“平准价格”的历史，正是照上述进程写就的。不知道平准价格第一次作为立法议案提出具体是哪一天，但是1933年新政实施时，它已经成为既定的原则，并作为法律颁布；而且，年复一年，平准价格的衍生论调也被陆续颁订为法律。

平准价格的说法大致如下。在所有产业中，农业最基本、最重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还说，只有农民富裕了，其他人的富裕才有着落。要是农民缺乏购买力，买不起工业产品，工商业就会萎缩。他们认为这是1929年经济崩溃的原因，起码是经济无力复苏的原因。当时农产品价格暴跌，而工业产品价格的跌幅却很小。结果，农民买不起工业产品，导致城市工人纷纷下岗；然后，城里人也买不起农产品，经济萧条四下蔓延，形成恶性循环。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很简单，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与农民所买产品价格持平的水准。1909年到1914年间就出现了这种平准价格，那时的农民很富裕，那时的价格关系应该恢复，并且永久维持。

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隐含了许多谬误，在这里没有时间一一探讨，展开讨论也会离我们的主题太远。但是我们找不到充分的理由，认定某一年或某一特定时期出现过的价格关系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认为这种价格关系比其他的时期更为“正常”。就算当时的价格关系相当“正常”，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无视此后 60年生产和需求状况发生的巨变，同时认为这种价格关系应该继续维持下去？利益集团选定1909年至1914年的价格关系作为平准价格的基础，并不是随意的，就相对价格而言，那其实是美国历史上对农业最有利的时期之一。

如果平准价格观念真的那么厚道或合乎逻辑，那就应该普遍适用于所有商品。如果1909年8月到1914年7月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应该永久保持，那为什么不将那段期间各种商品之间的价格关系也永久保持呢？

在本书1946年版中，我举例说明了平准价格观念产生的一些荒谬结果：

雪佛兰（Chevrolet）六缸大轿车1912年的售价是2,150美元；1942年改进型六缸雪佛兰大轿车售价是907美元，若参照当时农产品平准价格来调整，售价应该是3,270美元。1909年到1913年（含），金属铝全球的平均价格是每磅22.5美分；1946年初是14美分，若按照“ 平准”价格，则应该是41美分。

1978年的今天再来算这笔账的话，肯定费力不讨好，我们除了必须考虑1946年到1978年间严重的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两倍多），还必须考虑前后两个时期汽车品质上的差异。这种困难，显然表明了平准价格的提议行不通。

在1946年版中，我继续指出，生产率提高也是农产品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从1955年到1959年的五年间，美国的棉花收成量平均每英亩是 428磅，从1939年到1943年，年均为260磅，而在1909年到1913年这个‘基’期，年均收成只有188磅。”再跟现在的生产率水平比较一下，1968年到1972年五年内，平均每英亩棉花收成467磅，农业生产率继续提高，只是增幅有所下降。同样的，1968年到1972年五年的平均每英亩收成，玉米为84蒲式耳，小麦为31.3蒲式耳，而从1935年到1939年，玉米年均只有26.1蒲式耳，小麦只有13.2蒲式耳。

由于使用更好的化肥、选育良种、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在1946年版中，我引用了这段话：“在一些完全实现机械化和大批量一条龙生产经营的农场里，只需要几年前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劳工，就能实现相同的收成。”——但是“平准”价格的鼓吹者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

政府不肯将平准价格原则普遍应用于所有的产品，证明这类经济计划并非对公众有利，而只是补贴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还有另一个证据，当农产品价格上涨，高过了平准价格（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政府政策造成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国会议员，从来不曾要求把农产品价格拉回到平准价格，从来不曾要求农民退回等量的补贴。平准价格原则只是特殊利益只上不下的单行道。

不说远了，还是回到本章特别关心的核心谬论。这里的核心论调是：如果农产品可以卖到更高的价格，农民就会购买更多工业产品，并由此带来工业繁荣和充分就业。只要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有没有平准价格，并不重要。

这种论调似乎很动听，不过，一切还要取决于这个好价钱是如何带来的。如果是整体经济复苏带来的结果，也就是百业俱兴、工业生产增加、城市劳动力的购买力提高（不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丰收和富裕不仅属于农民，而属于所有国人。不过，我们要讨论的是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问题。政府有多种措施可以办到这一点：可以靠政府法令强行提高价格，不过这是最不可行的办法。国家粮库可以按平准价格收购所有的农产品。可以贷款给农民周转，让他们在市场价格低于平准价格的时囤积产品，暂不上市销售。政府可以强制限制农产品产量。政府当然可以多管齐下，实践中它们就经常这么做。不管如何，我们假设政府干预已经带来了农产品价格上涨。

结果是什么呢？农民的产品卖出了更好的价钱，他们的“购买力”提高了，即便产量可能不如从前。有些人看到农民立时变得富起来，看到他们购买更多的工业产品。若只观察政策对直接相关的群体产生的立即影响，他们能看到的只是这些。

其实，政府政策还同时带来了另一个结果。假使小麦原先售价为每蒲式耳2.50美元，政府干预后的售价为3.50美元。农民每售出1蒲式耳的小麦，就多得1美元。小麦涨价导致面包涨价，城市劳动力消费面包时，相当于要为每蒲式耳小麦多支付1美元。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对于工业产品的销售，如果农民因此多了1美元的购买力，城市劳动力却会因为政府干预少掉1美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工业产品在农村地区的销售额增加多少，在城市地区便减低多少，一加一减，工业行业在总体上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当然，不同行业的销售额当然会有增有减。农机农具厂商和邮购公司的生意显然会更加红火，但是城市百货公司的生意会不如从前。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政府政策不但没有带来净利润，反而造成了净损失。政府干预并没有停留在造成购买力的转移，也就是把购买力从城市消费者（或一般纳税人，或两者兼而有之），转移到农民手上。政府干预往往通过限制农产品的生产以抬高价格，这样会造成财富灭失，因为可供消费农产品被人为减少了。财富如何灭失，取决于政府为了提高价格所采取的措施。或许是像巴西烧毁咖啡豆那样，从实物上毁损已经生产出来的作物。或者是像AAA计划那样，限制种植面积。其中一些措施造成的影响，我们放在讨论政府商品管制的章节再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农民通过减低小麦产量的方式获得平准价格时，虽然每蒲式耳的价格提高了，但是产销数量的减少使得他的收入并没有随价格同比例增加。有些主张实施平准价格的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得寸进尺要求应该给予农民“平准收入”。这就需要采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才能实现，而这会直接牺牲纳税人。换句话说，为了帮助农民，政府干预注定会让城市劳动力和其他群体的购买力减少得更多。

最后，我们来讨论主张平准价格的另一类论调。提出这种论调的人更加老成圆熟。他们坦率地承认，“没错，平准价格的经济论证的确经不起推敲。这种福利政策是加在消费者身上的一种负担。但关税不也是加在农民身上的一种负担吗？农民购买工业产品时不也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吗？美国是农产品净出口国，开征补偿性关税对农产品没有好处。平准价格制度就相当于保护农民的关税。这样做彼此才算公平。”

美国农民确实有理由为自己讨回一份公平。其实，保护性关税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远比他们所了解到的要深重。保护性关税减少了工业产品进口，也会减少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因为外国人换不来美元去购买美国农产品，并且会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不过，上述替农民讨回公平的论调同样经不起推敲，其论述与事实也不尽相符。根本不存在一种通用关税，去保护所有的“工业”产品或所有非农产品。为数众多的国内工业或者出口产业，并没有受到关税保护。如果城市劳动力由于保护性关税而被迫支付平准价格，一方面他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去买毛毯或外套，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去买棉衣或食品，他被剥了两次皮，更不要提什么“补偿”。

有人提出政府可以给予每个人同等的“保护”。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便实施起来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例如为承受国外竞争压力的工业家某甲开征保护关税，给予出口产品的工业家某乙财政补贴），我们还是不可能做到“公平”，或者一视同仁。就关税保护或补贴而言，我们或许应该给每个人相同百分率，或许应该给相同金额，但我们永远无法肯定政府是不是重复支付某些群体，却漏给了其他人。

即便我们有办法做到公平，那又如何呢？每个人都在补贴其他人，有谁能受益呢？养活一大群不从事生产的官僚来执行这套计划，由此造成每个人承受的税负加重，对大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同时取消平准价格制度和保护性关税制度，大家扯平最简单。否则，各种保护制度执行的结果，也只能是：农民某甲和企业家某乙同时获利，却牺牲了“被遗忘的某丙”。

更多所谓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计划会被我们看穿，只要我们学会不仅仅探讨某个特殊群体立即受到的影响，也探讨经济政策提案对每个人造成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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