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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不慣聆聽 不屑對話 不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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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13-2009 22:18:1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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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不慣聆聽 不屑對話 不善溝通
——官方令學運形勢惡化的反思  
                                      
明報專訊】20年前的5月,北京的形勢已經如箭在弦,例如先後出現了幾次10萬人以上的大遊行,參加者不單是學生,還有北京的市民,甚至黨政機構的人士。5月13日,學生更因為得不到來自官方的滿意答覆,開始絕食。本來,在這過程中,官方曾與學生代表對話,應可緩和緊張的形勢,至少可以稍為拉近距離。可惜,由於種種原因,對話的效果不佳,反而形成更大的裂痕。20年後的今天再作反思,確有不少值得記取的教訓。

總結這一段期間,大致可以用3句話來歸納官方的做法,就是:
不慣聆聽、不屑對話、不善溝通。
正因為這3個「不」,令形勢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先談第一個「不慣聆聽」。中國無論在昔日封建王朝,還是在今日21世紀,領導層也不慣聆聽老百姓的不同聲音。早在胡耀邦舉殯的時候,曾有學生舉覑請願信,跪在人民大會堂的石階前,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等7項要求,但一直無人理會。當時官方的做法已被評為「麻木」和「不近人情」、「不懂民情」。

本來在4月25日,學生有一次與北京市政府首次對話的機會,後來卻流產了。踏入5月,學生和北京群眾有好幾次大遊行,發出各種聲音,但也是不得要領。例如5月2日,北京學生組成「對話代表團」,並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12項要求,同樣是沒有回音,就像對覑牆壁說話一樣,只聽到自己的回聲。5月4日,學生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要求民主,並要求與官方對話,也是無功而回。

胡啟立與記者對話 效果不錯
據筆者所知,當時官方與學生之間不是沒有溝通渠道的,我自己也曾經把學生代表與統戰部長閻明復聯繫起來(因為這是正常和正確的對口渠道之一),讓他們對話。但很可惜,當時主張對話的趙紫陽卻遭到其他高層成員的反對,認為這會「損害黨的威信」。後來,我們這些希望緩和形勢、增加溝通的做法,更被事後掌權的官方視為「參與動亂」,更被視為「趙派」。

其實,聆聽不一定馬上解決問題,但至少可以增加相互了解,創造緩和氣氛。在此期間,北京的新聞工作者也要求有更大的新聞自由空間,當時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親往聆聽,並與記者對話,當時我也在場。胡啟立雖然不能馬上解決問題,但在場人士感到他願意聽聽大家吐心聲,效果已經相當不錯了。可惜,胡在「六四」之後也因為被指支持趙紫陽而遭撤換。

造成這種「不慣聆聽」的原因,主要是那種「不屑對話」的心態。中國由古至今,執政者多有王權思想,認為自己在上,萬民在下。蟻民要求與領導對話,就是挑戰權威,提出相反的意見,就是大逆不道,甚至以下犯上,僭越權位。所以,中國執政者歷來甚少接請願信,也不敢面對示威群眾。江澤民有一次訪問新西蘭,在返回酒店途中遇上示威群眾,還被群眾堵塞返回酒店的街角。江澤民後來要求新西蘭警方把示威群眾趕出他的視線範圍外,才返回酒店。李鵬有一次在西德訪問,知道下一個參觀點有群眾向他示威,更是取消行程,以示「對抗議的抗議」。

高官認為「學生背後有黑手」
在20年前5月的北京,最能反映這種「不屑對話」心態的事例,就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原定在5月3日與學生代表的對話。但他後來認為學生自己成立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是非法組織,於是拒絕對話。中國的政治文化最講求規格、地位,倘若要高高在上的領導人紆尊降貴,確非易事,所以也令學生和群眾更為反感。
在「不屑對話」的心態驅使下,儘管其後形勢迫使中共高層與學生進行一些對話,但又犯了「不善溝通」的毛病。其中,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和袁木等人曾先後與學生代表對話,但都無功而退。
究其原因,主要因為高官們認為「學生背後有黑手」,對話只是為了教育(實質變成教訓)學生,不要再被人利用。有一次,學生代表吾爾開希欲表示異議,卻被禁止發言,於是離席抗議。至5月18日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更鬧得不歡而散。

當然,如今回顧學生那時候的策略,也有不成熟的地方,大有改善的空間。例如他們一往無前地提出多項要求,當遇到阻滯時並沒有次選方案,因而陷於死結。但學生畢竟不是革命家,也沒有太多社會活動和組織的經驗,有些行動欠缺彈性,也不能苛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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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风吹过,你醒了,真正的聪明是在适当的时间.......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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