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成：杭州飙车案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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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飙车案让人悲愤填膺，网络曝光后，引发巨大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其实以前也有，只是人们没有关注到而已，而且可以推论，如果不在司法层面上作深层次的反思，那这样的事情，以后也断不可少。问题只是是否还能摆到人们的眼前，人们是否还有那么多精力去悲愤而已。

杭州飙车案悲剧发生后，肇事者及其同伙表现冷漠，显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甚至还在现场叼烟嬉戏，这进一步地刺痛了旁观者的心——尤其是肇事者是一群开着跑车的富家子弟。

我首先承认，有些人把眼光落在肇事者是不是富人、是不是有权有势的人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大家对司法系统极其不信任，大家怀疑只要肇事者大富大贵或有权有势，就可以左右司法的判决，从而失却了公正。

失却公正的后果，就是这样的事情今天有，明天也会有；肇事者可以是这个富家子弟，也可以是那个富家子弟；受害者可以是谭卓，也可以是更多的社会中人。总之，人人都可能生活在一个随时被飙车族伤害甚至夺命的环境中，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只要设法追求司法的公正判决就可以了，没有其他更多要说的。

但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假如司法会得到公正的判决，就是严格按司法条文的规定来判决，甚至从重从严判决，那都市飙车的现象就会消失吗？飙车者肇事之后就一定不会表现出漠然神情吗？

这得看人们飙车肇事之后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查询《刑法》相关条文之后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我认为，在目前的刑法条件下，即使肇事者是无权无势的穷人，知道自己无法左右司法判决、从而得承担百分之百司法责任，那也会尝试都市飙车这种玩命游戏，并且一样可以在事后冷淡漠然。因为相关量刑太轻了，在这样的量刑下，他们大可早就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成群结队的飙车玩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编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第一百三十三条，对交通肇事的惩罚作出如下规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按照这个《刑法》的规定，即使杭州飙车案以最严厉的罪名“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那最高的刑罚也不过是有期徒刑三年到七年，而且这还得认定在这事故中存在“其他特别恶劣情节”。

这个量刑过轻了，而过轻的量刑，就不足以杜绝以后发生类似事件的发生。甚至可以说，这个事件的发生，或许就和量刑过轻有关；飙车着肇事之后一脸漠然神情，或许就和他知道量刑过轻有关。

经济学告诉我们，量刑越轻，违反交通规则、都市飙车者肇事夺命的事情就会越多。从小的交通规则看，如果违章停车只罚款10元、20元的话，违章停车的人就会大增，如果罚款几何级提高的话，那违章的人，也肯定会相应地减少。

对都市飙车族来说，道理也一样。无论他们能从飙车中能得到多少快乐，当他们考虑是否要飙车的时候，肯定会事先考虑到风险，考虑到自己可能为之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会有一定的分级：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可能不需要特别严厉的法律法规，他们就不会去飙车，因为他们能设身处地地想到，他人将为自己的飙车行为遭受沉重损失。还有一些人，只要交通肇事致人伤亡被判刑三年到七年，就完全不敢尝试都市飙车这种游戏，因为对他而言，用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换取这些飙车的快感并不值得。但还有另外一些人，既漠视他人的生命，又对都市飙车给自己带来的快感、荣誉感有极高的评价，那在量刑够轻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孤注一掷了。

但即使是这样一些漠视他人生命的飙车族，也不会完全漠视自己的自由与生命。因此，只要量刑够重，就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杜绝类似都市飙车案的发生。而且可以确定，只要量刑越高，这类飙车肇事件就会越少。

当然，我们都理解，对整个社会而言，也并不是任何刑事犯罪都量刑越高越好。量刑的高低，得看相关量刑的约束力，以及社会为之承担的成本有多高。

举个极端例子来说，要百分百杜绝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是可以的，那就是完全禁止任何人使用任何机动交通工具。但这样做并不可取。因为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人们的速度会慢下来，经济效率会下降，财富会减少。

但是，从都市飙车来看，如果百分之百禁止的话，社会会为之付出很大的成本吗？我相信一些人会由此失去都市飙车的乐趣，但看不出这些人失去这些乐趣对社会的损失有多大。实际上，这些人的乐趣基本上就是建立在玩弄他人生命之上的。这是因为，在都市飙车，并不能体验最快的速度，要体验速度，在专业的汽车赛道中当能得到更好的体验。我喜爱的作家韩寒就说，对于场地赛车而言，都市飙车的速度只是小儿科。而除却了速度，在都市中飙车，剩下的恐怕就只是拿路人的生命来冒险了。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都市飙车（学究的话可以这样说：“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来说，最多只处以三至七年的有期徒刑，是量刑过轻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用更加严厉的法律来禁止、惩罚都市飙车行为。从而提高行人的安全系数。因为没了都市飙车，人们的损失很小，而有了都市飙车，人们的损失却可以很大。

从与其他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刑事案件的量刑比较来看，对都市飙车致死案的量刑也是过轻了。在同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我们看到，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交通致死案，却最多只判三至七年的有期徒刑。

或许有人要说，违反交通规则，怎么能和杀人放火及强奸妇女相比呢？我的看法是，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事件的可比性很强。

法律的作用，是让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同样，产权的作用，也是让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实际上，法律的作用，就是人们用来维护、执行这些产权的一种手段和办法。

而交通规则，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它是在对一条条道路的使用权作出界定和分配。它告诉人们，在一条公共道路上，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同样一条道路，你有时候能走，有时候不能走。“红灯停、绿灯行”是对道路使用权的界定；“早上7点到晚上22点之间大货车不可通行”是对道路使用权的界定；同样，“限速50公里”也是对道路使用权的界定。

违反交通规则，是一种侵权行为。不同的侵权行为，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货车在大白天开入市内，最多只会增加拥挤程度；而如果一辆跑车在都市中心超速行驶，侵权的后果可能就是夺人性命。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对其处以更加严厉的惩罚。

就好比如果有人在你家门口的草地上停车，毁坏了草皮，那可能只要罚款就可以了事；但如果你站在自己的屋门口，竟然有人开快车撞过去，那就非得动用严厉的刑法不可了，因为这是一种谋杀行为。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重新认识所谓的“交通意外”。同样一起交通事故，从一个人的角度看是意外，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却未必是意外。任何交通事故，从无辜受害者的角度看，是一个意外，他意想不到在这里会遇到车祸，会有人高速行驶车辆。但从肇事者的角度看，却未必是意外。

在一个有行人的道路上，高速行驶，然后把人给撞死了，你能说这是意外吗？你应该能够很肯定，在某些路段下，以很高的速度行驶，是有很大的概率撞到人的，撞到人之后，是有很大的概率把人给撞死的。所以，不能说这是什么“意外”。而应该清楚地认定为故意杀人，虽然你要杀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恐怖分子往人群里面扔炸弹，恐怕也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但这并不能否认他是在故意杀人。

所以，违反交通事故（都市飙车）造成他人死亡，是完全可以拿来和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刑事犯罪相比的。首先，违反交通规则者在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是在侵犯他人的产权，是在危害他人的人身安全； 其次，对于超速行驶这样一种违反交通规则者而言，他们是能预料到其行为的后果的，应该有主观故意的认定。

总之，可以相信杭州飙车案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在一定的司法环境下，必然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在杭州飙车案之前，全国各城市的飙车事件并不少，而发生交通肇事致死人案件后，很多判罚也只有三年有期徒刑。更有甚者，我们也常常在网络报刊上看到报道，说一些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来回倒车，直接把事故受害者活生生碾死。这些事件，都共同说明一个事实：目前对交通肇事致死的量刑过轻了。

所以，我们早就该对相关法规作出反思并修订了，否则，类似杭州飙车案的事件将无日无之，而行人的生命安全，也将时时处在高度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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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One Response to “周克成：杭州飙车案的经济分析”
   2.

      司法的成本收益分析可能作用并不大，因为其对于经济学的局限约束太多，而且都是比较难以克服的，那么这样的经济分析似乎看不出有更多的作用，改成法律类的评述或更为恰当。

      By 天人拂 on May 1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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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飙车案让人悲愤填膺，网络曝光后，引发巨大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其实以前也有，只是人们没有关注到而已，而且可以推论，如果不在司法层面上作深层次的反思，那这样的事情，以后也断不可少。问题只是是否还能摆到人们的眼前，人们是否还有那么多精力去悲愤而已。

杭州飙车案悲剧发生后，肇事者及其同伙表现冷漠，显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甚至还在现场叼烟嬉戏，这进一步地刺痛了旁观者的心——尤其是肇事者是一群开着跑车的富家子弟。

我首先承认，有些人把眼光落在肇事者是不是富人、是不是有权有势的人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大家对司法系统极其不信任，大家怀疑只要肇事者大富大贵或有权有势，就可以左右司法的判决，从而失却了公正。

失却公正的后果，就是这样的事情今天有，明天也会有；肇事者可以是这个富家子弟，也可以是那个富家子弟；受害者可以是谭卓，也可以是更多的社会中人。总之，人人都可能生活在一个随时被飙车族伤害甚至夺命的环境中，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只要设法追求司法的公正判决就可以了，没有其他更多要说的。

但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假如司法会得到公正的判决，就是严格按司法条文的规定来判决，甚至从重从严判决，那都市飙车的现象就会消失吗？飙车者肇事之后就一定不会表现出漠然神情吗？

这得看人们飙车肇事之后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查询《刑法》相关条文之后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我认为，在目前的刑法条件下，即使肇事者是无权无势的穷人，知道自己无法左右司法判决、从而得承担百分之百司法责任，那也会尝试都市飙车这种玩命游戏，并且一样可以在事后冷淡漠然。因为相关量刑太轻了，在这样的量刑下，他们大可早就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成群结队的飙车玩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编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第一百三十三条，对交通肇事的惩罚作出如下规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按照这个《刑法》的规定，即使杭州飙车案以最严厉的罪名“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那最高的刑罚也不过是有期徒刑三年到七年，而且这还得认定在这事故中存在“其他特别恶劣情节”。

这个量刑过轻了，而过轻的量刑，就不足以杜绝以后发生类似事件的发生。甚至可以说，这个事件的发生，或许就和量刑过轻有关；飙车着肇事之后一脸漠然神情，或许就和他知道量刑过轻有关。

经济学告诉我们，量刑越轻，违反交通规则、都市飙车者肇事夺命的事情就会越多。从小的交通规则看，如果违章停车只罚款10元、20元的话，违章停车的人就会大增，如果罚款几何级提高的话，那违章的人，也肯定会相应地减少。

对都市飙车族来说，道理也一样。无论他们能从飙车中能得到多少快乐，当他们考虑是否要飙车的时候，肯定会事先考虑到风险，考虑到自己可能为之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会有一定的分级：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可能不需要特别严厉的法律法规，他们就不会去飙车，因为他们能设身处地地想到，他人将为自己的飙车行为遭受沉重损失。还有一些人，只要交通肇事致人伤亡被判刑三年到七年，就完全不敢尝试都市飙车这种游戏，因为对他而言，用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换取这些飙车的快感并不值得。但还有另外一些人，既漠视他人的生命，又对都市飙车给自己带来的快感、荣誉感有极高的评价，那在量刑够轻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孤注一掷了。

但即使是这样一些漠视他人生命的飙车族，也不会完全漠视自己的自由与生命。因此，只要量刑够重，就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杜绝类似都市飙车案的发生。而且可以确定，只要量刑越高，这类飙车肇事件就会越少。

当然，我们都理解，对整个社会而言，也并不是任何刑事犯罪都量刑越高越好。量刑的高低，得看相关量刑的约束力，以及社会为之承担的成本有多高。

举个极端例子来说，要百分百杜绝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是可以的，那就是完全禁止任何人使用任何机动交通工具。但这样做并不可取。因为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人们的速度会慢下来，经济效率会下降，财富会减少。

但是，从都市飙车来看，如果百分之百禁止的话，社会会为之付出很大的成本吗？我相信一些人会由此失去都市飙车的乐趣，但看不出这些人失去这些乐趣对社会的损失有多大。实际上，这些人的乐趣基本上就是建立在玩弄他人生命之上的。这是因为，在都市飙车，并不能体验最快的速度，要体验速度，在专业的汽车赛道中当能得到更好的体验。我喜爱的作家韩寒就说，对于场地赛车而言，都市飙车的速度只是小儿科。而除却了速度，在都市中飙车，剩下的恐怕就只是拿路人的生命来冒险了。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都市飙车（学究的话可以这样说：“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来说，最多只处以三至七年的有期徒刑，是量刑过轻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用更加严厉的法律来禁止、惩罚都市飙车行为。从而提高行人的安全系数。因为没了都市飙车，人们的损失很小，而有了都市飙车，人们的损失却可以很大。

从与其他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刑事案件的量刑比较来看，对都市飙车致死案的量刑也是过轻了。在同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我们看到，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交通致死案，却最多只判三至七年的有期徒刑。

或许有人要说，违反交通规则，怎么能和杀人放火及强奸妇女相比呢？我的看法是，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事件的可比性很强。

法律的作用，是让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同样，产权的作用，也是让人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实际上，法律的作用，就是人们用来维护、执行这些产权的一种手段和办法。

而交通规则，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它是在对一条条道路的使用权作出界定和分配。它告诉人们，在一条公共道路上，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同样一条道路，你有时候能走，有时候不能走。“红灯停、绿灯行”是对道路使用权的界定；“早上7点到晚上22点之间大货车不可通行”是对道路使用权的界定；同样，“限速50公里”也是对道路使用权的界定。

违反交通规则，是一种侵权行为。不同的侵权行为，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货车在大白天开入市内，最多只会增加拥挤程度；而如果一辆跑车在都市中心超速行驶，侵权的后果可能就是夺人性命。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对其处以更加严厉的惩罚。

就好比如果有人在你家门口的草地上停车，毁坏了草皮，那可能只要罚款就可以了事；但如果你站在自己的屋门口，竟然有人开快车撞过去，那就非得动用严厉的刑法不可了，因为这是一种谋杀行为。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重新认识所谓的“交通意外”。同样一起交通事故，从一个人的角度看是意外，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却未必是意外。任何交通事故，从无辜受害者的角度看，是一个意外，他意想不到在这里会遇到车祸，会有人高速行驶车辆。但从肇事者的角度看，却未必是意外。

在一个有行人的道路上，高速行驶，然后把人给撞死了，你能说这是意外吗？你应该能够很肯定，在某些路段下，以很高的速度行驶，是有很大的概率撞到人的，撞到人之后，是有很大的概率把人给撞死的。所以，不能说这是什么“意外”。而应该清楚地认定为故意杀人，虽然你要杀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恐怖分子往人群里面扔炸弹，恐怕也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但这并不能否认他是在故意杀人。

所以，违反交通事故（都市飙车）造成他人死亡，是完全可以拿来和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刑事犯罪相比的。首先，违反交通规则者在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是在侵犯他人的产权，是在危害他人的人身安全； 其次，对于超速行驶这样一种违反交通规则者而言，他们是能预料到其行为的后果的，应该有主观故意的认定。

总之，可以相信杭州飙车案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在一定的司法环境下，必然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在杭州飙车案之前，全国各城市的飙车事件并不少，而发生交通肇事致死人案件后，很多判罚也只有三年有期徒刑。更有甚者，我们也常常在网络报刊上看到报道，说一些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来回倒车，直接把事故受害者活生生碾死。这些事件，都共同说明一个事实：目前对交通肇事致死的量刑过轻了。

所以，我们早就该对相关法规作出反思并修订了，否则，类似杭州飙车案的事件将无日无之，而行人的生命安全，也将时时处在高度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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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司法的成本收益分析可能作用并不大，因为其对于经济学的局限约束太多，而且都是比较难以克服的，那么这样的经济分析似乎看不出有更多的作用，改成法律类的评述或更为恰当。

      By 天人拂 on May 1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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