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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社论开天窗 「痛心疾首」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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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20-2009 15:01:2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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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社论开天窗 刹那人性光辉闪现
程翔紧记用笔斗争





遭认定是老左仔,又被指是间谍,两边不是人的程翔,一生与六四结下不解之缘。孔庆初摄


「痛心疾首」四个字,是香港人抗争20年的集体回忆,也是爱国报人程翔的沉痛心声。 89年为了六四离开北京喉舌《文汇报》, 05年为了追寻六四真相被捕下狱,爱国爱到颠沛流离的程翔,向我们述说,六四前后一份党报与香港左派曾经刹那闪现的人性光辉。


记者:蔡元贵

89年5月21日,北京宣布戒严翌日,《文汇报》社论开天窗,只有一句「痛心疾首」。那一天,在《文汇报》工作了15年的程翔身在北京,直击八九民运的进程。从这天开始,程翔多次被报馆召回香港,他屡次不听命,直至6月3日,形势危急,无奈返港。


《文汇报》 89年以支持学运的姿态出现,振奋人心。程翔指出,《文汇报》在六四前后的表现,是中国大陆一度「文艺复兴」的象征,「 76年后,中共内部有一股力量睇到一党专政唔掂,好愿意改革,赵紫阳同胡耀邦系当中慨代表,喺渠哋慨推动下,中国曾经欣欣向荣。任何一个经历过嗰个时代慨人,都会同意, 80年代初期,中国真系出现过短暂慨文艺复兴,出现前所未有慨思想同言论自由,包括新闻界,《文汇报》就系喺咁慨情况之下,由社长李子诵同总编辑金尧如推动改革,尝试突破框框。」
「加入《文汇》冇后悔」





《文汇报》的「痛心疾首」社论,触动了无数港人的心。

《文汇报》当年起着率领香港左派支持学运、反对北京镇压慨带头作用。程翔说:「能冲破共产党慨禁忌,对香港慨左派来讲系非常震撼。」六四后不久,程翔随着李子诵及金尧如离开报馆,他说:「离开《文汇》系好直觉慨做法,我唔可以讲违背良心慨说话,就系咁简单。因为北京喺六四后对《文汇》慨要求,就系转軚,要返到党慨立场。」

《文汇报》在六四后不久开始转軚,程翔记得,当时有一篇由新华社供稿的报道,赞扬解放军镇压行动。报馆被迫刊登这篇报道,李子诵感到很痛苦,唯一可表示不满的办法,是在标题上抗议:「讳言群众遭杀害,声声歌颂解放军。」李子诵是老报人,懂得用笔斗争。程翔说:「呢个标题,我一世都记得。」

最近程翔频频获邀出席以六四为题的活动,他说是被迫回忆惨案:「每个有良知慨中国人,回忆起六四都会伤痛。我喺六四事件几年之后第一次返北京,坐车经过天安门,我合埋眼唔敢睇,唔想谂番咁痛苦慨嘢。」
被北京指为间谍、被反共人士指为「老左仔」,两边不是人的程翔, 1974年加入《文汇报》。他出身名校圣保罗,毕业于香港大学,天之骄子却选择了低薪的左报记者职位,幻想服务党报以贡献国家。他的解释是:「基于一种对国家慨责任,毕业后加入《文汇》,至到家都冇后悔。」


因「痛心疾首」事件被停任《文汇报》社长的李子诵,事后创办《当代》杂志,右为程翔。

六四影响了程翔一生,外界甚至认为他05至08年在内地被捕及监禁,也是出于六四情结。程翔作出这样的研判:「六四后,渠哋(北京)一直住我;六四令我从共产党刻意栽培慨人变成不友好人士。但系我唔钟意用情结形容自己对六四慨感受,好似讲到我对个人得失好在意。……我慨执着,系出于对民族同历史慨责任。如果我唔系记者,可能冇咁care(在乎);作为记者,就要知道发生乜事,唔可以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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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以笔报国责无旁贷,纪念「痛心疾首」社论


明天(5月21日)是香港《文汇报》「痛心疾首」开天窗社论发表20周年。20年前,北京学生们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要求国家政治改革,杜绝腐败。学生的善意却被曲解为动乱而遭到残暴镇压。
   




    20年前5月21日香港《文汇报》社论开天窗,书上「痛心疾首」4字。
   
    20 年前的5月19日,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为实施镇压做淮备。20日,《文汇报》社长李子诵、董事金尧如(阿波罗网编者注:中共老牌地下党,8964屠城后起义,与中共决裂)等两位爱国老报人,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及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决定翌日在《文汇报》上发表开天窗的社论,在原本社论的位置上书上「痛心疾首」4字,用来表达人民群众对中共最高当局不理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一意孤行地部署镇压的愤怒和不满。
   
    由于这个社论震撼力很大,社论发表后,迅速产生强大的动员力量。21日社论发表当天,超过100万香港市民自觉走上街头抗议中共的错误政策,从而成立了支联会。很多人在看到这个社论后,感同身受,纷纷加入到示威的行列来,使这次示威,成为香港与内地百年关系史上最为壮观的一页。百多年以来,每当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香港市民都会通过实际行动表示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关爱,这正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这次100万人示威,再一次呈现我们支援祖国走上现代文明道路的热切心情。「痛心疾首」社论之所以具有这揦大的动员力,正正是因为它集中反映了香港市民的这种集体愿望。
   
    在中国新闻史上,以开天窗的形式来抗议当权派的错误政策,时有所闻。但相信最出名的例子只有两个:一个是1941年1月18日,中共周恩来为抗议国民党製造皖南事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阿波罗网编者注:目前真相已经被揭示,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故意制造出来的)另一个就是「痛心疾首」这个社论,所以,就其时空背景看,它将在中国新闻史上佔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痛心疾首」社论,既是新闻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很好的学习典范。作为一个从事新闻工作35年的记者来说,我从中学习到两点:
   
    一,以笔报国、责无旁贷
   
    作为传媒人,「以笔报国」就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敢于承担这个责任。在强权暴政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道德的勇气,有为人民负责的态度,在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面前,宁做「一士之谔谔」,不做「千人之诺诺」(引《史记.商君列传》)。
   
    二,磨砺自己手上的笔
   
     除了道德勇气以及对国家承担精神外,我们还要不时磨砺自己手上的笔(或者摄影机、答录机),换言之,就是提升我们的专业和技术水平,才能如老一辈传媒人一样,能让最简单的4个字产生这揦大的震撼力和动员力。「痛心疾首」社论的震撼力除了来自道德勇气外,文字功夫亦非常重要,仅仅4个字就产生巨大的凝聚民意作用和反映人民愤怒的功效。所以,我们在培养新一代的传媒人时,不妨参考这个社论,从中吸收宝贵的养分。
   
    成立「金尧如新闻基金」
   
    20 年后重温「痛心疾首」社论,令我等更强化一种善尽言责的国民责任感。为此,我们一群当年追随李子诵、金尧如等两位领导离开《文汇报》,创办《当代》的旧同事,决定成立一个「金尧如新闻基金」,用来奖励敢于挑起舆论监督重责的同业们。让我们群策群力,共同守护香港的新闻自由,对国家事务勇敢地挑起舆论监督的重责。(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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