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戈培尔的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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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的收音机—— 当虚伪也变得虚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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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的收音机
—— 当虚伪也变得虚伪时

2008年第2期《随笔》

                                   赵刚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 歌德

                                一

德国，柏林。1930年1月14日。

一声凄厉的枪声，从弗里德里希海恩区的一幢破旧的公寓中传出，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刺耳。

这个街区被当时的上流社会称之为“柏林最肮脏的地区”，是穷苦的工人、失业的流浪汉、落魄的酒鬼、蛮横的流氓、凄惨的妓女这些社会底层的栖息地。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酗酒、辱骂、吵架、争斗、凶杀习以为常。因此，对于枪声，周围的邻居似乎司空见惯，甚至没有人推开窗户张望一下。

在混乱的30年代，整个柏林几乎成了血腥的战场。为了能使“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获取国会议员中的多数席位，戈培尔为希特勒出谋划策，“谁能征服街道，谁就能征服群众，谁能征服群众，谁就能征服国家”。于是，由失业者、退伍军人、城市流浪汉、甚至是一些无赖、流氓组成的纳粹冲锋队，便在街道上寻衅滋事，打砸、毁坏犹太人的商店、咖啡厅、百货商场，与街区中的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阵线”辩论、吵骂、打架，甚至相互进行谋杀。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柏林，“整个城市染上了流行性的恐怖症。大家都在私下谈论午夜抓人的事，谈论冲锋队在兵营里拷打被捕者，胁迫人们向列宁的相片吐唾沫，吞蓖麻油或是吃过期食物。”“仅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就有99人被杀，1125人在街道争斗中受伤”（美国.罗伯特.埃德温.赫泽斯坦《纳粹德国的兴亡》 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46页）。

这次遭受枪击的伤者，是一个年仅23岁的纳粹冲锋队队员，名叫赫斯特.威塞尔（Ｈorst Ｗessel）。他脸上中了致命的一枪，殷红的鲜血，顺着年轻、略显稚气的脸颊，汩汩地流淌在肮脏的地板上。

到底为什么赫斯特中了这一枪，各种传闻，扑朔迷离。

有人说，赫斯特欠下了女房东的房租，赖账不还。这天晚上，恰巧被这位房东寡妇堵在家中。赫斯特恼羞成怒，不仅不还债，而且依仗自己是冲锋队，还声色俱厉地威胁房东。结果，叫这位寡妇一枪击中了面部。

另有人说，是共产党策划了这起枪击案。因为赫斯特是弗里德里希海恩区纳粹冲锋队第五突击队的头目，而这个区是共产党“红色阵线”的地盘。赫到此后，凭借狂热的法西斯精神，以及精明、果敢，组织冲锋队频频对该地区的共产党支部进行偷袭，使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势力元气大伤。对此，“红色阵线”对赫斯特恨之入骨，曾在德国共产党报纸《共产主义红旗》发表文章，宣称要“打击一切法西斯主义者”。

其实，真实情况，既不是寡妇开枪，也不是共产党行刺，而是嫖客动手。原来，赫斯特到公寓中是去嫖妓，对这位风尘女子，他确实动了真感情，表示要“爱你一万年”。不料，这位烟花女子水性杨花，另有所爱。结果，赫斯特在与其他嫖客的争斗中，中弹受伤。（英国 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第94页）赫斯特被抬到医院，在病床上挣扎了一个多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赫斯特.威塞尔出生于德国西部的比勒费尔德,其父是一个牧师。当时魏玛共和国政局动荡,许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各种政治团体。作为一名求学的知识青年赫斯特也不例外,他曾经先后加入了多个政治社团,最后成为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一员。赫斯特加入冲锋队之后，不得不暂时中止他所钟爱的法律学习，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也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像赫斯特这样的冲锋队员死于政治斗争者何止成百上千，但这个年轻人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默默无闻，与其说是命运之神，倒不如说是戈培尔，让他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德国历史上。

为了能使希特勒在大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特别是能够争取到德国中下层人民的支持，纳粹党急需塑造一个英雄，一方面鼓舞冲锋队的士气，继续打击民主进步势力；一方面可以造成声势，扩大纳粹影响，进而借机壮大冲锋队的力量。恰逢其时，出现了赫斯特.威塞尔的枪杀事件。戈培尔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赫斯特的利用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出身（中产阶级，背景良好）、年龄（23岁，对青年具有感召力）、相貌（英俊的美男子，容易获得同情心和好感），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狂热，特别是他的诗歌影响。

赫斯特死前曾写过一首《旗帜高扬》的短诗，几个月前寄给戈培尔。戈培尔开始并未在意，此刻，他却灵感大发，急中生智，忙命人将赫斯特的短诗改编成了一首歌曲。

在诗中，赫斯特写到：

“旗帜高扬！团结一心！

步伐整齐，平稳坚定，

冲锋队在前进！

红色阵线和反对派枪杀了我们的战友，

他们的灵魂仍和我们一同前进！

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

为冲锋队让出街道，

千百万人充满希望注视着卐字旗

拥有自由和面包的日子即将到来。

军号最后一次吹响，

我们已经准备好战斗，

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飘扬，

被奴役的日子已到尽头。

高举旗帜！团结一心！

步伐整齐，平稳坚定，

冲锋队在前进！”

这就是后来风靡整个纳粹德国的“赫斯特.威塞尔之歌”，也叫《旗帜高扬》。这首歌在1931年被列为纳粹党的党歌，是纳粹德国重大场合必唱的歌曲，堪与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并列。

尽管这首在文学意义上不值一提的歌曲被吹捧成纳粹至高无上的党歌，但当时仍有不少人发出疑问：为什么“军号是最后一次吹响”？是不是“不加入纳粹的队伍就太晚了”？“国家社会主义肯定能带来自由与面包”吗？对于今天的读者，看到这样口号式的诗句，不但会觉得好笑，而且肯定会觉得诗句与现实自相矛盾。纳粹的法西斯主义，明明是要奴役人民，剥夺公民自由，怎么可能会是“被奴役的日子已到尽头”？法西斯推行的是“要，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怎么能保障德国人民的面包与性命？

为此，德国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在他的戏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中，用同样手法无情地嘲讽了这首纳粹党党歌。

“屠夫发出召唤，

牛儿齐步前进。

紧闭双眼，平稳坚定，

那曾血洒屠场的牛们，

灵魂伴随它一起前进。”

甭管什么质疑，也甭管什么嘲讽，在戈培尔眼中，这些统统是扯淡！戈培尔打心眼儿里根本就不在乎那一套，不屑一顾。他认为宣传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众”，所以，诗的功能不在于吸引人，而在于胁迫人。“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艺术。因此，“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能在工人队伍内部引起反响，戈培尔认为最好能把“学生赫斯特”说成是“工人赫斯特”。戈培尔手下的喽罗犯难了，总不能瞪着眼瞎说吧。再说了，即使是瞎编，也总得叫人相信。于是，这个烫手的山芋，又转回到戈培尔手中。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戈培尔不愧为博士，他琢磨，要把假话说得跟真事似的，就不能凭空造假，这样干，容易露出破绽，造假也要有点技术含量，必须是假中有真，真里藏假，真真假假，叫人摸不着虚实。于是，他大笔一挥，在赫斯特的悼词中妙笔生花，将赫斯特说成“是有着知识分子头脑的工人”。这样一来，谁也挑不出毛病。既不否认他是知识分子，又点明了他是工人。左右逢源，虚实难辨，戈培尔果然是谎言大师，骗中高手。

接着，戈培尔又将赫斯特捧为“有着民族主义的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如此一来，赫斯特就有了工人运动英雄的名号。由于赫斯特.威塞尔是在工人居住区被杀，戈培尔便以此大做文章，将赫斯特说成是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遭受暗杀，以身殉职。

从造假开始，到说谎结束，环环相扣，云山雾罩，指鹿为马，以假乱真。戈培尔将一个嫖客改头换面，包装成一个纳粹党的烈士，把一场争风吃醋的流氓斗殴，演变成一场严肃的政治谋杀，把污水一股脑儿泼向了德国共产党，谎言编排得滴水不漏。

折腾完死人，紧接着折腾活人。戈培尔不仅要“用死人骗活人”，而且还要用“死人压活人”。为了使赫斯特的葬礼隆重而有影响，戈培尔为安葬仪式作了精心的安排，在柏林的纳粹党党员要全体参加，党首要举行公开演讲，同时，还在葬礼中安排了三万名冲锋队员，身穿褐色制服，高举卐党旗，列队穿过柏林主要街道进行葬礼游行，最好还要诱使反对派，特别是共产党出来搞对抗性示威，产生爆炸性的新闻效果，让媒体有炒作的题材。

葬礼当天，纳粹党的主要党魁，戈林、戈培尔、冲锋队头领普费弗、以及奥古斯特.威廉.冯.普罗森王子等社会名流都参加了葬礼。在墓地，戈培尔满怀激情宣读了对这位英雄的悼词，在仪式的高潮部分，一群由冲锋队员组成的合唱队第一次演唱了《旗帜高扬》，气氛渲染得十分强烈。而且，如戈培尔所愿，在葬礼游行队伍经过共产党控制的街区时，确实引发了暴力冲突。

对此，布莱希特不无讽刺地说：“把一个鸨儿当作纳粹英雄正合适”。“赫斯特.威塞尔是戈培尔精心制造的一个纳粹神话。”

尽管赫斯特是一个虚假的神话，但在戈培尔的导演下，却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就在赫斯特葬礼过后的5个月，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由 12个一跃增至107个。在第二天出版的《种族观察家》报，记者用《旗帜高扬》中的“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这句歌词，作为希特勒大选获胜的通栏标题。

戈培尔私下曾说，他看中赫斯特，其实就是想利用他诗中“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飘扬”这句话来做文章，仅此而已。赫斯特.威塞尔嫖妓身亡，没有白死。他成为了党的烈士，纳粹的英雄，冲锋队的楷模。希特勒当政后，对赫斯特的宣传更是铺天盖地。赫斯特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光辉形象，不仅频频出现在宣传画，书籍，电影中，而且官方为其建立了纪念碑和雕像，许多城市的街道、广场，甚至军队的番号都以其名字命名。每年在他的忌日，纳粹党领导人都要到柏林的赫斯特.威塞尔墓祭奠，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赫斯特生前领导的第五突击队活动所在的弗里德里希海恩区被改名为赫斯特.威塞尔城。1937年，纳粹政府接管了德国共产党总部 ，将“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更名为“赫斯特.威塞尔之家”，变成了柏林——布兰登堡冲锋队的据点。

二


在极权专制统治下，不仅舆论宣传是虚伪的，甚至连虚伪本身也都是虚伪的。这是因为，宣传者本身都明白这种舆论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口是心非的蛊惑。尽管如此，宣传者仍要在人民面前强装成气壮如牛，真理在手的样子，并且指望别人能够信以为真。如若明明知道自己的假面具已经被戳穿，还在那里一本正经地作假，虚伪也就失去了虚伪的意义。好比流氓在淑女面前为了博得好感，就要装扮成正人君子，变成伪君子。这时候，虚伪才有意义。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已经识破了自己的流氓嘴脸，还要装成君子，且不是成了哗众取宠的小丑？因此，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一方面统治者并不刻意掩饰自己为非作歹，践踏民主，剥夺自由，用人民的福祉去祭祀法西斯主义的恶行，对于民众的不满和怨愤也心知肚明，故意装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清楚统治者的口是心非，明白在崇高的字眼儿下面，这伙流氓正在剥夺自己的自由与民主的权利，侵害自己的利益，但出于对当权者的恐惧，故意装聋作哑，假装顺从与拥护。权势者与无权者彼此之间的虚伪被扭曲成为一场光怪陆离的闹剧，统治者在台上兴高采烈地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装疯卖傻地表演，人民大众则在台下故作虔诚地注目观看，装模作样地叫好、鼓掌。

诚如哈维尔所言：“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在极权统治下，统治者对于说真话的惩罚不只仅限于公开言论，甚至侵入到被统治者的灵魂深处，妄图清除人们说真话的残存本能。在法西斯统治的年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仅说真话，吐露实情是犯上作乱，甚至对现实稍加思考与怀疑，都成为了大逆不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谁，都要带着面具生活。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稳定，只是人们出于对暴力的恐惧。他们不断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继续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国家中根本无法呼吸到自由和民主的空气，几乎每一个被统治者都面临着生存的压力，都有可能失去眼前的一切，都会产生丧失名誉、财产、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惶恐不安。于是，虚伪成为了人们交往的方式，而当虚伪也变得虚伪时，不但表明权势者和无权者都在心照不宣的相互欺骗，也表明这个社会已经变得无可救药。

为了维护纳粹的权威，戈培尔要求人民绝对信任政府，禁止建立与纳粹当局作对的党派。他借用黑格尔的理论声称，政府权力的其他环节从来都是为国家着想，并献身于普遍目的，绝不可以怀疑政府的善良目的。那种认为“政府好像是受邪恶的或不大善良的意志所支配的这一假设是出于贱民的见解。”（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出版社第230页）这就是说，纳粹党永远是伟大的、正确的，纳粹政府所做的一切是不准怀疑的。凡是对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产生疑问，都是“贱民的见解。”

1935年7 月28日在《法兰克福日报》上以“血液与土壤”为题，发表了一篇奇文。文章称：“只有德国土壤（块状土壤）的出产物才能制造德意志人的血液。那种决定德意志人种型的微妙颤动，只有通过这种出产物才能传送到血液中，再从血液传送到身体和灵魂中去。德意志人种之所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种型，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一处有德国土壤。别了，柠檬，我们不需要你！我们德国的大黄叶梗将充分而完全地代替你。……我们几乎不花钱就能得到它，……它味道辛辣，可以用来给色拉和青菜调味；略加点糖便可以成为可口的点心……让我们用大黄叶梗来补偿我们犯下的使用外国柠檬的罪孽吧！”（刘国柱：《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第73页）

到底为什么纳粹当局要和柠檬过意不去？到底为什么法西斯要德国民众用大黄叶梗来代替柠檬？

由于饮食传统，德国人养成了喝柠檬茶的习惯。这是因为德国人偏爱肉食，尤其喜欢吃香肠，他们制作的香肠风行世界，多达1500多个品种以上。像著名的“黑森林火腿”，味道奇香无比，在厨师手中，可以切得薄如蝉翼。德国的国宴大餐就是在酸卷心菜上铺满了各式香肠。在德国人家中聚餐，除了用香肠款待客，有时主人还会用整只的猪后腿宴请来宾。面对那烧得烂熟，香味扑鼻的肥臀，德国人兴高采烈，大快朵颐，那风卷残云般的气势，令人瞠目结舌。因此，饭后喝杯柠檬茶消食解腻，养胃健身，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德国不产柠檬，每年都需要花费外汇，从外国进口大量的柠檬。1935年，纳粹德国由于大量进口战略物资而引起了外汇危机。为了继续“推行要，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纳粹当局便停止用外汇购买柠檬。

当纳粹政府为了军备而停止进口柠檬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为了平息群众的怨气，戈培尔便拉出一些科学家诡论巧辩，声称：进口柠檬不是我们德国土生土长的，它并不适合德国人的口味和肠胃，甚至还荒谬地将柠檬与种族理论联系起来，胡说什么食用外国柠檬是“一种罪孽”，因为它影响了“德意志民族的血液和灵魂”。

只要不是智障，或是有心理疾病，任何正常人都分得清柠檬的清香与大黄叶梗的苦涩。可纳粹当局就是要妄造虚言，指鹿为马，把苦涩的药材，说成比清香的果品还要好吃，还更有滋味，宣传近乎于无耻；而暴政下的民众虽然心知肚明，却仍旧要装作虔诚相信，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号召，虚伪出于无奈。在这样的社会里，还能有做人的尊严，还会有真正的人性吗？

为了进一步钳制德国人民的思想，戈培尔加紧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1933年11月，根据希特勒的意图，戈培尔成立了“帝国文化院” （Reichskulturkammer,简写为RKK）和“帝国文学院”（Reichsschrifttumskammer,简写为RSK)。无论是 “文化院”，还是“文学院”都必须直接听命于希特勒，其目的是让所有一切文化活动，以及文学与艺术创作，统统为纳粹的“党文化”服务。如同戈培尔所强调的，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纳粹党的工具和喉舌，它唯一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毫不讳言纳粹宣传要使用暴力，宣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

在RKK下辖的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7 个协会中，各协会的会长统统由纳粹政府的高级官员或亲纳粹的文化人担任。据“帝国文化院”的章程，“RKK”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德意志文化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以保证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思想。章程还规定，只有具备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国家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RKK所属的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包括“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播、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工作。（英国 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第81页）

这就意味着德国境内的每一个文化人，无论是作家、记者、播音员，还是演员、导演、画家，雕塑家，总之凡是与文化、文学、以及艺术沾边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投靠，或是被迫加入纳粹的文化组织，成为体制内的一员，他（她）就根本无法进行上述文化活动，无法进行文学或是艺术创作。

戈培尔这一招十分阴毒，通过将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控制在纳粹手中，达到网罗和制服知识分子的目的。诚如希莱尔?贝洛克所言：“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皮之不存毛焉能附”，丧失了自主的生存条件，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也就不会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独立的话语权。法西斯的政治和文化体制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方面吸纳人才，同时又再毁灭人才。通过国家的暴力机器进行文化垄断，戈培尔使文化人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知识分子成为国家机器的附庸，必然会扭曲自己的人性，异化自己的本质，蜕变为纳粹的应声虫，成为第三帝国御用的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

第三帝国境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品格如同深秋肃杀中的树木，经过一夜严寒，纷纷凋零。绝大多数的学者、教授随波逐流，折节屈从。1933年大选中，由海德格尔和艺术史专家平德尔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支持纳粹党声明上签字，同年11月，又有700多名大学教授在“德国大学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声明书”上签字。（刘国柱：《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 78页）

在纳粹的高压下，面对生存、批判、监禁、流放、枪毙、谋杀……德国知识分子接受着哈姆雷特式的拷问：生存或毁灭, 这是个必答之问题。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的制约。如果想反抗和摆脱这一切，而只能以人格受到误解与中伤，生命遭受迫害与摧残作为代价，人们或许会产生困惑，这样做值得吗？多数人对此望而却步，默默地低下了头，承受着谎言与愚昧的羞辱，承受着灵魂的自我煎熬与挣扎。

作为普通人而言，求得生存是其本能，如何生存则受观念的支配。由于人的意识有限，因此权势很容易利用意识形态对人操纵。这从反面证明了思想的重要，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正通过外在的暴力控制和内心自我恐惧，成为官方的、主流信念的时候；当人们将自己并不尊重的理念作为信仰的遮羞布与挡箭牌，用以掩饰自身的恐惧和维护眼前利益，并为屈从权势寻找借口的时候；当人们随着自身阅历的增长，看穿极权统治的谎言不断露出破绽，而采取逃避抗争，消极处事，继续努力迫使自己去适应这个谎言世界的时候，犬儒主义便会乘虚而入，深入人心，大行其道，比虚伪还要虚伪的社会现象就会泛滥成灾。

1941年，65%的德国人家庭中拥有了收音机 —— 不能收听境外电台。因为自1939年起，收听境外电台，就是偷听敌台广播，就是犯法。老百姓都明白，戈培尔企图用收音机干什么。他们已经开始厌恶，把这个无线电接收器叫做“戈培尔的嘴巴子”。但，此时的德国人民，充其量也只剩下对这个“嘴巴子”开与关的权力，已经无法阻止戈培尔运用国家暴力不断扼杀思想与言论自由了。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说： “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这意味深长的告诫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地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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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 歌德

                                一

德国，柏林。1930年1月14日。

一声凄厉的枪声，从弗里德里希海恩区的一幢破旧的公寓中传出，在寂静的夜空中格外刺耳。

这个街区被当时的上流社会称之为“柏林最肮脏的地区”，是穷苦的工人、失业的流浪汉、落魄的酒鬼、蛮横的流氓、凄惨的妓女这些社会底层的栖息地。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酗酒、辱骂、吵架、争斗、凶杀习以为常。因此，对于枪声，周围的邻居似乎司空见惯，甚至没有人推开窗户张望一下。

在混乱的30年代，整个柏林几乎成了血腥的战场。为了能使“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获取国会议员中的多数席位，戈培尔为希特勒出谋划策，“谁能征服街道，谁就能征服群众，谁能征服群众，谁就能征服国家”。于是，由失业者、退伍军人、城市流浪汉、甚至是一些无赖、流氓组成的纳粹冲锋队，便在街道上寻衅滋事，打砸、毁坏犹太人的商店、咖啡厅、百货商场，与街区中的共产主义组织——“红色阵线”辩论、吵骂、打架，甚至相互进行谋杀。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柏林，“整个城市染上了流行性的恐怖症。大家都在私下谈论午夜抓人的事，谈论冲锋队在兵营里拷打被捕者，胁迫人们向列宁的相片吐唾沫，吞蓖麻油或是吃过期食物。”“仅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就有99人被杀，1125人在街道争斗中受伤”（美国.罗伯特.埃德温.赫泽斯坦《纳粹德国的兴亡》 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46页）。

这次遭受枪击的伤者，是一个年仅23岁的纳粹冲锋队队员，名叫赫斯特.威塞尔（Ｈorst Ｗessel）。他脸上中了致命的一枪，殷红的鲜血，顺着年轻、略显稚气的脸颊，汩汩地流淌在肮脏的地板上。

到底为什么赫斯特中了这一枪，各种传闻，扑朔迷离。

有人说，赫斯特欠下了女房东的房租，赖账不还。这天晚上，恰巧被这位房东寡妇堵在家中。赫斯特恼羞成怒，不仅不还债，而且依仗自己是冲锋队，还声色俱厉地威胁房东。结果，叫这位寡妇一枪击中了面部。

另有人说，是共产党策划了这起枪击案。因为赫斯特是弗里德里希海恩区纳粹冲锋队第五突击队的头目，而这个区是共产党“红色阵线”的地盘。赫到此后，凭借狂热的法西斯精神，以及精明、果敢，组织冲锋队频频对该地区的共产党支部进行偷袭，使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势力元气大伤。对此，“红色阵线”对赫斯特恨之入骨，曾在德国共产党报纸《共产主义红旗》发表文章，宣称要“打击一切法西斯主义者”。

其实，真实情况，既不是寡妇开枪，也不是共产党行刺，而是嫖客动手。原来，赫斯特到公寓中是去嫖妓，对这位风尘女子，他确实动了真感情，表示要“爱你一万年”。不料，这位烟花女子水性杨花，另有所爱。结果，赫斯特在与其他嫖客的争斗中，中弹受伤。（英国 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第94页）赫斯特被抬到医院，在病床上挣扎了一个多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赫斯特.威塞尔出生于德国西部的比勒费尔德,其父是一个牧师。当时魏玛共和国政局动荡,许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各种政治团体。作为一名求学的知识青年赫斯特也不例外,他曾经先后加入了多个政治社团,最后成为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一员。赫斯特加入冲锋队之后，不得不暂时中止他所钟爱的法律学习，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也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像赫斯特这样的冲锋队员死于政治斗争者何止成百上千，但这个年轻人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默默无闻，与其说是命运之神，倒不如说是戈培尔，让他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德国历史上。

为了能使希特勒在大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特别是能够争取到德国中下层人民的支持，纳粹党急需塑造一个英雄，一方面鼓舞冲锋队的士气，继续打击民主进步势力；一方面可以造成声势，扩大纳粹影响，进而借机壮大冲锋队的力量。恰逢其时，出现了赫斯特.威塞尔的枪杀事件。戈培尔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赫斯特的利用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出身（中产阶级，背景良好）、年龄（23岁，对青年具有感召力）、相貌（英俊的美男子，容易获得同情心和好感），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狂热，特别是他的诗歌影响。

赫斯特死前曾写过一首《旗帜高扬》的短诗，几个月前寄给戈培尔。戈培尔开始并未在意，此刻，他却灵感大发，急中生智，忙命人将赫斯特的短诗改编成了一首歌曲。

在诗中，赫斯特写到：

“旗帜高扬！团结一心！

步伐整齐，平稳坚定，

冲锋队在前进！

红色阵线和反对派枪杀了我们的战友，

他们的灵魂仍和我们一同前进！

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

为冲锋队让出街道，

千百万人充满希望注视着卐字旗

拥有自由和面包的日子即将到来。

军号最后一次吹响，

我们已经准备好战斗，

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飘扬，

被奴役的日子已到尽头。

高举旗帜！团结一心！

步伐整齐，平稳坚定，

冲锋队在前进！”

这就是后来风靡整个纳粹德国的“赫斯特.威塞尔之歌”，也叫《旗帜高扬》。这首歌在1931年被列为纳粹党的党歌，是纳粹德国重大场合必唱的歌曲，堪与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并列。

尽管这首在文学意义上不值一提的歌曲被吹捧成纳粹至高无上的党歌，但当时仍有不少人发出疑问：为什么“军号是最后一次吹响”？是不是“不加入纳粹的队伍就太晚了”？“国家社会主义肯定能带来自由与面包”吗？对于今天的读者，看到这样口号式的诗句，不但会觉得好笑，而且肯定会觉得诗句与现实自相矛盾。纳粹的法西斯主义，明明是要奴役人民，剥夺公民自由，怎么可能会是“被奴役的日子已到尽头”？法西斯推行的是“要，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怎么能保障德国人民的面包与性命？

为此，德国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在他的戏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中，用同样手法无情地嘲讽了这首纳粹党党歌。

“屠夫发出召唤，

牛儿齐步前进。

紧闭双眼，平稳坚定，

那曾血洒屠场的牛们，

灵魂伴随它一起前进。”

甭管什么质疑，也甭管什么嘲讽，在戈培尔眼中，这些统统是扯淡！戈培尔打心眼儿里根本就不在乎那一套，不屑一顾。他认为宣传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众”，所以，诗的功能不在于吸引人，而在于胁迫人。“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艺术。因此，“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为了达到宣传效果，能在工人队伍内部引起反响，戈培尔认为最好能把“学生赫斯特”说成是“工人赫斯特”。戈培尔手下的喽罗犯难了，总不能瞪着眼瞎说吧。再说了，即使是瞎编，也总得叫人相信。于是，这个烫手的山芋，又转回到戈培尔手中。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戈培尔不愧为博士，他琢磨，要把假话说得跟真事似的，就不能凭空造假，这样干，容易露出破绽，造假也要有点技术含量，必须是假中有真，真里藏假，真真假假，叫人摸不着虚实。于是，他大笔一挥，在赫斯特的悼词中妙笔生花，将赫斯特说成“是有着知识分子头脑的工人”。这样一来，谁也挑不出毛病。既不否认他是知识分子，又点明了他是工人。左右逢源，虚实难辨，戈培尔果然是谎言大师，骗中高手。

接着，戈培尔又将赫斯特捧为“有着民族主义的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如此一来，赫斯特就有了工人运动英雄的名号。由于赫斯特.威塞尔是在工人居住区被杀，戈培尔便以此大做文章，将赫斯特说成是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遭受暗杀，以身殉职。

从造假开始，到说谎结束，环环相扣，云山雾罩，指鹿为马，以假乱真。戈培尔将一个嫖客改头换面，包装成一个纳粹党的烈士，把一场争风吃醋的流氓斗殴，演变成一场严肃的政治谋杀，把污水一股脑儿泼向了德国共产党，谎言编排得滴水不漏。

折腾完死人，紧接着折腾活人。戈培尔不仅要“用死人骗活人”，而且还要用“死人压活人”。为了使赫斯特的葬礼隆重而有影响，戈培尔为安葬仪式作了精心的安排，在柏林的纳粹党党员要全体参加，党首要举行公开演讲，同时，还在葬礼中安排了三万名冲锋队员，身穿褐色制服，高举卐党旗，列队穿过柏林主要街道进行葬礼游行，最好还要诱使反对派，特别是共产党出来搞对抗性示威，产生爆炸性的新闻效果，让媒体有炒作的题材。

葬礼当天，纳粹党的主要党魁，戈林、戈培尔、冲锋队头领普费弗、以及奥古斯特.威廉.冯.普罗森王子等社会名流都参加了葬礼。在墓地，戈培尔满怀激情宣读了对这位英雄的悼词，在仪式的高潮部分，一群由冲锋队员组成的合唱队第一次演唱了《旗帜高扬》，气氛渲染得十分强烈。而且，如戈培尔所愿，在葬礼游行队伍经过共产党控制的街区时，确实引发了暴力冲突。

对此，布莱希特不无讽刺地说：“把一个鸨儿当作纳粹英雄正合适”。“赫斯特.威塞尔是戈培尔精心制造的一个纳粹神话。”

尽管赫斯特是一个虚假的神话，但在戈培尔的导演下，却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就在赫斯特葬礼过后的5个月，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由 12个一跃增至107个。在第二天出版的《种族观察家》报，记者用《旗帜高扬》中的“为褐衫军团让出街道”这句歌词，作为希特勒大选获胜的通栏标题。

戈培尔私下曾说，他看中赫斯特，其实就是想利用他诗中“希特勒的旗帜将在所有街道飘扬”这句话来做文章，仅此而已。赫斯特.威塞尔嫖妓身亡，没有白死。他成为了党的烈士，纳粹的英雄，冲锋队的楷模。希特勒当政后，对赫斯特的宣传更是铺天盖地。赫斯特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光辉形象，不仅频频出现在宣传画，书籍，电影中，而且官方为其建立了纪念碑和雕像，许多城市的街道、广场，甚至军队的番号都以其名字命名。每年在他的忌日，纳粹党领导人都要到柏林的赫斯特.威塞尔墓祭奠，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赫斯特生前领导的第五突击队活动所在的弗里德里希海恩区被改名为赫斯特.威塞尔城。1937年，纳粹政府接管了德国共产党总部 ，将“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更名为“赫斯特.威塞尔之家”，变成了柏林——布兰登堡冲锋队的据点。

二


在极权专制统治下，不仅舆论宣传是虚伪的，甚至连虚伪本身也都是虚伪的。这是因为，宣传者本身都明白这种舆论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口是心非的蛊惑。尽管如此，宣传者仍要在人民面前强装成气壮如牛，真理在手的样子，并且指望别人能够信以为真。如若明明知道自己的假面具已经被戳穿，还在那里一本正经地作假，虚伪也就失去了虚伪的意义。好比流氓在淑女面前为了博得好感，就要装扮成正人君子，变成伪君子。这时候，虚伪才有意义。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已经识破了自己的流氓嘴脸，还要装成君子，且不是成了哗众取宠的小丑？因此，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一方面统治者并不刻意掩饰自己为非作歹，践踏民主，剥夺自由，用人民的福祉去祭祀法西斯主义的恶行，对于民众的不满和怨愤也心知肚明，故意装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清楚统治者的口是心非，明白在崇高的字眼儿下面，这伙流氓正在剥夺自己的自由与民主的权利，侵害自己的利益，但出于对当权者的恐惧，故意装聋作哑，假装顺从与拥护。权势者与无权者彼此之间的虚伪被扭曲成为一场光怪陆离的闹剧，统治者在台上兴高采烈地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装疯卖傻地表演，人民大众则在台下故作虔诚地注目观看，装模作样地叫好、鼓掌。

诚如哈维尔所言：“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在极权统治下，统治者对于说真话的惩罚不只仅限于公开言论，甚至侵入到被统治者的灵魂深处，妄图清除人们说真话的残存本能。在法西斯统治的年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仅说真话，吐露实情是犯上作乱，甚至对现实稍加思考与怀疑，都成为了大逆不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谁，都要带着面具生活。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稳定，只是人们出于对暴力的恐惧。他们不断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继续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情，因为在这个国家中根本无法呼吸到自由和民主的空气，几乎每一个被统治者都面临着生存的压力，都有可能失去眼前的一切，都会产生丧失名誉、财产、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惶恐不安。于是，虚伪成为了人们交往的方式，而当虚伪也变得虚伪时，不但表明权势者和无权者都在心照不宣的相互欺骗，也表明这个社会已经变得无可救药。

为了维护纳粹的权威，戈培尔要求人民绝对信任政府，禁止建立与纳粹当局作对的党派。他借用黑格尔的理论声称，政府权力的其他环节从来都是为国家着想，并献身于普遍目的，绝不可以怀疑政府的善良目的。那种认为“政府好像是受邪恶的或不大善良的意志所支配的这一假设是出于贱民的见解。”（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出版社第230页）这就是说，纳粹党永远是伟大的、正确的，纳粹政府所做的一切是不准怀疑的。凡是对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产生疑问，都是“贱民的见解。”

1935年7 月28日在《法兰克福日报》上以“血液与土壤”为题，发表了一篇奇文。文章称：“只有德国土壤（块状土壤）的出产物才能制造德意志人的血液。那种决定德意志人种型的微妙颤动，只有通过这种出产物才能传送到血液中，再从血液传送到身体和灵魂中去。德意志人种之所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种型，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一处有德国土壤。别了，柠檬，我们不需要你！我们德国的大黄叶梗将充分而完全地代替你。……我们几乎不花钱就能得到它，……它味道辛辣，可以用来给色拉和青菜调味；略加点糖便可以成为可口的点心……让我们用大黄叶梗来补偿我们犯下的使用外国柠檬的罪孽吧！”（刘国柱：《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第73页）

到底为什么纳粹当局要和柠檬过意不去？到底为什么法西斯要德国民众用大黄叶梗来代替柠檬？

由于饮食传统，德国人养成了喝柠檬茶的习惯。这是因为德国人偏爱肉食，尤其喜欢吃香肠，他们制作的香肠风行世界，多达1500多个品种以上。像著名的“黑森林火腿”，味道奇香无比，在厨师手中，可以切得薄如蝉翼。德国的国宴大餐就是在酸卷心菜上铺满了各式香肠。在德国人家中聚餐，除了用香肠款待客，有时主人还会用整只的猪后腿宴请来宾。面对那烧得烂熟，香味扑鼻的肥臀，德国人兴高采烈，大快朵颐，那风卷残云般的气势，令人瞠目结舌。因此，饭后喝杯柠檬茶消食解腻，养胃健身，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德国不产柠檬，每年都需要花费外汇，从外国进口大量的柠檬。1935年，纳粹德国由于大量进口战略物资而引起了外汇危机。为了继续“推行要，不要黄油”的军国主义，纳粹当局便停止用外汇购买柠檬。

当纳粹政府为了军备而停止进口柠檬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为了平息群众的怨气，戈培尔便拉出一些科学家诡论巧辩，声称：进口柠檬不是我们德国土生土长的，它并不适合德国人的口味和肠胃，甚至还荒谬地将柠檬与种族理论联系起来，胡说什么食用外国柠檬是“一种罪孽”，因为它影响了“德意志民族的血液和灵魂”。

只要不是智障，或是有心理疾病，任何正常人都分得清柠檬的清香与大黄叶梗的苦涩。可纳粹当局就是要妄造虚言，指鹿为马，把苦涩的药材，说成比清香的果品还要好吃，还更有滋味，宣传近乎于无耻；而暴政下的民众虽然心知肚明，却仍旧要装作虔诚相信，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号召，虚伪出于无奈。在这样的社会里，还能有做人的尊严，还会有真正的人性吗？

为了进一步钳制德国人民的思想，戈培尔加紧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1933年11月，根据希特勒的意图，戈培尔成立了“帝国文化院” （Reichskulturkammer,简写为RKK）和“帝国文学院”（Reichsschrifttumskammer,简写为RSK)。无论是 “文化院”，还是“文学院”都必须直接听命于希特勒，其目的是让所有一切文化活动，以及文学与艺术创作，统统为纳粹的“党文化”服务。如同戈培尔所强调的，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纳粹党的工具和喉舌，它唯一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毫不讳言纳粹宣传要使用暴力，宣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

在RKK下辖的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7 个协会中，各协会的会长统统由纳粹政府的高级官员或亲纳粹的文化人担任。据“帝国文化院”的章程，“RKK”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德意志文化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以保证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思想。章程还规定，只有具备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国家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RKK所属的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包括“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播、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工作。（英国 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第81页）

这就意味着德国境内的每一个文化人，无论是作家、记者、播音员，还是演员、导演、画家，雕塑家，总之凡是与文化、文学、以及艺术沾边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投靠，或是被迫加入纳粹的文化组织，成为体制内的一员，他（她）就根本无法进行上述文化活动，无法进行文学或是艺术创作。

戈培尔这一招十分阴毒，通过将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控制在纳粹手中，达到网罗和制服知识分子的目的。诚如希莱尔?贝洛克所言：“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皮之不存毛焉能附”，丧失了自主的生存条件，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也就不会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独立的话语权。法西斯的政治和文化体制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方面吸纳人才，同时又再毁灭人才。通过国家的暴力机器进行文化垄断，戈培尔使文化人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知识分子成为国家机器的附庸，必然会扭曲自己的人性，异化自己的本质，蜕变为纳粹的应声虫，成为第三帝国御用的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

第三帝国境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品格如同深秋肃杀中的树木，经过一夜严寒，纷纷凋零。绝大多数的学者、教授随波逐流，折节屈从。1933年大选中，由海德格尔和艺术史专家平德尔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支持纳粹党声明上签字，同年11月，又有700多名大学教授在“德国大学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声明书”上签字。（刘国柱：《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 78页）

在纳粹的高压下，面对生存、批判、监禁、流放、枪毙、谋杀……德国知识分子接受着哈姆雷特式的拷问：生存或毁灭, 这是个必答之问题。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的制约。如果想反抗和摆脱这一切，而只能以人格受到误解与中伤，生命遭受迫害与摧残作为代价，人们或许会产生困惑，这样做值得吗？多数人对此望而却步，默默地低下了头，承受着谎言与愚昧的羞辱，承受着灵魂的自我煎熬与挣扎。

作为普通人而言，求得生存是其本能，如何生存则受观念的支配。由于人的意识有限，因此权势很容易利用意识形态对人操纵。这从反面证明了思想的重要，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正通过外在的暴力控制和内心自我恐惧，成为官方的、主流信念的时候；当人们将自己并不尊重的理念作为信仰的遮羞布与挡箭牌，用以掩饰自身的恐惧和维护眼前利益，并为屈从权势寻找借口的时候；当人们随着自身阅历的增长，看穿极权统治的谎言不断露出破绽，而采取逃避抗争，消极处事，继续努力迫使自己去适应这个谎言世界的时候，犬儒主义便会乘虚而入，深入人心，大行其道，比虚伪还要虚伪的社会现象就会泛滥成灾。

1941年，65%的德国人家庭中拥有了收音机 —— 不能收听境外电台。因为自1939年起，收听境外电台，就是偷听敌台广播，就是犯法。老百姓都明白，戈培尔企图用收音机干什么。他们已经开始厌恶，把这个无线电接收器叫做“戈培尔的嘴巴子”。但，此时的德国人民，充其量也只剩下对这个“嘴巴子”开与关的权力，已经无法阻止戈培尔运用国家暴力不断扼杀思想与言论自由了。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说： “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这意味深长的告诫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地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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