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良心泛滥，头脑枯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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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季冰 | 评论(2) | 标签:时事观点

保守派人士非常喜欢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如果在30岁以前不是一个左派，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人；如果在40岁以后还是一个左派，你就是个没头脑的人。这话隐含了一种“过来人”在复杂社会事务面前的经验、智慧和无奈。

左右的划分在中国是一个敏感话题，倒不是说这一定会带来什么政治风险，我是觉得，这一对指涉价值立场的典型的西方概念在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以至于中国的所谓“左派”竟然能够经常与极端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合流，而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也可以堂而皇之地鼓吹以强化政府干预的威权手段达到“节约改革成本”的目的。这使得围绕左右问题的争论往往还没开始就已掉入夹缠不清的话语圈套。

因此，为了简洁明了起见，我主张将当前中国的大众舆论索性分为“良心派”与“头脑派”。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前者眼里是善恶之争，而在后者看来则是智愚之辨。

去年以来，从猥亵小女孩的交通部“林专员”到与可恶的房产商沆瀣一气的“周局长”，从哈尔滨夜幕下的警察与阔少到杭州大街上飙宝马车的“富二代”，从“捡到 ”巨额珠宝的机场女清扫工到以暴抗暴的“巴东侠女”，直至一波三折的“处女卖淫”荒诞剧……激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舆论口水战，战场遍布互联网、乃至传统媒体的各个角落。而随着事态的一步步进展（最典型的当数“处女卖淫”），那些冲锋陷阵的勇士们尴尬地发现，善恶的决战场很快就变成了智力的陷阱。

这充分反映了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的主导社会思潮的深刻缺陷，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良心泛滥，头脑枯涸。

当我们遭遇一件不公不义的事情，第一反应一定是发自良心的义愤。这是最正常的人性，也是社会之所以永远有希望的基础。然而社会的复杂性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善恶并不是一眼就能明辨的。我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争端的对立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正义，而对手则是邪恶的代言人。尤为复杂的是，即便在大多数人看来善恶已经十分分明的情况下，为恶的一方往往也不是因为初衷就是想要为恶，他们的行为有着许许多多的客观原因、现实制约和难言之隐。“良心派”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问题简单化，以为只要分清了善恶，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这又很容易导致另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站对所谓“大是大非”的立场，就必须把事实抽象化和概念化，这必然会表现为对真相和细节的有意无意的省略甚至歪曲。

受过启蒙的大多数当代人已经不再相信社会的改进靠的是善人的善心，他们开口闭口都是制度。然而，什么是好的制度？好的制度如何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靠良心就能做到的吗？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的话，我相信，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主导了中国2000年时间，我们早就应该建成了至善社会。之所以这样的社会迟迟不能实现，根源在于恶的力量太强大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是。依我看，我们真正缺乏的并不是正义感和良心，而是一整套高度复杂的建设善好制度的知识（智慧）。这些知识或智慧来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可靠的理解，而这恰恰需要我们首先排除善恶立场的先入之见，真正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句话，需要清醒、细致、深刻的头脑。

本来，良心和头脑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头脑需要良心来引导，而良心必须靠头脑来实现。但我们当下的悖论在于：由于令良心蒙羞的事情俯拾皆是，一再地刺激了良心，它又反过来不断强化了一种靠良心来毕其功于一役（包括制度）的激情。良心的泛滥遮蔽了我们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头脑，使后者一天比一天枯涸。当这种思潮强大到足以裹挟大多数民意的时候，良心与头脑之间的失衡便呈现出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审视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灾难都是好心引起的，而许多成就却是在良心缺席之时无意间促成的。面对“处女卖淫”之类的事情，有一天当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先把“大是大非”悬置起来，就事论事地把事情调查分析透彻的时候，社会才算是取得了扎扎实实的进步。

良心永远不可或缺，但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头脑。

写于2009年6月10日，发表于2009年6月11日《潇湘晨报》我的个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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