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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 | 标签:所见所闻
作者：liujxd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记录，传媒上多偏重于政治、文化，或偏重于宏观经济，本文以个人经历来记录微观层面——民生的吃穿，算是宏伟画卷上的一抹。这一抹与当时的画卷是否协调，则见仁见智。
一、城市居民生活
首先谈谈三年经济困难以后的经济生活。这里必须说明，以下叙说的事实，我当时不认为有多少困苦（比起困难时期已是天地之别了），以为是生活的正常状态；更重要的，我们被天天告知，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最幸福、最幸运的；我们高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我们念念不忘，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生活，尤其是台湾和美国，那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要解放台湾，我们要支持美国人民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与苏共（当时称之为苏联修正主义）公开论战（我还记得中共的“九评”）。其中一条，苏联共产党称中国人是几个人穿一条裤子。中共当即反驳，用大量事实来批驳苏联的污蔑。
先说城市居民的吃。粮食定量供应，我父亲每月28斤，母亲25斤，学龄前儿童18斤，小学生23斤（中学生、大学生多些，具体不清楚）。如果是现在，家家吃不了，而当时几乎家家不够吃，油水少，副食少，而且都要凭票供应：粮票、油票、肉票、糖票、豆腐票，还有各种票的副票，用来定量购买鸡蛋、鱼等紧缺食品或副食品，香烟也要凭票供应。那时候的粮站、商店、菜场最牛！过年的时候改善供应，每家可以凭票购买一点花生、酒、寸金糖、糯米什么的，肉、蛋、鱼、食油、食糖、香烟、豆制品等供应计划比平时多一些。
计划经济，不仅凭票供应，而且买什么都要排队，实在是稀松平常，屡见不鲜。经常是老远发现排队，不知道为什么，赶紧排上去，然后再打听买什么。一般不会排错，但是仍然凭票供应，因此往往后悔什么票没有带在身上。所以家家户户的当家人，出门除了带钱，各种票证一定也是随身携带的。农民进城，不仅没有户口，而且因为没有各种票证，基本的食品、副食品一点儿也甭想买到，因此根本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比如说猪肉供应，每人每月几两，凭票供应还要清大早排长队。排队半天，终于轮到了，战战兢兢地递过去一张肉票，并且用手指比划着早已看中的一块部位，卖肉的刀早已熟练地切下来一块，朝磅秤上一摔，你感觉满意，可是不够半斤，卖肉的早已搭上一块脬肉，你赔上笑脸，请求换一块好一点的，卖肉的马上呛住你，都要好的，不好的给谁？那能不能少搭一点？要就要，不要拉倒！来，下一个。把你晾在一边。那年头，巴结上卖肉的可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卖肉的朋友不可能免收你的肉票，但是会给你一块好肉的。
再说青菜，谁家没有吃过？这是最普通的当家蔬菜，不需凭票供应，可是买青菜的艰辛，今天的人是不敢相信的。特别是冬天，蔬菜供应十分紧张，普通市民夜里两三点钟就到菜场排队，不少人实在冻得受不了，就用石块、菜篮（里面压石块）、小板凳来代替排队，回家睡一觉，清晨四、五点来钟再来排队（为此吵嘴打架，今天的人是可以相象的）。印象中，冬天的清晨六点不到，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菜场开门营业，排队的人一轰而上，围住营业员的大菜筐。带着霜雪的青菜，梆梆硬，每人只能买两毛钱的。昏黄的灯光下，营业员一手提着杆秤，一手戴着手套，随意地抓起一颗颗的青菜（顾客不准挑拣），放在秤盘里。一边收钱，一边嚷着，提防顾客挑拣，时不时，就要同顾客为了菜好菜孬吵嘴拌嘴。我到了大约十四五岁，有时也去帮助家里排队买青菜，买豆腐，所以至今记得。
看官，这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常年累月啊！现在想来，我的母亲（包括你们的母亲、奶奶们，也许还有父亲和爷爷），为了我们一家，仅仅就买菜这件小事，付出了多少艰辛！
再说中国人的衣着。现在人们回忆，说那时中国人的衣着一片蓝和灰。没错，但是还有特点没有提及，那就是破，无论内衣外套，没有穿过破衣服的人几乎没有，无非补丁多少（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多得很），补得好看与否。
为什么要穿破衣服？当时的中国，不论买布还是买成衣都要凭布票（毛呢绸料不凭票，但是一般老百姓买不起），无论城乡，每人每年一丈六尺（各地恐怕有不同）。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布票，家家买布时都要打听布的幅宽（有二尺四、二尺七，还有三尺三吧），一样长头的布，幅宽不一致，收布票一样多，但是利用价值大不同。算算吧，一丈六尺布，再怎么样精打细算，做了外套，内衣买不成，买了内衣，外套只能穿破的了，何况还有被褥、床单，都要布票啊。
城市里的大人，能有一套不带补丁的出客外套算是“小康”吧，而小孩子就不一样，特别是男孩，调皮捣蛋，衣服容易破；再一个，小孩子长身体，即使能穿一套不破的衣服，往往很不合身，要么裤腿短，上衣也猴在身上；要么衣裤大得极不合体，原因是父母考虑到你要长身体，一套新衣服做得老大，小孩子被打扮得像是武大郎一样。当时有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记得不知何故，有一年的布票迟迟发不下来，夏天来临，我的短裤破得快没法补了。我经常去体育用品商店，眼巴巴地看着运动短裤，而它无动于衷地躺在橱窗里，价格不贵，但是凭布票（好像要一尺）供应，而我家的布票早已用完。今天的人难以理解，那一段日子，运动短裤成为我的梦想。忽然有一天，布票终于发下来了！我急急忙忙地跑到体育用品商店，呵，人山人海，大多数是少男少女，全是购买运动短裤的！眨眼功夫，运动短裤如风卷残云一般地脱销！十来岁的我，当时如何难过已经忘记了，而今天的人听来可能以为是天方夜谈。
以后经济稍稍好转，商店开展一种业务，叫做换棉毛衫。就是一件破旧的棉毛衫，可以局部更换，如更换衣领，更换袖子，更换上半身、下半身等等，免收布票，但是不可全部更换，所谓以旧换新是不允许的。当然又是排队。
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确良”面世，城市人的衣着才逐步摆脱缝缝补补的困境。
二、农民生活
作为曾经的知青，这里简要叙述我经历的上世纪60年代末到改革以前的农民生活。
60 年代的农民生活基本是原生态的。农民吃的是自己生产的粮食和自留地的菜，喝的是池塘里的水（基本没有污染），照明用的是菜籽油或棉籽油，穿的几乎都是自己织的土布（洋布新衣服是奢侈品），行路靠两条腿，运输没有车辆，基本依靠肩挑。因为盐和香烟由国家专营，所以农民生活上与国家形成的最大的交换就是盐和香烟，农民没有钱，通常只能用鸡蛋（记忆中七分一只）等农产品换购盐和香烟，当然是劣质香烟，一毛四分一包。没有报纸，没有广播（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七十年代以后家家户户装了有线广播），偶然有民间耍猴的到村子上表演（此为生产队通常买得起的娱乐形式，而电影往往只有中心村或大的村庄难得放映一次），简直过节一样，话题可以谈几天。
下农村的第一个春节，公社大力号召，要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是我们还是回了家，十六岁的我们，免不了恋家的。
回到生产队已经过了正月十五，因为天好，家家户户都在换洗春节的衣服。哟，脱下过年穿的罩衣，农民们就没有不打补丁的衣服了，许多棉衣已经是补了又补，特别是小孩子的衣服，又小又短地猴在身上，几乎都破得绽出了棉花；许多小孩没有棉鞋，不穿袜子，光脚穿着又脏又破的鞋子，脚丫子或者脚后跟露在外面，红通通的，看了发冷。
更严重的问题是春荒。我们一时搞不清春荒是什么意思，怎么会闹春荒？但是我们发现，村上的农民家家早晚喝稀饭，中午一餐干饭，没有荤菜，一律腌菜下饭，甚至于没有腌菜，用一点辣酱下饭。严重的是，许多人家这样的饭菜也快断炊了，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到处筹款买粮食。
后来我担任生产队的会计，总算明白所谓春荒是怎么回事。比如一个五口之家，夫妻俩1.5到1.7个劳力（女人通常一天挣0.5到0.7个工）,养两孩子一老人.一年忙到头，因为工分单价底（0.4元左右），全家五口人一年应该分配的粮食、烧草、食油，还有难得分配的鱼、肉等等，总价已经超过了夫妻俩一年辛苦的工分值。如果年终全部分配到家，夫妻俩需要另外补足价款，否则就称之为超支。可是他们哪里有钱？而生产队几无积累，没有钱垫付超支款，公社也不允许社员超支，于是生产队只能将农民的口粮卖给粮食管理部门，抵充相应的超支款，而口粮计划给你保留，发给一本粮证，让你筹款买回你的口粮。如果家中一个孩子较大，可以挣工分，因为劳动力多，工分多，一般就不超支，年底甚至于能够分点现金。但是家里挣工分的人多，吃得也多。生产队的年人均口粮计划为 500-550斤（包括稻麦等），换算成大米每月人均30-33斤。今天的城里人再也吃不完，可是当时的农村，农民长期缺油水，口粮从来不够吃的（劳动的日子，一餐吃一斤米饭，依然感觉肚子不饱。今天的人不可能相信的）。分到现金的家庭，因为壮劳力多，吃得多，通常也要从黑市场上购买高价粮食。
因此，无论你家里劳动力多还是少，吃饭问题是农民的头等大事，春节过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自留地的粮食逐渐吃完了，而大麦最早也要到四月才能成熟（大麦不好吃，产量低，但是成熟期比小麦早，能够缩短春荒的时间），正是所谓青黄不接的时候。为了买回粮食，农民们上近百里外的山里砍茅草、挑毛竹；卖掉自家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卖掉公家发的最后一点布票，卖掉能够换钱的东西。至今我也奇怪，大多数农民家徒四壁，又是怎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春荒？
接手生产队会计的时候，村上几乎家家超支，少则几十块，多的超过三百。三百块钱，相当一名壮劳力，不吃不喝苦两年。生产队没有积累，实际上农民欠的是农村信用社的钱。所以，公社强制要求，杜绝新的超支，还要每年适当归还老的超支，以体现抓革命促生产的成果。
因此，我们生产队秋收以后不是喜气洋洋，而是垂头丧气。先是估算今年一个工能折算多少钱。第一年当会计的冬天，作年终结算，记得从早到晚10点多，总算把账轧平了。我又冷又困，准备明天再算。可是农民着急，要求我当晚算出工分单价。经队长同意，队里买了一只鸡，炒了几个鸡蛋，又从自留地上拔了一些青菜，烧了一锅新米饭，队长和几个老前辈作陪，算是犒劳我。
下半夜，我终于算出，一个工折算三毛四分钱。一屋子人都不相信，说我算错了。几个老前辈更是急了，连说今年收成虽不好，但是应该能有五毛钱一个工。于是我再算，还是三毛四分钱一个工。几个老前辈就蔫了，连连叹气。一个老人又抬头问我，公积金和公益金怎么算的？我说按照上面规定，分别提留了5%和3%。几个老人一致摇头：太多太多。我看着队长。他紧锁眉头，半天表态说：少留一点。经商量，公积金没有提留，公益金留了1%，工分单价提升到三毛九分钱。
可是这个方案报上去后，遭到一顿批评。大队会计说我没有坚持原则，公社干部说我没有严格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不是积极要求进步，而是迁就少数落后群众的意见，成为落后群众的尾巴。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天天强调。你是不懂还是明知故犯？
所谓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就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最后才是个人的。我没有切身体会，所以一直把它作为口号，根本没有当一回事。经历此事倒是深刻体会到政策的威力，关系小民的生死啊！
生产队长主动承揽责任。他是雇农出身，也不在乎队长这种芝麻官，所以他不怕，红着脸与公社、大队的干部吵架。最后方案折衷为三毛七分钱一个工。
工分工分，农民的命根！过去我不屑农民在分配粮食时为秤杆的高低而睁大眼睛，后来我开窍了：多少年来，农民始终挣扎在温饱线上，一年到头如果能够吃饱肚子那可是最大的满足了。
当时的农民经常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肚皮吃不饱。但是公社干部则年年强调，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里的温饱问题才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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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14-2009 08: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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