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不懂的中国，难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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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普曼 | 评论(1) | 标签:中国, 政府, 百姓, 进步

按一下：这些文字是上周写的，当时邓玉娇事件刚刚有一个看起来不错的结局，俺以为今年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谁知道，刚刚一周的时间，新的灾难就已经发生。谷歌、石#@￥首、D18成为新的热门关键词。或许，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形势变化太快了吧。

1、

在 FT中网上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请多多理解中国》（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6955），其语调看起来颇为符合当下许多中国人的看法。作者就该网在纪念那个不能说的日子过去二十年的时候的一篇文章，对西方媒体对中国所带有的固有偏见提出了批评。“你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作者在该文中写道：“请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最后希望作者能了解一下真正的中国”。作者认为，目前而言，党是不缺乏群众基础的。

我也承认，许多西方人在认知中国上，存在着偏见和偏差，他们看到的中国只不过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而已。但是我们，做为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国人，是否就能肯定的说，自己了解自己的国家呢？

这让我想起了奈保尔对印度的那句忧伤表述：印度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这是流着印度血液的他，记述第二次踏上印度土地的经历时，所发出的感慨。而当我看到那封读者来信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那句话，然后反问自己，中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表述的国家吗？

显然不是如此，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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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那句：党不缺乏群众基础说起吧。我不清楚作者的判断从何而来，但是显然这种论调并不是他所独有。

同事曾经把星岛环球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国政府与百姓——中国政治向传统回归》（http://www.stnn.cc/ed_china/200906 /t20090612_1045066_1.html）发给我看，作者在探究中国当下的政治状况时，也表述过这一现象，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支持的程度非常高。

如果“不反对”就可以看作支持的话，这个论断当然是合适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从先前网络的热门话题：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和杭州富家子弟开车超速（网民认为是飚车）撞死大学生案可以看出，民间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这种危险的表象就是，当带有政府背景的组织——无论是政府也好，公安部门也好，或者仅仅是稍微和政府有关的律师、司法鉴定组织，他们的结论，无一例外的会遭受到民众的质疑。哪怕这个结论是合乎程序，符合真相的，但是民众总认为结果的背后，一定有政府非法干预的影子。

显然，在这种语境下，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百姓是支持政府的这一观点是成立的——至少，他看起来并不让人完全信服。

3、

事实上，在我的理解中，这种所谓的“支持政府”只不过是百姓政治冷漠的一种表现形式。演化一下甘地的说法，它更像是一种非暴力，消极合作运动。

对于占人口基数最大的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并不认真指望政府能够做点好事来改变他们的境遇，相反的，只要境遇没有变化，或者没有剧烈的变坏，一切就可以继续。

对他们来说，吃饭、工作和住房等日常的生活是他们最为操心的，虽然这些事情和政治不无关系，但是对于政治觉悟和政治信息水平低下的他们而言，这些只是生活，是和政治没有关系的。

他们是社会上最底层的一群，也是最为保守和顺从的一群。就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他们也是最能抗压力、最能隐忍、最能逆来顺受的一群。

他们的人数虽然庞大，但是由于组织观念弱、联系性不紧密，因此反抗的代价比逆来顺受的代价会更大——更何况，事实上他们的生活确实在变好。只不过这种变好是一种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

4、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的相对境况其实在不断的变差。收入水平差距、可支配收入的差距都在拉大，贫富间的悬殊不断加深。

或许，这在上世纪末，看起来并不明显。相对较弱的流动性，让大多数的底层民众被固定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落后的传播媒介，让它们没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外部的世界。而身处一个村落或者一大片村落村民，他们的贫富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大。农民和农民之间的收入来源和水平，都差不太多。他们也乐于看到自己绝对的收入增长，并在这种增长的幻象中生活。

可是，伴随着流动性越来越大，人们更多的从农村到城市中去，或者打工，或者定居；而传播媒介的日益发达，也让人们更好的了解到了外部世界的状况。

难免，人们会拿其他人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做对比。这样一来，绝对收入就被相对收入所替代。人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城里人的生活不断的提高，而自己的生活却远远赶不上对方生活提高的速度。这样，之前被信息流动渠道狭窄所掩盖的贫富差距，立刻摆上了桌面。人们真实的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而亚里士多德在评述希腊的政治变革时指出：“纵观所有这些事例，煽动叛乱的原因全在于不平等。”

5、

但叛乱和反抗显然不是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好方法。即使我对历史所知粗浅，但是也深知动荡的社会，受害最深的仍然是最底层的民众。在历史上的无数次叛乱、动荡、反抗、革命中，他们只不过是少数人获得政治利益和特权的一个工具而已。

或许，对许多人而言，民主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正在举行的伊朗选举，又一次为许多知识阶层所关注，对于我们来说，这样一个传统的宗教国家，竟然能产生连西方国家都不得不承认的民主制度，似乎是令人钦羡的。

但是我个人却对我们当下的境况表示担忧。我所认为的成熟的民主，必须建立在民众具备基本的民主素养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其最大的基础不是一次又一次的，由精英阶层领导的革命（在法国，革命似乎尤其多），而是那场无可替代的启蒙运动。正是这场人文的启蒙运动，让最基本的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观念深入到最普通人的心中。有了这样的现实基础，实现民主才更有可能。

6、

还是以那场不能说出名字的运动来谈吧。如果我们把他当作一场要求政治变革、要求惩处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的话，那么这场运动，显然只是存在于那些知识分子，大学生当中，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甚少。

也许，你会指给我看那个用公交车挡在士兵面前保护学生的司机，你指给我看那些骑着三轮车强求受伤学生的车夫，指给我看参与到游行队伍中的普通民众……你指给我看这些，你说，你看，他们也支持这项运动。

但事实上，我同意袁剑在《奇迹的黄昏》中的一个观点。这些普通民众当时所做出的行动，不过是他们对学生和知识分子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同情心里——那是一种中国传统中对弱者所持有的普遍心态——甚至是因为当时物价飞涨，而对政府产生的一些怨气的抒发，但是在他们和学生之间，显然并没有形成一种共同利益。而这种并非利益共同体的组织，显然是不可靠的。

最真实的情况是，由于传播媒体的单一，当时的真实情况并不为北京之外的大多数民众所知晓。那些在最广袤的农村生活的人们，电视非常稀少，报刊也极少有人订阅，消息极为闭塞。而在短暂的动乱之后，政府的意见和论断，又通过层层的地方政府传递到普通人那里，他们更不可能对这场运动产生多少认同感。

7、

就在端午节回老家的时候，我和将近五十岁的父母谈起了那场运动。父母显然对此知之甚少，只是依稀记得，我一个在北京上大学的叔叔“跑回来了，北京没办法呆下去了。”

而当我提到事情的一个导火索，胡（过滤）耀（过滤）邦时候，母亲记起了当时他们对这个老人的一个称呼“胡（过滤）闹（过滤）邦”。我问原因，她说当时感觉他总是闹运动，所以大家就这么叫开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是多么遥远。

当然，这只是中国广大农村中的一个特例，或许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政治的那种冷漠，我想不是唯一存在于这个地方的。

这样一场在国际上闹的沸沸扬扬，以至于其影响至今未散的运动，在农村里竟然丝毫没有引起波澜，甚至逐渐被生活的变好以及对更好生活的期望所取代。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8、

《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在那场运动中，那个宁死也要保护学生的公交车司机，那些用三轮车运送受伤学生的普通民众，固然是令人感动的。但是中国的未来还是掌握在如马英九那样的政治精英手中——似乎这不难理解，看起来台湾当初走向民主，正是有美丽岛的那些民主斗士们的努力和蒋经国妥协的一个结果。

但其实，我认为政治精英的努力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则是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度提高，是基本政治素养和民主素养的培养。

泰国这两年的政治动荡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反的注脚——泰国毕竟是一个小国，相较于中国，人口并不是很多。设想如果中国出现泰国那样的情况，局面当属如何？而就是泰国，曾经被称为亚洲民主的一个楷模。

台湾为何没有出现泰国的情况，或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但是我所理解的是，台湾民众自身政治素养的提高，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判断力远比泰国民众要高。

这就又回到前面提到的民主启蒙的问题。在西方经历的那场民主启蒙运动，我们已经不必细说。而在台湾，49年之后跟随国民党度过海峡的那批知识分子，如胡适、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杨等人，加上后来的江南、龙应台等，都笔耕不辍的为改造国民素质做出努力。

出于我浅薄的知识积累，我只能列举出这些最闪烁的知识分子，而事实上这个启蒙团队的参与者肯定更多。

但是在大陆，经历过那一次又一次的左的运动后，知识分子的力量已经几乎被摧毁殆尽，后来的知识分子不是进入了体制内，就是成为了其他领域的既得利益者。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作用，从何谈起？

更何况，一个现实的考量是，台湾毕竟只是一个小岛，民众不过千百万，更容易完成启蒙的过程。而在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表述，经常为人们所嘲笑，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数以十亿计的人口基数，我们该如何完成这个最基本的启蒙过程？

9、

在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他提到教育和媒介的发展似乎是一个好的办法。这也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无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的启蒙还是台湾的民主启蒙，无一不是伴随着媒介的发展而进行的——只不过，前者是书籍和文艺作品，后者是报刊等传统媒体。

也正是出于亨廷顿的这个论断，我对众多大学扩招的态度开始改观。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教学质量的下降，并在短期内制造了大量的就业压力。但是从启蒙的角度看，它也让可能接受启蒙的人数变得更多。无论质量多差，大学相对于中学来说，都是一个更好的启蒙过程。

当然，对于数以亿计的人口来说，通过教育来提高自己的基本素养和政治判断力，显然是缓慢和不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就更加寄希望于新闻媒体。

但是，这个状况似乎也并不乐观。一方面，媒体的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对于民主和参政意识的传播，无异于是对其执政稳定的潜在冲击。

而媒体娱乐化功能的不断增强，又成为启蒙过程的阻碍——虽然没有调查数据，但是一个判断似乎是不差的：人们对政治的兴趣要远比上个世纪要低得多。

尤其是在农村，虽然他们接触的媒介和城市几乎无异。但是电子媒介——电视、收音机和互联网显然比更具启蒙效果的纸质媒介大受欢迎。

而在我接触到的农村乡亲那里，人们观看者这些媒介提供的娱乐节目的时间，要远比新闻和教育的时间要更长。近期我回家发现，老家许多人已经安装上了电脑和互联网，但是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QQ聊天和网络游戏，而不是浏览信息上。

正如波兹曼所说的，现代世界，与《1984》叙述的故事相比，《美丽新世界》中所描述的情况才更令人不寒而栗和值得警醒，因为现实情况是专制社会正在逐步消亡，而娱乐至死的危险却步步紧逼。

这种状况，无疑会加深那些一心要改造中国政治状况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知沟”差距。而这种那个差距，也让这些知识分子的改造活动变得更加渺茫。

至少就短期来说，浅薄如我，看不到太好的愿景——当然，社会动荡的危险确实存在，但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希望却看起来很渺茫。

10、

最后，我也不得不承认，这只不过也是我带有偏见的一些看法，偏见存在于任何人的脑子里。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只是看到了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并且产生了我们希望产生的想法。如此而已。

因为结论如此的令人沮丧和气馁，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我的偏见和观点是错误的。

200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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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普曼[http://www.lipu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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