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打死也不能说的深层原因（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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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中旬，CCTV的一个制片人为做一个专题片（其中有一中年人的文/革回忆片断），就“忏悔”向我咨询了三个问题。

    这“忏悔”（宗教意义）二字虽然是外来的东西，曾因“二余”（余秋雨、余杰）之间一通吐沫横飞的论战，而相当著名。她提问举的例子就是余秋雨。一个问题是我不能回答的，两个是我觉得可以一答的。

    不能回答的是——“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
    我确实不知道。
    能回答的是——“在今天的情形下，余秋忏悔了又会有什么重大损失？”
    我说，我想不会有什么损失。
    第三个问题听上去比较吓人，是由个体到民族的追问：如果全中国人都如此缺乏忏悔意识，是不是很可怕，比如文/革是否会重来？

    我说这假设本身有问题，因为“家长制”注定了这个民族无论多么善于思辩和多么具有忏悔意识，都不会起决定性作用。曾盛产哲学家头脑的德国在一战和二战的表现又如何？

     真是邪门，没过几天，便又赶上了有一老家伙金文明为累累“硬伤”与余秋雨“咬”上了。这一“咬”就是一百三十余口。这事本身并不有趣，倒是余秋雨的反应比那“硬伤”更有嚼头——他通牒刊登“咬文”的刊物，不要再给他寄了。

    我对这个细节感兴趣是出于一种简单的联想：假如余秋雨不是“文化官”而握有行政大权，又会有何种反应？我不敢想，而这才是最紧要的地方。

    有关中国人与“忏悔”的现实关系，概括得最精采的是电影导演陈凯歌。他在９０年代初曾说：“无论什么样的政治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年代不久，这样的情景应该可以说还记忆犹新吧。

    要看更生动通俗的，则有柏杨描述的“丑陋的中国人”为什么“死不认错”，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不认错。有个精研过历史的独夫曾这样说：历史上下过罪己诏的皇帝都没好结果，所以我是绝不会下罪己诏的（大意）。“死不认错”的理由因人而异，可以有很多，这是其中之一。

    说到“罪己诏”，很是见过一些不伦之拟。诸如“连古代的皇帝都能下罪己诏，你为什么就不能自我批评？”

    说这话的人实在是不明白，这“罪己诏”其实也是皇权的表现之一。诏书可以这样讲“百姓有过，罪余一人”。有天大的权力，才有资格担“天大的罪”，无须深咂细品，就该明白“你算老几，也敢说这话”的意思了吧。但很多国人现在似乎不懂这个道理了，喜欢滥用“罪己诏”。比如某年中国跳水队比赛表现不佳，跳水队教练周继红自责，在有些记者的笔下就成了“下罪己诏”；中国足球踢得臭不可闻，更有一帮足球记者曾大肆起哄：“阎世铎你为什么不下罪己诏？”——周继红、阎世铎算老几？他们上面的公婆无数，也敢大包大揽下“罪己诏”。这岂不是太可笑了么？要明白，即使在形式上，“忏悔”认错也可能是有等级之分的。
     在这个问题上，足球教练戚务生反而比许多文人都清醒。１９９７年中国足球在金州十强战中惨败，他在“全国球民”的伐罪声中可怜巴巴地声称：“我只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然而别人追问“你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时，他却支吾再三，一副“不说，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的惨样。

     确实不能说，也确实说不清。

     在中国，一个足球教练的权利边界都是不容易清晰界定的，何况其他。

     这两年有关告别“臣民社会”建立“公民社会”的话题也很热。但什么叫公民？一个人在这社会上，有什么权利都不清楚，自然应该承担什么社会责任，也注定是一笔无法清算的糊涂账，因此不配叫公民？这种情况在**时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余秋雨你为什么忏悔”（死不认错），后来还衍生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的命题看上去很大，其实并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
200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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