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苏州幼儿园惨剧背景追踪(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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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   @ 2009-7-13 0:41  评论(13)  推荐值(69)  引用通告  分类: 计生报道

2004年11月24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砍伤28名儿童的“苏州9·11”案件。记者旁听庭审后专程赴被告杨国柱的家乡，探寻他犯罪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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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1日上午10时40分，进城打工的农民杨国柱携带砍刀、汽油以及自制的爆炸装置，突然冲进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挥舞着一把黑色砍刀，没头没脑地胡乱砍向孩子。四十多位小朋友，除了躲在桌子底下玩耍的外，其余28名毫无遮挡，惨遭屠刀宰割。

目击了事件过程的鄢先生至今还震惊于杨国柱被擒后的坦然。“他在幼儿园外的空地里至少坐了半个小时，表情木然，很平静，没有任何要逃跑的迹象。一群花蝴蝶在他的跟前盘旋，他突然伸出双手，瞬间，几只花蝴蝶就捏死在掌中，他狰狞地嘿嘿一笑……”

“冤”字充满蹊跷

杨国柱家院子地面的泥土上，用大锹挖出了一个硕大的、变形的“冤”字。

院子的大门上，也有一个硕大的“冤”字，暗红色，充满了神秘。“这是杨国柱咬破指头，用鲜血写在这里的！”杨国柱的大弟媳盛春兰告诉记者。

现年41岁的杨国柱是江苏宿迁市沭阳县阴平乡窑庄村人，在家中四兄弟、两姐妹中排行老三，一直单身。

杨国柱幼时患小儿麻痹症给他留下了一条瘸腿，因为残疾，父母对他格外呵护。家里其他五个弟兄姐妹有的没有上学，有的仅仅读到小学就因为凑不齐学费辍学务农了，父母不光让杨国柱去读高中，还花大钱帮他动了一次手术，矫正了右腿，尽管走路时还是要划一个弧才能向前一步，但杨国柱对父母的举动仍然感激涕零、铭记在心。他发誓要混出个人样来，报答可怜的、为六个孩子累弯了腰的父母。

杨国柱以高分考取了高中，可是，他再也不忍心看着父母为他的学费四处求人借债，于是去学了一门修钟表的手艺，并于1994年离家到苏州吴中区花园街的夜市修表。1999年，杨国柱有了自己的摊位，兼卖钟表。生意不错，也交上了一个女友。

2001年春节后不久，阴平乡窑庄村党支部书记梁银庚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说杨国柱最小的弟弟、因为家里穷32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的杨国林，和28岁的姨家表妹褚夕英“耐不住寂寞，性情变态”非法同居并有了孩子。“赶快去罚款，这下可以多少解决一点村里的招待费了！”梁银庚大喜过望。窑庄村计划生育小分队以此为由迅速到杨国柱家里，把最值钱的一台手扶拖拉机开到了村里，对杨国柱69岁的父亲杨正友处以1500元罚款，并抢走杨家的全部财物——17袋粮食、3袋化肥和灌溉用的水管。

父母连口粮都没有了，杨国柱好是心疼，他放下生意，匆匆从苏州赶回家里申辩，因为，小弟根本就没有违反计划生育。乡村干部都说“口说无凭，必须以妇检的结果为证”。可怜还是黄花闺女的褚夕英，为了表哥的清白和姨爹姨妈有口饭吃，被迫含着屈辱赶到与她毫不关联、根本没有管辖权的阴平乡。

医院妇检结果表明，她还是处女。杨国柱和弟弟拿着医院的报告单去赎财物，村干部早将1500元吃喝完了，便冷冷地故作刁难：“乡医院的报告不够格，得县医院的！”杨国柱火了：“人家的都算，为什么我家的就不算？”说着就要抢回粮食，可是，他们弟兄哪是村干部的对手！积怨反而越结越深。

又过了一年多，2002年5月24日，正在大女儿杨翠莲家串门的杨正友，被骑摩托车追来的村干部拉到了乡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在那里的村支书梁银庚说：“至少还得罚款1万元！”并强迫杨正友在计划生育办公室代立的字据上按了手印。两天后，杨正友和老伴吴增英被拉到了村里，双双被逼跪在地上、双手平端着一脸盆水，听凭村干部训话。

“褚夕英什么时候来县医院妇检？”

“褚夕英29岁了，新男朋友谈了快一年了，她男朋友根本不同意她再来妇检。”

“还嘴硬！你儿子修钟表不是有钱吗？限你明早交出一万元罚款，否则，明天一定用推土机铲平你家的房子，没了房子，看你家两个光棍儿子还怎么讨到老婆！”

杨正友泪一把涕一把给杨国柱打了电话：“儿啊，五家把我保出来的邻居也各自被押了200元罚金，明天推土机就要来铲房子了，我们没日子过了……”千万根利箭射向杨国柱的心田，可是，他一个残疾人，又远在苏州，当夜到哪里找1万元？这一夜，屈辱的泪水打湿了他的枕头，他的心里有一万个问号：这些基层干部是在执政为民吗？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电话更是把杨国柱抛进了万丈深渊：清晨便上门来取1万元罚款的村干部蒋学东一推开杨正友家门，发现杨正友和老伴吴增英双双跪在地上，尸体已经僵硬，身旁，有两瓶喝光了的农药“呋喃丹”。天塌了！杨国柱最敬爱的父母被逼死了！作为受恩最多的儿子，他没有来得及报答父母一天，甚至因为腿疾，没有能帮他们多挑一担谷子，他们就愤愤地走了！“我们没日子过了……”杨国柱的耳旁只有这一个声音在回响，他感觉自己也彻底垮了。拖着毫无气力的身子，他跪在了父母的尸体旁，再也没有一滴泪。他咬破指头，用鲜血在大门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冤”字，便随风飘去了，没有人能够拦住他，也没有人知道他会去做什么。

他的仇恨进一步放大

杨国柱兄妹将父母的尸体用冰块保存了起来。他们信任杨国柱，他们要等杨国柱为父母的冤死找回“说法”。

2002年5月31日清晨5时不到，还在梦乡里的村支书梁银庚突然被碎裂的声音惊醒，家里的三轮车、手扶拖拉机、电视机等主要资产被砸烂。梁银庚真不知杨国柱是怎么从天而降的。

这还了得？！窑庄村、阴平乡的干部再也忍耐不住了。2002年6月6日上午十点多，在劳动力大都下地干活的时刻，阴平乡党委书记刘必扬带着一批人将尸体抢走火化，并与杨家发生激烈的冲突。

可是，事件根本就没有平息。

杨国柱相信政府，相信这么大的中国，总会有他说话的地方！他把一封题为《冤！我的双亲被逼赴黄泉》的告状信，印了一千多份，四处伸冤。

伸冤之路十分艰难，他的行动几乎徒劳。杨国柱从小因残疾本来就自卑，加上一家两个大龄光棍，他的心里一直有着隐隐的痛，所以为人处世显得格外老实。杨国柱有苦没处诉，开始恨小弟杨国林，惨剧因小弟而起，小弟却躲得无影无踪！他恨姨妈家的女儿褚夕英，要不是她与弟弟走得过近，怎么会让村干部找到借口；她谈了新的男友之后，要是同意再配合妇检，他的父母又怎么会遭遇灭顶之灾！从此，除了外出上访，他把自己封闭在花130元在城郊租得的一间廉租房里，顾影自怜；在强烈的“女人是祸水，会坏事”的意识驱使下，他不再让女友上门，并含泪粗暴地拒绝了爱情。

杨国柱惟一的改变，是开始关注新闻，他每天对着老乡淘汰下来的17英寸黑白电视看新闻，并且读报纸。2003年夏天，他花 180元报名参加了半个月的电脑培训学上网，这样“发信方便，告状成本低些”。网络和新闻，让杨国柱感受到了外面的世界。他把美国“9·11”恐怖事件的所有资料下载下来，保存在软盘里，一有机会就到网吧里揣摩。

杨国柱的冤屈，打动了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为此专门写了一份内参。内参发出后，江苏省派出调查组到当地进行调查。虽然因取证困难，没有能够作出结论，但是，刘必扬等人还是害怕了。2002年12月3日，刘必扬请出杨国柱最要好的朋友王全军，以给杨国柱2万元钱的代价作为补偿，让王全军替杨国柱担保，乞求杨国柱从即日起到2003年7月30日之前不到任何地方上访、告状，因为，组织上正在考察刘必扬，刘必扬也十分想动动位子，好远离“抢尸风波”引发的政治漩涡。

性情早已变态的杨国柱心里直笑刘必扬“想得美”，他正愁没钱做告状的路费，对送上门的2万元坦然接受，转身就去北京，“继续告那些官”。杨国柱在父母被逼死的阴影里又煎熬了一年半。

也许是杨国柱不断告“那些官”的结果——梁银庚被免去村支书职务，刘必扬被调离乡党委书记岗位。但是，当杨国柱得知刘必扬反而于2004年初就任县农业局党委书记时，他的仇恨进一步被放大了。这，绝不是他想象的结果！

9月4日，杨国柱去老乡开的超市里赊牙膏，老乡说：“你成天歇着，也没个正当收入，谁还敢赊给你呀！”他一听火冒三丈：“狗眼看人低，不是才欠你百十元吗？今天你不赊也得赊，给我记着账！”说着，拿了牙膏就要走。老乡拦住了他：“你就这能耐啊，有本事不要让你父母死得冤啊！” 哪壶不开提哪壶，杨国柱的血眼立马涨得通红。“你敢说这话！你等着，赶明儿老子做点有能耐的事让你瞧瞧！”

难咽这口气的杨国柱一心想炸了老乡的超市，他准备好了砍刀、汽油以及自制的爆炸装置，想对老乡的超市动手。可是，他怕出事后人家评论他“小心眼，为百十块就这样”，觉得不值得。为搞出举世震惊的大动静，他改变了主意，决定选择更弱的群体——少年儿童——这些世界上最可爱、最无辜、最不该承担积怨的人。他借了些钱，苦苦地等待着举世瞩目的“9·11”这一天。

受害人变成了恶魔

9月10日傍晚，一向节约且手头拮据的杨国柱，居然一口气花了四百多元买了墨镜、西裤和T恤衫。晚二十一点多，杨国柱大姐杨翠莲7岁的孙女陈苏红接了杨国柱一个电话，杨国柱嘱咐她好好学习。9月11日早上八点多，杨国柱去了一家小发廊，要求剪个光头。“天快冷了，干吗要剪光头？”老板娘金萍觉得奇怪。“叫你剪就剪。”剃头只要5元，但他付了10元后就匆匆离去。接着，他又去买了一件蓝色雨披和三双袜子，跟老乡们道别说要回老家了。杨国柱心里知道，他要做的“一件让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是条不归路，此举一出，他再也用不着剃头了，有件蓝色雨披包裹自己的尸体，能够把三双袜子带到阴间，和爱他疼他的父母亲，都有一双袜子穿，他就满足了。

“要去砍小孩，需要下多狠的心？”杨国柱不断地问自己，可是，“我是‘喝凉水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的失意者’。我备受社会歧视，看不到希望和前途。父母的冤情无人理会，我根本无法活下去，我完全绝望了，顾不了那么多了。”提审时，杨国柱坦白，他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一步步拥抱了罪恶。

杨国柱计划中的目标是吴中区的碧波小学，如果能够逃脱，“就再回老家杀那些官”。但9月11日是星期六，碧波小学早已放了假。杨国柱好生泄气——自己也太倒霉了、太窝囊了、太没用了，难得有件自己想做的事，都这么难做成，还不如马上死了的好。当然，死前，他要让世界知道，自己也是被那些官逼死的。这时，三三两两从他眼前飞过的花蝴蝶，牵引了他的视线。前方二百余米处有所幼儿园！里面有几十名手无寸铁的孩子在玩耍！他的眼睛一亮，立马改变了计划。

这所小剑桥幼儿园地处苏州城郊结合部，曾是外来打工者对子女的希望所在。它是由曾获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教育硕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的王安华创办的。正如园名所示，打工的农民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从这里起步，享受到和苏州城里人一样的启蒙教育，最后有望走向真正的“剑桥”。

令人唏嘘的是，“9·11”这天，农民们的憧憬在“孩子的乐土”，被已经由受害人演变成恶魔的杨国柱持刀砍得粉碎。花蝴蝶的翅膀上沾满了令人费解的血腥！

事发后，杨国柱那位开超市的老乡接到了杨国柱寄来的一张欠账单，还有短短的两行字：我尽管恨你，但并不想欠你。来世，我一定加倍偿还欠你的那百十元！老乡垂手顿足：“早知如此，当初我真不该用言语刺激他啊！”窑庄村、阴平乡的一些干部也天天在做噩梦，陷在深深的愧疚和恐惧中不能自拔。

可惜，一切都晚了！

【专家短评】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犯罪心理学研究专家高锋教授认为，杨国柱残害无辜儿童的暴行令人发指，我们在强烈谴责这种没有人性的恶行之时，也应对其深层的社会成因进行理智的分析。他认为，“苏州9·11事件”与近期接二连三的发生于幼儿园和小学的伤人事件一样，犯罪嫌疑人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行为都具有报复社会的性质，这种行为有着深刻的经济生活背景，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基本矛盾引起的。而这些社会矛盾，有的可以避免，有的不可避免，有的处理得还不够好。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时，就可能会采取变异、极端的行为。而“杨国柱们”又为何选择儿童进行报复呢？高锋认为，首先是儿童没有反抗性。其次，孩子是父母的希望，行凶者认为可以通过威胁孩子给警方和家属施加压力，并对警方和社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且，不能否认国际国内社会不断增长的劫持、伤害儿童事件，也对后来的人有较为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类似事件的接连发生提醒我们，社会要正视弱势群体的存在和他们的利益，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校园的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