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英杰：季羡林留给这个世界的精神遗产

bdzs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作者：魏英杰 | 评论(1) | 标签:季羡林

季羡林先生以九八高龄遽归道山，身后留下上千万字学术著作，堪称季老最可宝贵的学术遗产，有待于后人承继遗绪，薪火相传。而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留学德国，归国后致力于东方学研究，教书育人数十载的现代知识分子，季老的精神遗产同样值得重视。特别是数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于1949年前历经战火纷乱、时局变迁，后来又几经折腾，元气大伤；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经历了近百年岁月的学者，个人遭遇与所处时代紧密关联，不失为洞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与精神历程的典型人物，有心者更不能不有所关注。

在这方面，相关论述已经不少。只是隐约觉得，此时此刻，似有进一步求解之必要。譬如有学者给季羡林先生作传，为他的一生提炼出八个字——“清华其神，北大其魂”，将他看作清华、北大两所著名学府的精神象征。还有人认为，季羡林是北大精神亦即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这些观点自有其道理在，不过稍嫌粗略，缺乏更为清晰具体的界定。比如什么是清华或北大的精神内涵，这里所指的是哪个时代的清华、北大，还有五四精神具体包括哪些涵义，都需要明确论述，否则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个人感觉，求解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精神依归，可能还需要从他个人文字里寻求答案。季老晚年留下大量随笔，不乏对时代和人生的感悟与反思，这些文字记录或可见证他的思想嬗变与精神历程。而欲追寻季老的精神足迹，有两篇回忆文字不可不留意——这两篇文章分别为《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回忆陈寅恪先生》。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季羡林先生大半辈子（1949年以后）所践行的人生哲学，主要是两个字：容忍。这两个字既是季老的处世方式，也是他学术人生的精神所在。

1946年，时年35 岁的季羡林从德国归来。陈寅恪先生把他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及文学院长汤用彤，先是按惯例担任副教授一职，约一周后即转为正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如此破格“升迁”实为当时所仅见。其后，季羡林在北大度过了三年“毕生难忘的岁月”。在这期间，由于工作和学术上的关系，季羡林和胡适之过从甚密，常有当面交流请益的机会。

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专程前往拜谒胡适的陵墓。他后来回忆到：“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又说：“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离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看来，彼时彼刻的季羡林心情万分复杂，欲言又止。

季老内心的秘密并不难解读。1949年以后，季羡林主持的北大东语系虽然一度十分红火。然而随着社会激荡，多位知识分子先后遭遇“华盖运”，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完俞平伯批胡适，最后批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陈寅恪头上。在一系列批斗面前，季羡林保持沉默（必须说，这在当时已属非常不易之举），“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晚年忆及，他说：“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但是，仅仅保持沉默而不能为这些他所熟悉的师长们辩白，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有所愧疚。这大概就是他站在胡适墓前，感到自己的心情“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一个缘故。

保持沉默，既是不妥协，却也是一种容忍的态度。季老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过的——在频繁的“政治运动”面前如此，对发生于身边的人事亦如此。就拿去年发生的“藏画盗卖风波”来说，季老事前并非不知情，后来也称“丢画两三年了”，可他刚开始并不愿积极寻求答案；对于“身边人”的一些“小动作”，他甚至有时还刻意装作没看见。季老曾经这么说：“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毫无疑问，容忍精神确乎季老所践行的一大人生哲学。

季羡林先生早年求学于清华，后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回国后又在北大教书数十载，清华、北大的人文精神自然在他大脑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这几所大学对他人格和精神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三言两语恐怕说不清楚。不过季老曾讲过，自己一生中碰到了六位对他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在国外的有两个人，即他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即冯友兰、胡适之、汤用彤和陈寅恪。概而论之，国外两位恩师对季羡林的学术研究帮助最大，冯友兰、汤用彤是在关键时刻（留学和到北大任教）对他有提携之恩，而对他的治学方式和人格精神均具深刻影响的，则非陈寅恪和胡适之莫属。

陈寅恪先生是季羡林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榜样人物。由于在清华期间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才会动了主修梵文课的念头。（值得一提，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也是陈寅恪的导师亨利希·吕德斯的嫡传弟子，二人为柏林大学的同学）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正因如此，陈寅恪所汲汲追求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可能不对季羡林产生人格感召作用。

季羡林得以在北大展开学术和教书之旅，也和时任北大校长胡适的大力提携不无关系。胡适对季羡林的学术水平颇为欣赏，直至晚年还曾评价：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让季羡林“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北大期间，在这位大学者面前，季羡林“经常如坐春风中”，胡适之的人格魅力，也为季羡林所津津乐道。胡适曾云：“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晚年胡适又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于追求自由的同时保持容忍的精神，这也正是季羡林重要的人生写照。

但总的来说，这种容忍精神超越了季羡林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乃时代使然，也是个性使然——却不知这和季羡林平生致力于佛学研究有无关系。当然，季羡林总是在容忍，有时候却也遏制不住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在动荡年代，他对批判知识分子的行为保持沉默，对加诸自己头上的不公平待遇保持沉默；到了晚年，当历史的教训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愤然写出《牛棚杂忆》，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还有，季老晚年对戴在自己头上那些莫名其妙的高帽表示极度反感，多次提出要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这同样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清醒认识。

这或者还表明，季羡林先生从来就没有忘却前辈学者、师长们的教诲，不敢丢掉清华、北大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只是出于时代和个性缘故，他更多是以一种容忍的姿态走完自己的一生。还应当指出，季老本人对这种容忍精神并非持悲观态度，甚而含有积极主动的意味。大概季老总是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所以对于社会天翻地覆以及个人荣辱起伏，方才能够保持一种宽容和忍耐的乐观精神。而这恰和胡适之先生晚年提出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真是何其巧也。

“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语见诸胡适发表于1959年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20卷第6期），原话乃他的老师布尔教授所讲过的一句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接着表述：“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他还指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胡适谈这番话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正逢台湾地方当局借机打压胡适、雷震等人发起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此胡适认为杂志“应该检讨自己的编辑方法是否完善”，并写下了这篇文章。据研究人士分析，这篇文章既是胡适对台湾当局的一次“上谏”，更是“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对同志们发出了一种规劝，指明一条‘温和’的道路，以期获得政府的‘容忍’”。胡适所强调的容忍有双重内涵：一是劝政府有容忍的雅量，一是劝他的激进的同道与后学们耐住性子，忍受政府的种种压迫，以换取政府的容忍，而不要采取暴力、激烈的手段。（相关内容请见《书屋》杂志2001年第9期，文章标题《容忍的自由》，作者楼魏华）

季羡林所持容忍精神的境界，或没有达到胡适先生所言的地步。他只是在单方面地容忍时代加诸个人身上的种种不幸，同时期待着，这种容忍最终能够等到和换来社会的进步。就此而言，季羡林先生的容忍精神客观上多少有些消极和无奈，而其积极的一面在于，这表达了他的一种心声：对这个时代多一些容忍和耐心，社会总会朝着更好的方向渐进发展。说到底，这种容忍精神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这就是季老留给这个世界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2009年7月12日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1个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