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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直面一个问题：对权贵启蒙，有用么/陈永苗
言论自由最终推动的幻觉
启蒙需要物质性条件，那就是言论自由。极右派在中国很容易倾向于主张言论自由先行一步。启蒙是要面对民众，尽管民众接受不了启蒙精神，能接受的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些激情。但是当下中国，启蒙与民众的关系会被切断的。不可能像五四运动一样，知识分子的一个言论，爱如何说，老百姓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没有言论自由，启蒙都是知识分子在书斋中进行自娱自乐的虚拟，影响有限，最后的瓶颈都无突破。
从康德那里可以知道，启蒙有个心理基础，就是进步论，相信历史是往好的方向走的。如果不在相信进步，相信王朝末日即将来临，那启蒙看起来就比较可笑。对改革的乐观和悲观，都是基于肉身。改革让中国人分成两派，一个受益派，一个受害派。什么才是主流，是乐观还是民怨？哪一个是普遍的，是积极乐观的，还是底层悲观的？民怨会成为主要的社会情绪，怨气会弥漫整个中国，而乐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随风而去。
以言论自由来推动，就排除了敌我之分。对权贵呼吁改良，也就是把他们还当作一家人。改良是基于同一个共同体内部的互动，它表明，权贵政府必须把来自民间的呼声，当作善意的。也就是假设权贵与民间之间是可以对话，可以商谈的，权贵仅仅是迷失的羊羔，是自己人而不是敌人，是知错能改的人，而不是要吃掉我们的狼，要毁坏我们前途的鳄鱼。
很显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毁约，预期毁约和实际毁约，权贵已经把人民当作敌人，动用专政手段。这里不再是人民应不应该把权贵当作人民公敌，而是人民被迫如此。划分敌我的主动权在于权贵。这时候，权贵已经变为中山狼，已经是要咬农夫的蛇，极右派主流经济学家还说，没事，让他们吃吧，你们要相信他们是好的，他们会把你吃掉，出来一个光明世界。
改革受益派的启蒙，尤其迷信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的极右派，对权贵的道德说教，尤其属于对牛弹琴。左右联合，搞出话语压力集团，不见得有用。更别说极右自己单干。启蒙知识分子把权贵当作说理的对象，还是看作一家人矛盾，而受害派则作了敌我之分。政治立场的选择，以基于自身遭遇的政治决断作为前提。
如果看作一家人矛盾，也不应该完全局限于道德启蒙。我也不否认对权贵进行道德启蒙，或许有些人良心发现，但这并不是有效的政治方案。一滴水不解除众人饥渴。严守对权贵进行道德启蒙，而排除其他政治压力路径，例如民族民权主义，告别革命，并不是改良，乃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只有支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加入准革命论，威胁权贵，造成妥协。这市场上买菜卖菜的家庭主妇都比吴敬涟更明白。奥尔森（Mancur Olsen）指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杨小凯说，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
有一个囚徒悖论在这里，即使你愿意和平，但是对方不干，那你咋办？所以和权贵之间敌我之分是首要的。一家人才能讲说理，对方干尽坏事，你凭什么强迫每个穷人还相信。一种奴隶的幻想，跪劝权贵从良，是不可行的。你为权贵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有巨大利益，你肯不肯让步，只有你不让步的代价更大，并且就放在你的鼻子下面，明白确定的巨大威胁在那里，你才会作出让步的选择。
对权贵的政治判断，必须建立在人性恶的前提之上，他们是“理性”的自私人。不是道德高尚，而是损益，才能造成他们让步。而且这种损害，必须是短期之内发生的，如果是长期的，他们也不愿意兼顾到。他们也是短期利益的动物，所以只有流血的恐惧，带到他们面前，让他们觉得是实在要发生的，要对他们说，不放血就要流血，改良才有可能。
鼓吹不革命派，好心办坏事，实际上起的作用是帮凶派。其实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找共产党说理没用，还不如与民众站在一起，形成压力集团，迫使改良。只有拳头才能对抗拳头。启蒙知识分子用道德话语谈公共政策，说来其结果是大部分好心办坏事。想帮忙，越帮越忙。
当要迫使权贵良心发现，就必须极右派有着非常高的道德权威，极右派必须是权贵的老爹。可是极右派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
这里的道德权威，必须在权贵心理，而不是在民众心里。如果权贵害怕极右派在民众心里的道德权威，那也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利益计算的结果，可是对这种情形，权贵有太多足够的政治手段，足以消除。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极右派变为宗教分子，利用权贵心中的宗教恐惧感来吓唬他们变好。可是这些正是启蒙的敌人。启蒙否定了因果报应和来世，否定信仰宗教，又没有宗教权威。
上帝信仰是宗教的，对权贵的克制，依赖于权贵资本家的恐惧和敬畏。这没有办法谈。只有政治才能对抗政治，人民站在一边，形成政治压力，当然有可能迫使权贵资本主义屈服。那也只有人民获得民族国家和上帝的宝座是才有可能。而启蒙运动把民众搞的地位很低，除非如我说变为民粹，把民众当作上帝，形成人民宗教，那才是有力量的局面。一饮一琢，这是启蒙运动必然带来的恶果。
对权贵启蒙，当然可以造成民众的支持。可是民众的支持，也许要获得一定的回报，才能平息愤怒，否则对权贵启蒙，越发增加民众的非理性。如果权贵与民众之间已是敌我之分，启蒙属于白说，并且为革命积累怒火。这里隐含着呼喊“人民站在启蒙一边”的政治诉求，很容易蜕变出现不愿意出现的东西。如果启蒙对权贵资本主义没用，仅对人民有用，那么其政治效果是纵火犯。
不直接针对权贵，没有敌意很容易造成权贵转移矛盾。日本为什么既侵华又多次战略怠工，侵华是因为国内权贵决不放弃对民众的压榨，所以选择对外战争转移矛盾，用新领地安抚国内民众，只要自己利益不受威胁，国内怎么狂热煽动都行。但是同时又不做战略打算，结果一起步向深渊。所以只要有这么一群权贵，不仅国内鱼肉百姓，国际还能自取灭亡。
改革中隐藏着的阶级斗争
例如先保护财产权，后政治改革，达到均衡。保护财产权，需要政治对抗和实力均衡，当没有政治对抗和实力，先实行保护财产权，不外乎为了方便已经掠夺在手的权贵。农村土地和国有资产流失就可以作为很明显证据。
容易的，可以轻易改革先改，容易造成政治生态的破裂，例如2003年北大改革先动教师后动官员。难的，就是权贵反对的，易的，权贵没好处也不推动。先易后难，可见改革中隐藏着的官僚——人民矛盾。
这是文革的延续，同时也可能在改革中进一步激化。改革有可能缓和，当然这只有八十年代，短暂的出现过。更有可能激化，当改革仅仅是权贵的乐园时，只会激化矛盾。
文革之后80年代初，还有一个共同体，大家抱成的一团。抱成一团，就不容易冲突，有希望。现在，谁和谁抱。至少从心理上，相对公平感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第一重要的。例如你很富有，我很穷，但是我不觉得不公平，因为我认为是天然的，绝不会有大的社会矛盾。文革之后，大家都有希望，有奔头，不容易冲突。现在大家觉得没奔头了，那就搞内斗吧。很大程度是心理上的绝望，增加不公平感。
所以不能在改革意识形态中，仅仅有和气一团，更有警惕与潜在敌我之分。如果“现易后难”被权贵利用到极致，该改得不改，不改的尽快改，一切利益最大化，没留下任何余地。吸干血，吃了肉，再抛弃，那么潜在的敌我之分，就应该上升到极端的。阶级矛盾就不可调和。
政治经济学史上，至少有两个问题，还都是糊涂账。一个是土地地租分享的正义，一个是价值是劳动还是资本决定的。这二者的分享比例，实际上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大小，棍棒大小。可是现在每一方都宣布自己是真理，背后确是用武力和国家暴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制定出来的比例规则。所以隐含在用武力和国家暴力之中，就是阶级斗争。
由于政治专制造成市场竞争的极不公平，贫富的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富人与穷人相互分裂，相互仇视。由于言论自由的缺失，更使知识分子与民众不能对话，从而导致分裂。下层民众普遍崇拜毛泽东，而诚实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厌恶毛泽东。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说，民众只能以宗教形象的方式，表达正义的诉求，而知识分子则可以用一种精密的学理体系。毛泽东作为一种符号，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此分裂。
如何才能够做到温和理性
民粹是打人的帽子。这是外在的道德评价，并不是内在的机理。我觉得，不能说站在穷人一边，就是民粹。道德帽子之外，油然还有一层大道义。批判立场的民不民粹不关键。在民不民粹之上，还有一层自然正当。有充分的依据，正当的理由，即使被妖魔化为民粹，一样要高于极右派的改良。
有点民粹主义，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对民粹主义进行道德谴责，试图抹掉，那是官粹主义。许多人看不到当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那种你死我活般的激烈竞争。没有美国的革命，能指望英国贵族自己放弃权力？在古代中国，大臣劝诫皇帝不要压榨无度，总是把例如暴秦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
极右派要求政改就要求政改，这已经是自明的政治诉求，不需要通过在民粹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屁股上踢一脚，来论证政改的正当性。不要非此即彼，是可以兼容的。
民间受害情绪参与路线斗争，这不是一种自我的表达，自我的防卫。民权主义并不和渐进派与激进派争路线。民权主义是反政治的，是公民社会的。极右派不要搞得象惊弓之鸟，把文革的记忆带到今天来，到处充满路线斗争。
极右派喜欢认敌为友，认友为敌。把权贵的受害者当作敌人，而把权贵当作朋友。实际上受害者的利益是改革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可以手拉手的。
民粹主义还处在十字路口的黄灯，还没到红灯。警戒线还没到，取决于是否腾出空间吸纳，并有效安抚民众。民粹主义的兴起，对于政改，是双刃剑。外推，肯定伤害。而且已经是浩浩荡荡的大趋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顺昌逆亡，是必然的。堵是堵不住了，就看引导和容纳，形成民权与民生主义，是一线生机。
如何才能够做到温和理性，并不是排斥，而是吸纳，是同盟，合作，而不是惟我独尊。不是维护贞操：纯洁版的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不要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惟有自己华山一条路。
市场经济或许可以是当前历史条件下最不坏的选择，却不是完美的梦。就象你的初恋情人，你在她具体个人身上承载梦中人理想，有所指和能指的区别，你的梦中人和她具体个人，是可以分得开来的。也在市场经济上寄托自由和平等的理想，并不等于推动了，就一定能实现，不会出现反面。出现反面的概率是很大的。
经济发展的路径，并不一定有去政治化的效果，相反带出来不断增长的对集权期待，饮鸩止渴，例如张五常就赞美独裁，郎咸平就要求增加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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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8-5-2009 17: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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