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彦永：“非典”促进政府信息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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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3-30 02:31:32  新京报

　　回顾非典十年，蒋彦永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十年前，蒋彦永凭着医生的良知，把他了解到的北京非典病患真实情况公之于众，推动政府公布实情。

　　十年后，蒋彦永已经82岁高龄，他精神矍铄，讲话铿锵有力。大多数时候都很平静，只有在讲到瞒报问题时，他声音提高了，脸上有沉痛的表情。蒋彦永说：大家给我很多赞誉，其实我只是讲了真话而已。一个人讲真话还不够，大家都要讲真话；大家都讲真话，国家自然就会好。

　　蒋彦永说他最大的乐趣是和燕京大学的老同学聚会聊天，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他铭记在心，并用一生去践行。

　　【原音重现】

　　“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2003年4月20日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兼常务副部长的高强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场疫病突然到来的时候，我们缺乏预防和控制的经验，我们的应对机制也不完善。现在我们已经从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当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学到了很多，这可能是今后我们克服这种突如其来的疾病的宝贵精神财富。”

　　——2003年4月2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时说

　　“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地、坦白地。”

　　“古人云，人不自信谁人信之？我现在希望所有的干部和市民树立起信心。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非典。”

　　——2003年4月30日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岐山在北京防治非典新闻发布会上说

　　“即使北京被解除了旅行限制并从疫区名单中删除，我们仍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毫不松懈地继续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并根据疫情的变化，将防治措施由应急调整到常规，科学规范地做好防治工作。”

　　—— 2003年6月2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的吴仪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时说

　　良知使我不再保持沉默

　　从关心老同学的病情出发，我利用医疗系统的关系主动了解SARS情况，我认识到SARS非同一般，严重起来是会要人命的，应该加以重视。

　　新京报：你是普通外科医生，怎样涉足流行病SARS领域的？

　　蒋彦永：我大学学过公共卫生，对传染病领域有一点基础的了解。我的医疗和研究领域是普通外科，我接触到SARS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2003年3月底，和我很要好的一位老同学因患癌症，转胸外科准备手术时出现高烧，高度怀疑感染SARS。当时请两家医院有关专家会诊，我参加了这一活动，因而了解到两家医院已经有不少SARS病人。从关心老同学的病情出发，我利用医疗系统的关系主动了解SARS情况，我认识到SARS非同一般，严重起来是会要人命的，应该加以重视。

　　新京报：当时你了解到的SARS具体情况如何？

　　蒋彦永：3月底，一家医院已经收治40名非典患者和疑似患者，死亡2名；另一家医院收治60名非典患者和疑似患者。4月4日，一位医院院长在交班会上宣布，他们医院已经有过46例确诊和疑似非典患者。此外，我从别处了解到还有别的医院已经收治了非典患者。这时我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了。

　　新京报：4月3日，当时的卫生部主要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当你听到这个讲话，你是什么反应？

　　蒋彦永：我的第一反应是他讲了假话，我很愤怒。他是医科大毕业的，对传染病的危害性应当是了解的。因为是专业问题，上面的领导可能没有认识到非典的严重性，但是他应当知道。知道了，他还说假话，有违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

　　当时的卫生部负责人说：“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四五月份是外国游客到中国来旅游的高峰期，如果外国人都跑到中国来旅游，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人命关天的事情，一个医生的基本良知使我不再保持沉默，我有责任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公布出来。

　　我只是讲了几句真话而已

　　如果大家都不敢讲真话，国家就很难好。如果大家都讲真话，国家就有希望了，事情就好办了。

　　新京报：你怎么想到利用媒体公布详情？

　　蒋彦永：我很着急。4月4号我给两家媒体发了一封邮件，把我了解的真实情况告诉媒体。随后几天都没有回应。我从没有给外媒写信，也没有想到要主动找外媒反映情况。《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的记者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通过电话提出来要采访我。别的渠道都没有反应，我就接受了《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的采访，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他们。

　　新京报：你考虑过接受媒体采访的后果吗？

　　蒋彦永：我提供的数字是十分可靠的，我对此负全部责任，这个我不害怕。记者在采访时建议我可以不署名，我告诉她，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就差多了，我应该署名。她又问我，那样做的后果考虑到了没有。我说：我说的全是真实的情况，有宪法保护我。但我也做了最坏的准备，在个人得失和人民的生命安危之间，我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而且当时我有一个判断，我讲的是真话，我相信国家政府会公正对待我。

　　新京报：你披露北京非典病患真实数字后，世界卫生组织来中国视察，重新宣布中国为非典疫区。有人说你破坏了国家形象。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蒋彦永：国家形象不会坏的。隐瞒情况如果导致严重后果，那才是损害国家形象。我讲了真话，推动中国如实公布疫情。4月17日，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任何人不得隐瞒、谎报疫情。4月20日免去当时的卫生部负责人职务，启动应急机制，有效遏制传染源，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讲真话，不会使国家的形象受损，反而会加分。

　　新京报：后来有传闻说你受到一定限制？

　　蒋彦永：我的生活和科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非典以后，我露面比较少，我的专业领域是普通外科，我对流行病了解很少，我确实没有什么可讲的。

　　新京报：你披露北京疫情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有人称你是抗击非典英雄，你怎么看待这些荣誉？

　　蒋彦永：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讲了几句真话而已，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一个人讲真话还不够，大家都要讲真话，就没有什么可以掩盖的了。大家都讲真话，国家就自然会好了。如果大家都不敢讲真话，国家就很难好。如果大家都讲真话，国家就有希望了，事情就好办了。

　　“现在有了讲真话的环境”

　　大家要培养讲真话的环境，现在中央领导号召大家讲真话，而下面有些人没有转变观念，在真话面前畏手畏脚，这是不对的。

　　新京报：十年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蒋彦永：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仍然是每个礼拜一去病房查一次房，遇到疑难杂症会去会诊。我很关心国家发展，每天会在电脑上通过邮件收看各类新闻。

　　现在老了，喜欢和燕京大学的老同学聚会聊天。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们燕大人时刻记在心中。要讲真话，讲真话虽然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要坚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是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对不讲假话。和燕大人在一起的最大乐趣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能按照校训做人。

　　新京报：你认为国家这十年有什么改进？

　　蒋彦永：这十年国家取得了较大进步，非典之后，政府信息开始越来越透明，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国家这么大，存在问题是正常的，不要回避问题，要一步一步去处理、解决。我对国家有信心。新一届领导班子锐意进取，习总书记和李总理强调要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勇于面对问题，鼓励大家讲真话，现在有了讲真话的环境。

　　新京报：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蒋彦永：讲真话很难，但讲真话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媒体也要敢于讲真话，有的人在背后讲真话，但是到正式公开场合就不愿意讲真话，这就坏了。大家要培养讲真话的环境，现在中央领导号召大家讲真话，而下面有些人没有转变观念，在真话面前畏手畏脚，这是不对的。要大家都讲真话，培育人人讲真话的环境，中国才会有改变和进步。

　　□新京报记者 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