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失明：消除恐惧和私报公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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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半吊子行动派。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我一方面打算好好享受生活，另一方面我打算和这个体制死磕。这两者当然有矛盾，但是在矛盾还没有凸显的时候，不妨碍我先这么两者兼顾。
我到现在还没有喝过茶，真到了被喝茶的时候，我会不会恐惧？会不会退缩？好吧，就算我自诩勇敢，不害怕喝茶。那么拘留呢？坐牢呢？被污名化呢？我不敢那么肯定自己一定就会坚持下去。与其说我对人类的勇气没有信心，还不如说我对人性更有信心。
我一直这么认为：专制是这么一个东西，它需要驱使各类帮凶来为它作恶。如果帮凶们不愿意作恶了，不敢作恶了，专制体制就自然塌陷了。专制驱使的奴隶，数量实在太大。至少，专制是期望把整个社会所有人都纳入驱使的范围的。被洗脑的，算是专制最成功的帮凶；洗脑不成，专制就用控制资源的方式逼迫你屈服。在网络时代之前，在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以前，这两个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没有几个人能躲过。
时代已经变了。网络的出现让洗脑变得几乎不可能，市场化使得专制并不能控制所有的资源。专制现在已经无比虚弱，它只能通过恐吓来统治。坦率地说，恐吓在当下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策略。我接触到不少人，特别是一些年纪稍大经历过文革的人，私下里表达对专制的反对都不太敢放言，甚至有人听到较为激烈的言论都会惴惴不安。他们非常迷信专制的暴力，他们相信专制真的像老大哥一样无所不能。有趣的是，同样迷信专制能力的，我接触到的是另一伙人——某些革命党。某些革命党总是过度描绘专制的可怕。他们把自己行动的危险描述的非常夸张，他们把体制中人描绘成超越党卫军的邪恶机器。
恐吓之所以有效，并不因为暴行随时加诸在我们身上，而是因为我们判断暴行随时有能力加害我们。过度描述专制的加害能力，只能加深我们的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讲，夸大专制能力的，无论是文革余悸还是革命党，都做了体制的帮凶。他们把对专制的恐惧传染给我们，让我们变得不敢稍有动作。让我们以为专制强大到不能去触碰，不能去抵抗，甚至不能去戏谑。
专制当然没有这么强大。比如这一次肉夹馍的争论，很多朋友觉得是一个打击一个伤害。我却觉得很高兴。因为我籍此观察到一个非常让我开心的事情——公开地讨论如何反对，讨论路线和行动纲领，这个体制居然没有阻止。别以为体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们要么无能，要么愚蠢。这样的体制有什么可怕的呢？
送饭党是这么牛逼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恐惧。它让反对变得成本很低，让参与者觉察不到什么体制的加害能力。数以万计的人参与送饭，等于公开表达了反对，说明这么多人都不再过度恐惧，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肉唐僧们的行动到现在为止，最多不过关掉淘宝店。尽管肉唐僧总是忧虑送饭不能多中心化，但是我觉得这不需要担心。更多地人看到送饭风险很低，看到专制无可奈何，他们就会站出来。而送饭越多，越能降低专制的资源运作能力，越能降低反对的风险。送饭只会进入良性循环，没有其它可能。
或许有人会说，难道国家机器全力开动还对付不了送饭党？放心吧，体制有心无力。体制作恶是需要执行者的。面对正义，执行者也很难使用非常过激的手段。就我对体制的了解，我实在无法把所有体制中人（狭义，广义的话目前几乎所有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当作恶魔。他们混在体制内，有的为了混口饭吃，有的为了往上爬。权力和洗脑或许会让他们蒙蔽。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人类，同样具有人性。公平和正义同样存在于他们的血液里。把所有的体制中人都描绘成恶魔，显然并不客观。在有可能的时候，在风险不大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做点好事；当然在无意识的时候，或者在找到借口的时候，他们也很容易作恶。最可怕的体制中人，是被彻底洗脑的人。他们充满正义感地作恶。可惜，网络时代，这样的洗脑越来越难。我们都是从洗脑中挣脱出来的，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就不可能？
有些人从利益考量，就是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为了自己可能的升官发财不择手段地作恶，这样的人是客观存在的。我主张，对待这样的人就应该私报公仇。不厌其烦地教育他们，对他们普法，对他们讲道理；或者想办法把他们的恶行公之于众广而告之，降低他们的社会评价；又或者广泛搜集他们的违法犯罪证据，想办法打击他。总而言之，就是要让他意识到，作恶的代价非常大。上级的骨头还没有啃到，公民的报复早就展开了。
我是非常乐观的。如果作恶变得需要小心翼翼仔细评估，如果反对变得随心所欲成本很低，那么，你觉得这个体制还能维系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