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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是黄金十年”
这样的书只能自己给自己做序了吧。
这篇文章登在《读书》引起一片骂声，汪晖因此辞职。
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序
鲁迅说过，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其实，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历史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有人写了，读的人多了就成了历史。世界上没有先天的、自然的、超越视觉角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这样说就涉及到历史学中的两个理论问题。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些简单的所谓事实并不构成历史。比如说谁什么时候死了或地震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孤立地看并没有什么意义。流水账记录不是历史，历史是一种知识。另一个理论问题是，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理会这一点的人并不一定多。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以及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说法都与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理论有关。
让我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理论问题。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 7
6年7月8日。但是，对这两个简单的“事实”也是有争辩的。台湾当局会说事件发生在民国八十七年；按照中国的阴历这两件事是发生在龙年……按照藏历是……等等。但这仅仅是史学方法问题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上提到的两个日子本身孤立起来只是数字。这两个日子本身也可能提供一些信息，比如地震提供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信息，重要人物毛泽东的死亡将导致中国政局不可预料的变化的信息。但是，即使是这样简单的信息也需要进一步的阐述或接受数字的人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比如对后一种信息来说，至少要对毛泽东有一定的了解。对毛泽东一点儿不了解的人是感受不到毛泽东的离世影响中国政局这一信息的。所以简单的事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当有人把毛泽东去世与唐山地震这两个日期连在一起并用一种理论来讨论的时候，这两个日子才有意义。比如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民间有人说，怪不得唐山地震那么厉害，它预兆了毛泽东的死亡。解释这两个事件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就是中国传统的天命论。这样一解释就成了知识，我们也就为这两个事件写了历史。中国历史书上有很多这样的写法。
《高家村》
拙著《高家村》也是一种历史。我也在制造知识。本人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在写《高家村》的时候用了超学科或是多学科的方法，既有人类学的方法，也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算是为平民写历史。本书先简略地介绍了西方英语著作中研究中国农村的一些主要论著，然后介绍了高家村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从内容上来看《高家村》是讨论高家村从1949年到90年代中期的变迁，本书的主要内容都是根据主题而写的，每个主题自成一章。这些主题包括：土地、水域与地方政治，人口与政治，生活水平，农村卫生，农村教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风俗习惯的变化和延续，高家村与外部世界。
《高家村》的写作有助于说明第二个理论问题，即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历史的问题。因为我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也因为我的父母一辈子是贫困农民，我写《高家村》的时候是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来写的。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人所写的历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场和观点。同样的道理，这也不同于过去的或现在的，受过打击的或没受过打击的中国共产党当权派的立场和观点。
自从8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中外文写成有关那段历史的传记、自传和回忆录陆续出版。国内出版的太多，所以这里只举几个国外的例子。有从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失去的一代》；有从农村地主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阁楼》；有从受过打击的当权派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发行量多达五百万的《鸿》。如果说，这些著作都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话，那《高家村》的历史与这些人写的历史是不同的。再以《高家村》为例。
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
首先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说起。从物质上看，高家村人的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确实很低。在最困难的时候比如
1960年高家村人的生活比
1949年以前任何人们可记得的年代还差。我自己在高家村住了23年，一直买不起做梦也想买的一双雨靴和一个手电筒。但我一脱离农村户口时就可以买得起了，而那时我已经不需要这两样东西了。80年代以后，我的乡亲的生活水平确实有很大的提高。现在高家村人不但穿雨鞋，还穿皮鞋。年轻人穿西装，扎领带，戴墨镜。自行车、手表和电视机也不稀罕。那么我们应怎么解释这种对比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写这一段历史呢？
最流行的解释就是，农民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低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实际上是说农民偷懒的学术词。这种解释很逻辑地下结论说，80年代以后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因为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是这么说的。这种解释的理论基础就是经济理性主义。这种解释是多么方便和轻松啊。
问题就在于太方便太轻松了。我的解释与这不同。人民公社制度挫伤了高家村人的积极性了吗？经济理性主义的一个假设是，只有产权分明才能带动生产投人的积极性。即使我们同意这假设，什么是产权分明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根据我对高家村的观察和研究，对一个只有十几户的生产队里的农民来说，他们对生产队的拥有权意识是很明确的。生产队里有一整套的评工记值和质量监督措施。在熟悉了这一套机制且能预料自己行为后果以后，高家村的人干活是努力的。有没有平均主义？每个人都是评工记分、评投入（包括能力和努力的程度）记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平均主义的。只有从生产队每个成员都必须分到同样的基本粮食（叫作口粮）这一点上来说平均主义是存在的。
那么投人多与投人少的生产队员之间的差别是怎么处理的呢？到每年年终结账的时候，投入多于所得的家庭叫长钱户，投人少于所得（比如说主要劳动力长期生病或孩子太多）的家庭叫短钱户。一般情况下是：短钱户的家庭付给长钱户一些钱或实物（比如用来过年的猪肉），如果生产队年终有钱就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户。但在不少时候，短钱户拿不出钱，而生产队也没有现金给长钱户。在这种情况下，长短户的账就都挂在那儿，这叫无法兑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似乎存在“免费午餐”的问题，但高家村的农民并不一定是这么看待挂账的。长钱户把挂账看成是投资；短钱户把这看成是借债。这个账挂在那儿，有时一挂就是几年。因为长钱户说不定明年会变成短钱户，谁能保证你家人不生病？短钱户的孩子大了就会有更多的投人。还有其他的办法处理长短钱户之间的差别。比如长钱户平时可以向生产队借些现金买东西什么的，短钱户就不能借。还有如村前的水塘里抓的鱼只分给长钱户而不给短钱户，因为鱼不是基本口粮。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没有简单的大锅饭，也没有简单的产权意识，因此也没有简单的理由说在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不积极投入。那么怎么解释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别呢？怎么解释80年代前的定量供应和80年代以后的物质丰富呢？基于我对农民的了解，我认为农民没有偷懒，所以不认为大锅饭的理论是令人信服的解释。我立足两个问题来解释。一个是资源与人口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国际环境与中国经济发展策略问题。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高家村的资源除了人力以外只有土地和水域。从1949年以后，这两种资源不但无法扩大反而逐步缩小，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使水域资源减少。可是同时人口却增长了一倍多。也就是说，仅仅保持1949年同样的生活水平，产量就要提高一倍多。高家村是这样，全中国也是这样。高家村要依靠越来越少的资源来养活本村越来越多的人。不但如此，由于中国城市人口也在成倍地迅速增长，高家村的人和全中国的农民一样还要为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家强行规定，不管高家村生产多少粮食，除了每人的定量外其余全部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于是，农民投人是多了，生产量也提高了，可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
当然，我这样解释还远远不够。有人可能会提至少三个问题。第一，80年代以后每年有近亿农民出外打工，而农村生产倒比80年代以前好。这么多剩余生产力只能说明大锅饭没有发挥农民的积极性。第二，80年代以后总的来说全国农产品年产量是比80年代以前多。如果不是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原因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全中国的资源与人口的关系并没有在80年代以后变得更好，可物质丰富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怎么解释？
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剩余劳力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因为高峰时期出生的孩子那时还没有长大。其次，毛泽东时代的大兴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利用了大量的剩余劳力。再者，就高家村的情况来看，现在留在村里的老幼妇“残”对农作物的时间投人大大地多于同类农村居民在公社时期的投入。因为年轻力壮的人出外打工了，他们不得不日夜苦干。所以，80年代前后农村居民对农业的工时和精力投人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谈第二个也就是农产品年产量的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说，80年代以后产量比前期多是不能同前期的发展和努力分开的。第一个方面是，前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后期的产量提高打下了基础。第二个方面是，80年代后期产量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靠新的技术投人，即化肥和农药的投人。一直到80年代初，高家村的化肥和农药都是要靠国家计划定量供应的。而现在呢，只要有钱，要多少有多少。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几个大型化肥工厂都是在80年代以前建立的。这说明，80年代后期沾了前期的光；同时也说明，如果公社时期有足够的化肥的话产量也会更高。
以上这一点正好与回答第三个问题有关。在中国人口与资源关系并不是更好的80年代以后却为什么物质丰富呢？这是两个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策略的结果。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国家环境和中国经济发展策略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49年，中国是个一穷二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的国家。在朝鲜战争后的冷战世界环境里，中国不但得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援助，而且还受到各种各样的制裁和排斥。与苏联交恶以后情形更为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尽快地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最容易被选择的经济策略。发展工业的资金从何而来？来源于对农民最大限度的剥夺。这剥夺是靠一整套措施来实行的：户口制度、商品的定量配给、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而又不需增加工人工资，国家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利措施，包括廉价粮油供应、免费住房、医疗和卫生、终身职业、职工退休金及全部就业。
到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更由于国内重工业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经济发展的策略很容易有新的选择。这就是大规模发展轻工业的同时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于是国家为发展工业而对农业的剥夺就可以减轻了。于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开始缩小，这表现在80年代初对农产品的大规模和大幅度的提价。这种经济策略的战略大调整马上带来两个明显的后果：一个是生活日用品的越来越丰富，一个是农民的收人提高。这种战略大调整的经济后果可以说与分田到户这种不伦不类的私有化没有关系。
正因为这样，农村的好景不长。1985年以后，由于其他生产资料产品价格随着上升，农产品提价的好处很快就被抵消了。加上农村基层官员对农民的剥夺和各种类型的苛捐杂税，现在在农村靠种田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那么，高家村的人是靠什么维持着比80年代前好的物质生活水平呢？是靠出外打工的年轻人的血汗钱。在《高家村》一书有关农民外出打工的一章里，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打工农民生活是多么辛酸，他们的汇款对他们老家的经济又是何等关键。
我在对高家村的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表面看来很矛盾的现象。那就是，在当地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提高很多的情况下，不论是基层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怀念毛泽东。对这现象，自由主义的精英教导我们说，那是因为农村人封建愚昧。农民不知好歹，不知什么是自由，他们需要皇帝来效忠等等，等等。
其实，情况正好相反。我的研究和我的经验证明，“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过激的愚昧的行动既不是农民发明的，农民也没有跟着去做。高家村的人没有跳“忠”字舞，也没有搞早请示晚汇报。打老师也是所谓受教育的人干的，农民是反对的。农民对村里的地主富农也是同情的。他们对阶级斗争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消极抵触。他们对从城里下放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地尊重。另一方面，在毛泽东时代他们也吃了很多苦。比如，农闲时寒冬腊月他们被动员去搞水利建设；他们的风俗习惯被称为封建迷信而受压制；他们的家族宗谱被烧掉；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多少，而且在大跃进时闹了饥荒。高家村虽然没有死人，但那饥荒却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怀念毛泽东呢？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好多少。世代贫苦的生活使他们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总是那么顺利的。跟精英相反，他们不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好日子是靠辛苦劳动所得的。所以他们看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毛泽东时代给很多人带来了尊严。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下层贫苦人社会地位提高了，妇女地位提高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健康水平提高了，国家意识提高了，社区意识提高了（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使他们知道，人们可以组织家族以外的生活），文化意识提高了。
这一切跟精英们的历史是不同的。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人学。“文革”时也是卫生的最好时期之一，因为赤脚医生制度使农民看病方便且便宜。血吸虫病第一次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婴儿死亡率第一次大大地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对精英来说，“文革”使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但对高家村一带的农村来说，“文革”是当地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因为农民把样板戏翻了个版，用本地的传统曲子和语言来改造样板戏，并自己登台表演。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设计服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丰富当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村与村的年轻人组织篮球之类的体育比赛，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民兵训练的时候农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枪实弹。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绍人地谈恋爱，因为集体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机会。
所以，农民对过去的怀念不是因为他们比精英们愚昧。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他们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那样的打击和迫害，他们的思想感情当然不一样。同样，他们对80年代以后的思想感情也是根基于深刻的社会基础的。的确，80年代以后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以前高，而且农民现在有更多的行动和宗教自由。但随之而来的也有更多的新问题。比方说，越反越厉害的官员腐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而制止不住的苛捐杂税，令人不安的社会治安问题。农民是这些问题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有出去打工的自由，可那是一种没选择的自由。十几岁的孩子远离家门，很多在没有安全和卫生保障的条件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挣得十几或二十块钱。这是什么样的自由？
在这篇文章里，我先讨论了写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事实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由谁来写、为谁而写的问题。对第一个理论问题，我的观点是，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对第二个理论问题我的观点是，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然后我介绍了拙著《高家村》。此书虽然不是正宗的历史书（就像很多目前流行的传记和回忆录不是正宗历史书一样），也算是为中国农民写历史，算是“草根”历史的一种努力。接着，我以农民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对比为出发点，就生活水平差别的原因、人民公社体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等问题提出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解释。我的解释是基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策略这两点的分析而成立的。由此我就谈到了高家村农民对毛泽东时期，对“文化大革命”不同于知识分子及政治精英的态度和思想感情。这种不同也反映在目前打工农民的遭遇上。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精英是要有界定的。对“文革”的态度和思想感情是指受过打击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中国农村形势的估计（包括人民公社和现在打工农民的遭遇）是指一些知识分子、政治官僚和主流派经济学家。我们必须看到，很多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包括受过打击的）也为农民说话。
本文是学者高默波2003年的新书《高家村》的序言，高默波现在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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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9-2010 19: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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