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尚高：我所知道的陈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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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尚高：我所知道的陈小鲁
发布时间:2013-10-30 10:27 作者:牟尚高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4862次
　　陈小鲁代表北京八中老三届校友，就文革中的错误行为向当时在校老师道歉，本是无可指责的磊落之举，却招来若许网民的贬损与非议，其中原委，除少数别有用心者外，多数属涉世不深，未经历文革、不明真相年轻人的妄议。关于文革，其发生、演进、直至终结的全过程，以及它对国家、民族造成的伤害和深远影响，是一门学问，不在本文探究之列，但笔者作为过来人，可以负责任的告诉这些年轻人，文革的丑恶与虚伪，远超过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现在所揭示的，仅是冰山之一角。关于陈小鲁，笔者作为他的校友和同住一宿舍的室友，愿陈述几件往事，以正当下视听。

　　陈小鲁长笔者四岁，文革发生那年（1966），小鲁就读于北京八中高三（3）班，笔者就读于初三（1）班。知道小鲁是陈毅元帅的儿子，是笔者读初一时，缘于排球。八中不仅是北京名校、重点中学，也是当时的排球强校，带动不少学生喜爱排球运动，并成为校排球队的追慕者（现称“粉丝”），笔者就是其中之一。每当下午放学、校排球队训练或有比赛时，笔者与众多球迷粉丝总爱围观助阵。其时不经意间，得知校队后排之一是陈毅的儿子。对此，笔者和当时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并无其他特殊感觉，只是知道而已，其潜台词是：陈毅的儿子又怎么样？不过普通学生罢了。这倒不是因为就读于八中的高官、名人子弟云集，元帅的儿子不为“稀有”（当时还有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在八中上学），而是在那一年代，被众多学生倾慕的同学只有两类：一是学习成绩出类拔萃，金质奖章获得者；二是本校的运动健将、体育明星。陈小鲁虽是校排球队的一员，但在当时位置固定的九人排球中，打后排只有挨砸、抢险的份，其角色远不如前排、中排的主攻冀刚义、瞿某某、张文，二传靳剑生，副攻莫安临抢眼；之后改为六人排球，小鲁只能降为替补上场的“板凳”队员。“父贵子荣”的歪风只是在64、65年强调和贯彻所谓“阶级路线”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血统论盛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风起，才漫延开来，且愈演愈烈，以致以各种形式延续至今。

　　陈小鲁作为校排球队的非主力队员，训练却是不可少的。每到星期天，八中排球队往往去工人体育馆（或先农坛体育馆）训练，有时还与北京女排打一场陪练比赛。笔者作为忠实粉丝，只要得到消息，总会追随前往。训练结束后，队员们个个大汗淋漓，口干舌燥，于是出现了以下情景：略微有点钱的赶快去买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再“富有”者可买一瓶一毛五分钱的汽水；最奢侈的去买三毛多钱一瓶的小香槟；兜里一文不名的，只得找自来水龙头，对嘴大口狂饮。而每每喝自来水的，不是别人，正是球队队员中父亲职位最高的元帅之子陈小鲁！要知道，这些在当时年仅十六、七岁，至多不过十八、九岁的孩子，正处于人生顶盛的发育年龄，哪个不嘴馋，哪个不贪吃？绝不存在刻薄自己、故作艰苦朴素的“作秀” 之举。小鲁之所以如此，确实是兜里没钱，这让球队队友莫安临委实过意不去，往往将自己买来的汽水或小香槟与之共享。

　　再说说学生陈小鲁的日常衣着。

　　1964年，国民经济明显好转后，化纤产品“的确凉”在北京时兴。到了夏天，八中学生中家庭条件较好的，都能有一件雪白的“的确凉”衬衣穿。而陈小鲁，夏天的上衣却始终是无领（也称圆领）针织汗衫，俗称“老头乐”，也叫“颓废衬”。在笔者的记忆里，他在夏天的这一装束一直到1968年他离开学校。

　　六十年代，手表在北京仍为奢侈品，在中学生的手腕上更为罕见。到了65年、66年，八中的少数学生开始戴手表（主要是出身于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高中生），但在陈小鲁的手腕上却始终见不到。即使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时，陈小鲁作为被检阅红卫兵的组织、指挥者，仍无手表可戴，为掌握时间，不得不问询身边戴表的同学“现在几点了？”

　　六十年代中后期，自行车成为北京中学生的首选交通工具。在男生中最为时髦的当属“26”轻便型“飞鸽”、 “永久”或“28”型锰钢“永久” 、“凤凰”。但陈小鲁的“坐骑”却是一辆锈迹斑斑，叫不出型号的老破自行车。关于这辆老破自行车，还有一段趣闻：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小鲁因“六四”政治风波脱离政界，出掌“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一次与港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谈判签约，双方出席者多自带汽车陆续到场，唯独不见中方首席代表陈小鲁的座驾，问曰：“陈小鲁还没有到？”有人回答：“已到。”“怎么不见他的车？”原来，陈小鲁是骑自行车赴会的，而他的“坐骑”仍是那辆锈迹斑斑，叫不出型号的老破自行车。

　　1966年6月，文革初始，笔者父亲被黜离京，流放东北边陲，笔者成为住校生。自那时起，直至1968年8月上山下乡，八中文革两年多的历程，一幕一页，尽在笔者眼下。小鲁在反思文章中关于文革工作组、“西纠”（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批斗老师、“红八月”的血腥暴戾、校革委会，以及他当时的角色地位和所起作用，乃至文革前的“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三所学校于1964年冬天所掀学潮）的记述，根据笔者的记忆，匀属实不谬。其中需要补充的，是1966年8月，由四中、六中、八中三所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北京市教育系统“走资派”大会上，台下所发生的伤心惨目的一幕：当时，在台上跪着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的，是以北京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为首的、教育系统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包括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副局长孙国樑、西城区教育局长韩作黎、北京市团委书记汪家璆，以及四、六、八三所中学的校领导等；而在台下，不知何人、出于何种用心，勒令在三所学校就读的、台上被斗者的子女，坐到台下的最前排，以便更清晰地观看父母被斗场景，从而接受“教育”、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试想一下，十几岁的孩子，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目睹亲生父母匍匐于台上，遭受暴打，鲜血直流，会是何种心情？而施暴者，又多是与自己同校、甚至同班的同学！只能说，在文革中那一最颠狂的时段（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在一些红卫兵（也是些孩子）稚嫩的心中，人性泯灭了，而滋生、膨胀的，却是“喝狼奶”培养出的兽性！

　　文革爆发几个月后，到1966年的秋末，斗争的火力明显的集中于各单位的“走资派”；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前朝的遗老遗少、“牛鬼蛇神”已退居次要。此时，最早起家造反的中学红卫兵（亦称“老兵”）逐渐被中央文革冷落，各大学的群众造反组织走上了运动的前台。同在这一时期，北京各中学内，以前无资格加入“老兵”的学生，也自发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后又以政治取向的差异，分化为“四三”派和“四四”派。笔者的记忆里，自那一时期起，小鲁的情绪表现，是一贯的平和中略显低沉，事事谨言慎行，调子比以前压得更低。笔者已记不清他是何时搬到学校居住的，因为那时学校已高度“自由”化，只要有床位，个人愿意，即可住校，无需特别批准。彼时的住校生们，也打破了此前校方规定的住宿秩序，自愿组合，改换宿舍和床位。由于笔者与几个家是部队的高中生要好，故搬到他们占据的宿舍，这即是当时在八中威赫有名的“钢铁班”宿舍，所谓“联动八中分会”即是诞生于这一房间。说到“联动”，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它是中央文革定性的“反动”组织。其实，据笔者所知，所谓“联动”（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不过是海淀区几个中学的“老兵”，出于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凑到一处的自发组合，其最大的动作，也只是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宣示要与中央文革“对着干”；在此之后的较为重大事件，如冲击公安部等，也是一群所谓“老兵”，要求公安部放人的起哄闹事，说它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联合行动”，也查不到任何证据。“联动”被定性后，经社会上的种种讹传、夸大，最终将其妖魔化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法西斯恐怖组织，以致其恶名延传至今。而所谓“联动八中分会”，更是住在“钢铁班”宿舍的几个高中“老兵”，不忿于中央文革及当时形势，激愤中在宿舍门外贴了一张纸条，上书“联动八中分会”，以示对海淀“老兵”的声援。笔者是现场目击者。这与陈小鲁没有任何关系，说陈小鲁是“联动”，绝对是无稽之谈。

　　大概是在1967年的春季，小鲁也搬到“钢铁班”宿舍，这无疑更增添了这间小屋的“人气”。记得每天早上，“钢铁班”的多数“夜猫子”们尚未起床，便有不住校的同学不去教室（当时已有“军宣队”进驻学校，开始了所谓“军训”），先来这里“报到”，通报社会上的见闻，其内容主要是有关文革上层的小道消息，如关于“二月逆流”，关于杨、余、傅，关于王、关、戚，以及关于江青及“约法三章”等等；或者是谁谁又“屁”了（即哪个大官又被打倒了），谁又牵扯到谁，以及有关这些大官的历史轶闻，不一而足。有趣的是，每当有大官、特别是军队的大官新被打倒，大家正在议论，而恰逢此时，吴新潮（吴法宪之子）进屋，大家便会起哄的喊：“把酒酹滔滔，心（新）潮逐浪高！”这里所言之“浪”，不是毛泽东原词中的本意、即自然风浪，而是指文革时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风浪。但平实而论，吴新潮言行低调，衣着朴素，冬天就穿一件油渍麻花的士兵破棉袄（两个兜的，没有罩衣），敞着头，连个帽子都不戴，他也从未因其父在那一时期政治地位的不断飙升而翘尾巴。最难能可贵的是，江青指派人对吴新潮提出要求，让他密切关注陈小鲁的言行，并随时汇报；而吴新潮旋即将此情告知了陈小鲁，要他多加小心，以防不测。这种事情，对当今一些思想偏激、看问题绝对化、情绪化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这确实就发生在当年的八中，既是同学之间纯真的赤子之情，也是冷静分析思考的结果：对文革中的是非曲直、善恶对错，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最后说说文革期间，笔者亲历、在同学校友中也鲜为人知的关于小鲁的生活琐事。这些事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恐怕连小鲁本人也不会记得，但对笔者来说，往事并非如烟，犹历历在目，宛若昨天，从中所获教益，笔者也会铭记终生。

　　67年春夏之交的一天， “钢铁班”宿舍的几个同学（小鲁在列），去位于师大女附中斜对过的“好省”食堂吃午饭。途经一个大字报栏，上面全是所谓“最新”的文革动态。那一时期，造反派揪斗陈毅的气焰甚嚣尘上，有关陈毅的消息，真真假假，铺天盖地。走近大字报栏，一行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最新消息：陈毅之子陈小虎昨在广州杀人！”这不是明显的胡说八道吗？连名字都说不对！况且，几个月来，小鲁一直在学校规规矩矩地参加军训，并帮着军宣队干这干那。当时，笔者就站在小鲁身旁，扭脸看了看他，未发现他有任何表情的变化。对这种胡编乱造，同行的几个同学颇为不忿，唯独陈小鲁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好像所有这些，均与他无关似的。

　　小鲁这种受了委曲的从容、淡定，还表现在其他生活琐事上。

　　一次，“钢铁班”宿舍一个侠义的高中同学，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请包括笔者在内的“馋嘴猫”们下了小馆，没钱了怎么办？距星期六回家补充给养还有好几天。于是，决定吃“大户”，雁过拔毛，凡此时进入“钢铁班”宿舍者，便由屋内守候的两三个人一拥而上，将其摁倒在床上，搜罗一番。就是用这种方式，从小鲁身上搜得了两块钱，谁知道，这两块钱，竟是他一个星期的生活费！那时的八中食堂，实行餐卷份饭制，一日三餐，早、中、晚三张餐卷的总价格接近三毛钱，如份饭不够吃，可再买“机动票”， “机动票”也分粗、细粮，需用社会上流通的粗、细粮票和钱兑换，用“机动票”买饭，只有主食而无副食。小鲁被“搜”走了两块钱，无力购买餐卷，只能凭“机动票”吃窝头、喝棒子面糊涂粥果腹（当时北京居民的细粮供应有限，不到人均定量的一半），如此坚持了多半个星期，直到星期六回家，却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大家也是过了很久方知道此事，实行“搜身”的几个同学，也为此懊悔不已



　　在小鲁身上发生的这些琐事，使那时尚年轻的笔者初步懂得了，什么叫做“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1967年夏季的某月，“钢铁班”宿舍的多数同学去了外地，宿舍里仅留小鲁、笔者不多的几人。一日，小鲁对笔者说：“趁他们都不在，咱俩打扫一下卫生吧！”那时的宿舍无人监管，且“住户”又都是些脱缰野马一样的半大小伙儿，其卫生状况可想而知。笔者虽然不大情愿，但既然小鲁提议了，那就打扫呗。两个人挪床（“二层楼”上、下铺）、扫地、擦地、擦玻璃，忙活了小半天，算是让“钢铁班”宿舍有所改观，最起码气味好多了，因为从床底扫出的又脏又臭的军用解放球鞋就有一、二十双（“钢铁班”宿舍里部队子弟居多）！将这些臭球鞋堆放在宿舍门口，真是不小的一堆。好歹干完活，笔者下楼到会议室前院透透气。这时，几个初一的小同学怯生生的问笔者：“你们宿舍门口那堆烂球鞋还要吗？”“不要了，干什么？”“咱们把它卖了，换钱下小馆行吗？”“怎么不行！”于是，笔者带领两个小同学上楼返回宿舍，还未走到门口，即发现那堆臭球鞋“不翼而飞”了。笔者心生怒气：“谁手这么快，想沾便宜也不看看地方！”一脚踹开门，眼前的一幕让笔者呆住了：小鲁蹲在那里，正一只鞋、一只鞋比量着凑双，已凑成一双的，整整齐齐码放在他估计是主人的床前。见笔者呆立在那里，小鲁扭过头来，用带有解释的口气说：“这些鞋刷洗、刷洗，大多还都可以穿，扔了太可惜了。”

　　“艰苦朴素”、“发扬传统”等说教，笔者从未从小鲁口中听到，但“身教”胜于“言传”，从他那里，笔者不仅对“爱惜物力”一说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而且懂得了，什么叫“从我做起”，什么叫“从小事做起”。

　　1968年春末的一个星期六，午饭后，小鲁来到“钢铁班”宿舍，由于他搬离此房间已半年有余，且不常来，再说，与他熟识的“钢铁班”高中同学，都已通过各种途径投入“大熔炉”-参军走了，所以猛然与他在此相遇，笔者略感惊奇。见屋内没有别人，小鲁对笔者说：“咱俩下盘棋吧！”小鲁所指，是下围棋。八中老三届校友大多知道，小鲁在八中是围棋高手，当时同学中，除袁国建、狄四等几个接受过少年宫科班训练的初一小同学，一般人很难与之匹敌。笔者的棋艺属一般偏下，以前也曾与小鲁对弈过，他授两子，笔者也难以取胜。听到小鲁这番提议，笔者求之不得，欣然领教。没用多长时间，笔者便“中盘”败北。知道那天是星期六，笔者估计，小鲁此时该“打道回府”了，不想他脱口说道：“再来一盘！”当然，经过一番博弈，输棋的，依然是笔者。两人起身，行至校门口，小鲁主动伸手握别，说道：“再见了，牟尚高。”笔者一边与他握手，一边思忖：“何必如此郑重？明天下午，至多到星期一，不是又见面了？”然而，星期天下午，小鲁未归，到星期一，仍然不见他的人影，不知是哪一天，两个军人来到学校，取走了他的行李……。小鲁真的走了，也去奔他的“前程”了，笔者心中，一种莫名的失落感陡然升起。

　　行文至此，也许会有年轻网友心生质疑：你能上八中，又与一些达官子弟混在一起，肯定与之是“同类”，你文中所言，必定是“隐恶扬善”，安能取信于人？

　　笔者回应：能上八中，凭得是分数。当年，起码是64、65年之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适用的。陈小鲁初中是在四中，考高中时，由于分数不够，取其次上了八中。至于笔者是否与官宦子弟属 “同类”，若用文革时期标准，或再宽泛些、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政治标准衡量，尔等就大错特错矣。笔者父母1957年即被打成“右派”，至文革时仍头顶“右”冠，属“双右”家庭，按文革血统论划分归类，确属“黑五类”无疑。

　　网友再生疑问：那你肯定是通过其他手段，如金钱吃喝、巴结谄媚？

　　笔者回应：按当时干部家庭经济条件比较，笔者家里经济条件属一般偏下，更不要说文革期间扣发父母工资，只发生活费了。笔者在八中时，非但无力请他人吃喝，反而是沾了其他官宦子弟不少“便宜”，他们那时的慷慨解囊，鼎力相助，令笔者至今难忘。至于巴结谄媚，对笔者而言，更属“乌有之乡”之事。笔者秉承家风，一生傲岸，若有半点苟且，也不至于到现在仍为一介贫民。

　　网友：那……

　　笔者：替你说了吧，是不是想说“不可思议”？其实，世界上貌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要解其中之迷，唯有广泛涉猎，独立思考；切忌绝对化的、“非黑即白”式的“直线”思维，更不可人云亦云，感情用事。唯此，方能识辨不屑之徒别有用心的造谣蛊惑，防止自己在不明真相中上当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