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帕尔默：新疆的血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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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帕尔默：新疆的血与恐惧
《外交政策》网站，2014年3月2日

3月1日，持刀袭击者突然现身于中国南方城市昆明的火车站，杀死至少29人。整个国家尚在震惊之中时，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已宣布凶手为“新疆分裂分子”，由此可近乎肯定地认为他们来自于在中国约有1000万的维吾尔人。下面这篇探讨维吾尔人与中国多数民族汉族间关系的文章，最初出现在2013年9月的ChinaFile网站上。ChinaFile是由美国亚洲学会的中美关系中心出版的一份在线刊物。

　　　2009年冬天，我到中国东北部的城市唐山度周末，大多数时候在来自远西省份新疆的人开的餐馆里吃饭。像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新疆土著居民维吾尔人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基本限于烹饪方面。我旅行时总喜欢靠他们那些无处不在的餐馆来填饱肚子。
　　　
　　　不过我在唐山吃的这家有点不太寻常：服务员是小孩。两个沉静庄重，八岁左右的小姑娘，戴着穆斯林头巾，记下我的点菜并到厨房下单。有时，她们脸颊丰满的哥哥也会来帮忙。
　　　
　　　孩子们负责店面恰好呼应了中国人试图描述少数民族时往往以儿童为代表的手法——就像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里那样。汉族顾客会感到这里仍是他们那个熟悉而舒适的世界的一部分。此外孩子们会说流利的普通话，这也和她们的父母不同。厨房门打开时，我偶尔得以匆匆一瞥另一个世界：一群维吾尔男人和一个女人抽烟，炒菜，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笑，与食客们的世界完全隔绝。
　　　
　　　互相熟络一些之后——我让她们玩我的笔记本电脑——我问女孩们何时开始做服务员的。“七月，”她们说。餐馆那会儿觉得店里需要一些更友善的面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就在那时一群维吾尔暴徒差点杀了我的一个朋友。
　　　
　　　“杀汉”
　　　
　　　2007年我在北京的地铁上偶遇“布鲁斯”·李。我穿着一件带瑞典国旗的T恤，于是他用“God kväll（瑞典语‘晚上好’）”和我打招呼。莫名其妙回了一个“啥？”后，我们切换到了英语。他是一个瘦瘦的，面带笑容的南方人，刚刚拿到语言学硕士学位，尽管从未出过国但会说四种外语。我们成了朋友。他对外面的世界，对读书，以及对其他文化具有兴趣，谨慎而心怀同情，和他相处很愉快。那年秋天他离开北京，去位于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新疆大学攻读博士了。
　　　
　　　语言和其他很多东西一样在新疆具有争议性。当地不少维吾尔人最多只能学着说一点初级的中国官方语言汉语普通话。对大多数中国公民而言，掌握普通话是优先事务。“方言”在媒体和教育中遭到贬抑，而重口音往往导致丢掉工作机会。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政策从一开始便是具有出人意料的灵活性的：在少数民族地区赋予民族语言同等的官方语言地位，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学校，并鼓励到边疆的汉族干部学习当地语言。中国全国通用的钞票上就印着五种文字，包括维文。
　　　
　　　然而这一政策却在维吾尔人中造就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接受汉语教育的“民考汉”，以及接受本族语言教育的“民考民”。民考民教育不被维族以外的雇主当回事儿，不会说汉语的民考民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作为回应，他们常常愤恨地认为民考汉学生是机会主义者，不忠于自己的传统。李对于民考汉学生凑到一起时——尤其当有外人在的时候——说的是汉语还是维语颇感兴趣。
　　　
　　　工作之外，他培养出了对当地自然风貌和文化的热爱。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交谈，他写给我的邮件中如诗一般地描述了驾车行走于沙丘和山地，被招待参加维吾尔人的宴席，以及飞越晴空的鸟群。尽管学校里大多数学生和本族人混在一起，他却特意到校外的维吾尔人聚居区，和三个维族室友合住。
　　　
　　　他得到了足够的信任以至于“人们经常向我出示东土耳其斯坦的地图并且说‘看，这是我们的国家。’”地图又是新疆一个苦涩的话题，尽管存在着双语制，绝大多数地图完全是用汉语标注的，而“东土耳其斯坦”这个名称也成为维吾尔民族主义具有号召力的标志。
　　　
　　　如果并非在类似“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这种限定下，使用这个词是相当危险的。通过出示这些大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方或俄国出版物复制品的地图，李的朋友们不断向他重申国族认同，尽管他们已经接受了李加入圈子。这是一条很明白的信息：你们来之前，我们的国家就在这里了。
　　　
　　　2009年7月5日，李和其他一些学生在该市游客主要光顾地点之一的大巴扎购物。一个和他在一起的波兰女生接到维吾尔朋友的电话，告诉她市中心正酝酿着一场大不安。他们跑去看抗议，随后形势急转直下。有人群怒吼，有标语横幅，但没有警察。在他们旁观下，人们开始掀翻汽车，于是他们决定分头返回，而不是在这里冒出大事的危险。
　　　
　　　李一个人在公交车上，大腿上摆着一只西瓜，这时一群维吾尔青年挡住了公交车的去路，里面不少挥舞着刀子。他拿起手机拍照，邻座的汉族老人抓住他的手低声说：“不要激怒他们！”暴民们开始把车子从一边摇到另一边，车上的乘客，大多是汉族人，尖叫着。车翻了，几个男人把司机拖出来，然后像李几个月后在北京的饭桌上告诉我的那样，“割下了他的脑袋。”（“我操！”我脱口而出，把邻桌都惊动了。）
　　　
　　　李打开了后面的逃生窗出去狂奔逃离，还带着他的西瓜。一些拿着刀的维吾尔人追他。他把西瓜扔向追赶者，跑进了巷子里。最后他遇到了一群不是维族的人，跟随他们躲进一座宾馆避难。工作人员送他们上十九楼，关掉了电梯并把楼梯间堵上。
　　　
　　　他可以听到从下面传来“杀汉，灭回，赶走蒙古人”的口号。我从其他见证人那里也听到过类似的版本。有时后面句子中的群体会被换掉，动词也会变化（“砍哈萨克！”），但第一句“杀汉”总是一样的。入夜后，零星的枪声开始响起，他就不再从窗户往外看了。武装警察——中国的准军事部队——开进了市内。
　　　
　　　第二天，警察护送他回到大学，在那儿将会封校一周，学生不得外出。途中他看到数十具尸体散落在街道上。“有小孩，”他颤抖着告诉我，“有一个孕妇，肚子被剖开了。你知道我以前很想做一个驻外记者的吧？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受得了跑去各地看这样的事情。他们一定心肠很硬。”
　　　
　　　暴乱后第一夜，他和其他非维族学生相信会再度遭到攻击。他们在宿舍楼设防并随身携带棍棒刀子。“一个维族朋友给了我一把刀，”他冷冷地说。接下来几天，他们像看黑色幽默一样看着中国电视里关于乌鲁木齐的民族团结如何重建起来，以及汉维之间的友爱绝不会被恐怖主义摧毁的报道。“他们吹牛说公交系统已经恢复运作了——但我听说坐车的全是便衣警察。”
　　　
　　　李在维吾尔社区的生活破灭了。现在当他是附近唯一一个汉族人时，恐惧就会袭来。他避开以前那些舍友，而当再度见面时，“他们和一群别的，我不认识的维族青年在一起。他们说话很快，所以我听不懂，而且还盯着我看。”他的疑心病是具有普遍性的。
　　　
　　　恐慌横扫乌鲁木齐：暴乱后一个星期，关于有人混在人群里用装着受艾滋病毒感染血液的针管扎人的故事开始在维吾尔族，或汉族——取决于你和哪一边交谈——中传开。这是一个古老的都市传说，2002年就导致过北京和天津的恐慌爆发，在眼下的族群仇恨中又发出回响。数千人在当地医院门口排起了队等着做艾滋病毒测试。
　　　
　　　这座已被族群界线所分隔的城市变得更加壁垒森严了：在维族和汉族眼中，对方所聚居的大片城市区域已成为不能踏足之地。这样的情况在李离开前的两年里有一点点缓解，但也只是一点点。
　　　
　　　“只有外国人才能是帝国主义者”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李仍然尝试去同情和理解维吾尔人的立场。这部分因为他就读的专业是全球语言学，一个关于权力、支配和濒危文化的学科。他掌握着大多数汉人所不具备的理解这一情境所需的词汇概念。
　　　
　　　2009年的乌鲁木齐暴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族际冲突。至少194人被杀。大部分是汉人，尽管也有维族人死亡——暴乱者，被暴民当做目标的小店店主，或遭到汉人报复者。武警和其他执法人员反应迅速，做出了认真而值得称赞的努力来制止报复性杀戮，当然也让那些笨到夜晚还留在街上的维族年轻人成为他们的猎物。警察劝阻，偶尔也用催泪弹驱散大批汉族人，面包车上的喇叭播送着要求人们离开街道回家去的通知，官方的宣传材料也不断强调着民族和解以及这场冲突的“恐怖主义”而非“维吾尔”性质。
　　　
　　　不过很多新疆人都有一些关于被首府的屠杀所激发，在疆内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暴力事件的说法。这些故事里往往都有“几个”或“十几个”人被杀，官方试图掩盖事实，而另一民族则展开报复。故事传到我这里时都是二手或三手的：“我的兄弟告诉我他在他老家听说三个年轻人被中国人（汉人）活活打死。”
　　　
　　　在中国官方媒体那里，所有这些暴力事件都被贴上同一个标签：恐怖主义。这一招是在911事件后发明的，以便搭上美国反恐战争的顺风车，但几乎没有从海外得到同情，除了俄国人那里——他们在车臣尝试着同样的事情。
　　　
　　　中国官媒将暴乱归罪于“穆斯林恐怖分子”对年轻人的蛊惑和教唆。一个流亡在美国的维吾尔人领袖热比娅·卡德尔和她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被指控幕后策划了这次袭击，并且看上去他们好像对新疆所有坏了的事都插了一脚。事实上，世维会与此事的联系仅限于事先收到一些告知抗议即将发生的传真，以及此后世维会发布了一些略带幻想性质的消息，指控警察首先向手无寸铁的维吾尔人开枪从而引发暴力冲突。
　　　
　　　官媒极力区分“恐怖分子”和快乐的、可信赖的而且忠党爱国的普通维吾尔群众，强调也有维族的受害者以及被攻击者的“无辜”和“平民”属性。
　　　
　　　在今年（应指2013年）漫长而充满暴力的夏季里，中国官方媒体将这套语言运用于新疆每一起事件。在警察与可能是一个真正恐怖主义小组，或一个犯罪团伙，或只是半打愤怒青年的一次血腥交战中，有一些“社区工作人员”被杀。然而甚至“社工”这个词的含义也并非没有争议。中国媒体把他们说成一心做好事的圣人，但在新疆“社区工作”通常要翻译为对维吾尔人的监视和控制。六月在鄯善的一起事件中又有二十七人被杀，这次官媒甚至不用“暴徒”或“罪犯”这样的词了而是直接定为“恐怖分子”，并把他们和叙利亚内战联系起来。
　　　
　　　恐怖主义团体曾声称对发生在新疆的某些袭击负责，尽管对他们的活跃程度就像对所有其他事情一样都存在着高度争议。中国官方特地拎出一个“东伊运”来进行妖魔化，但对东伊运究竟是一个有组织团体，还是一些更小更孤立的小群体起事时即兴而用的名称，也存有疑问。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有爆炸或持刀袭击事件发生，但像乌鲁木齐暴乱一样，年轻维吾尔人被邪恶的毛拉们领上歧途的图景，或海外流亡团体如世维会鼓吹的那种永恒不变的维族无辜论，都远不能反映事实。
　　　
　　　在我看来，这是族裔屠杀与反殖暴力的合鸣，类似于在波斯尼亚、印度所发生过的那样，且尤其可与1950年代，法国殖民统治末期的阿尔及利亚暴行与报复的循环相比。
　　　
　　　在阿尔及利亚，就像在新疆一样，当局表面上推进各族群和谐相处，实际系统性歧视当地人并偏向那些越来越不满的法裔定居者。法国人或许不像中国人一样假装阿尔及利亚自古以来便属于法国，但阿尔及利亚也与其他非洲领地不同，它是法国一个正式的省（département，事实上是三个：阿尔及尔、奥兰和君士坦丁）。阿尔及利亚的学童们在历史课上念着：“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受到羞辱感和被剥夺感的驱动，阿尔及利亚人犯下对法国人，尤其是那些定居者的暴行，并且成为法国人报复的对象。
　　　
　　　然而对中国人提出这些类似案例不仅是禁忌，甚至几乎是他们彻底无法想象的。中国只会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而不会是加害者。我的一个俄国朋友在北大做一个关于19世纪清俄在西伯利亚的竞争的课题，其中一篇论文里写到了“中华帝国主义”。“只有外国人才能是帝国主义者，”他的老师严肃地对他说。
　　　
　　　“只能靠自己人”
　　　
　　　如同其名字“新的疆土”所体现的那样，新疆在历史上很少而且大体在最近才被中华帝国所控制。1745年清朝的征服标志其被纳入帝国管治之下，然而即便在那之后，它也有着相当程度的自主权。
　　　
　　　其他少数民族像蒙古族和回族，作为统治者、劫掠者或反叛者在中国的历史中忽隐忽现。不管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身份，他们的历史总归是和中国的捆绑在一起，就像爱尔兰与英格兰一样。但维吾尔人过去和现在都游离在边缘。这就是为何近年来试图回溯创造出中国在此地持续存在假象的行为不但荒唐，也招人怨恨的一个原因。
　　　
　　　人民解放军1949年向新疆“胜利进军”，击败了维吾尔和哈萨克的“叛匪”，在西域边陲打下了汉人的牢固根基。50年代至70年代在新疆呆过的年长汉人往往会带着怀旧感来看那个他们认为是共同繁荣的年代。“我们相处得很好，”八十出头，住在北京的任对我说，他50年代被派去克拉玛依的政府部门工作并在那里安家。“我们学维族话，也交了不少维族朋友。我们互相串门，请客吃饭……我想现在的问题是由一小部分人造成的。”
　　　
　　　如今，维汉之间有着中国最为痛苦的族际关系。在维吾尔人看来，原因很简单：汉人是占领者、入侵者和掠夺者。维吾尔人，尤其男人之间交谈时，总是不经意就贬损起汉人来了。政府和新疆当地人甚至用着两套不同的时制——政府机关和大部分汉人用着全国一样的北京时间，维吾尔人则用着更适应地理现实的，晚两个小时的时间，而当地的一切事务就必须在这两种时间里摆动。在实践中，维吾尔人可以在“新疆时间”和“北京时间”里自由切换而很少困惑。然而很多汉人生活在独立于外界的，只按官方规定的步调运作的社区里，就不会运用另一种更为自然的时制了。如果汉人不假思索地向维吾尔人打听时间的话，打算帮忙的就会告诉他北京时间，打算捉弄人的则会告诉他当地时间。
　　　
　　　敌意在8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自由化迅速增长。汉人大量流入新疆，从人口的一小部分增长到与维吾尔人一样多，是造就敌意的一个主要因素。（毫不意外，新疆的人口统计也和其他一切事情一样存在争议。）
　　　
　　　在维吾尔人看来，当采矿和石油业的发展打开了新疆的财富源泉时，汉人过来把甜头都捞走了。“我们本该和沙特阿拉伯一样有钱，”一个打零工的维吾尔人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和我一起共饮啤酒时这样说道。汉人来了，维吾尔人则出去了。像其他省份的中国人一样，他们出去打工。汉人涌入新疆使当地维族人更难找工作，于是他们流散到全国各地。
　　　
　　　尽管有人做过真诚的努力来弥合，两个民族间的裂隙还是变得越来越大。以音乐为例——这是凤毛麟角的一个维族人在中国文化中享有正面名声的领域。维吾尔歌曲有些很有名，但它们被剥去了历史文化背景，往往由那些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汉族女歌手来演唱，例如新“国母”彭丽媛。这是向19世纪时欧裔白人穿着印第安鹿皮鞋唱海华沙之歌的手法致敬。即便维族人自己的公开演出也必须是一堆紧扣“民族和谐”主题的腻味的大杂烩。
　　　
　　　不过也有王洛宾这样的人，他是第一个使得维吾尔音乐流行起来的汉族音乐家。王1950年代在新疆漫游，出于对音乐和当地文化的真诚热爱记录和整理了大量维族民歌。他在文革期间坐过牢，80年代复出后又推动了一波维族音乐（已被改编得适合汉族口味）的复兴。理想状况下，他将会成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然而现实中，他却被许多维吾尔人指责为盗走了他们音乐的窃贼。
　　　
　　　如今在新疆，对待维吾尔人的官方政策出人意料地灵活，但实际执行起来根本不是那回事。至少理论上，中国的国有机构必须在食堂里（向穆斯林）提供清真餐，但新疆的大学却逼迫学生们在神圣的穆斯林斋月白天进食；维吾尔人像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被允许生二胎或三胎，但计生干部们还是在村里巡视并偷窥垃圾桶寻找怀孕的迹象。
　　　
　　　麦西热甫，一种传统的男子聚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但“非法”的麦西热甫是被禁止的，而青年男子的聚会往往被警察所打断。
　　　
　　　官方的文件中鼓励汉族干部学习维吾尔语，然而哪怕优秀的维语教材唾手可得，他们当中也很少有人学到比会说“你好”这个程度更高。在与官方打交道时，让自己的话能够被对方理解的负担就落在了维族本地人头上，尽管维族干部通常会帮他们的同族作翻译。维文出版业不可谓不发达，但几十个维吾尔作家、历史学家和诗人却因为他们写的东西而被关了起来。官员们听过如何尊重穆斯林习俗的讲座，但警察突击搜查“非法”经文学校时还是会把《古兰经》扔到地上。
　　　
　　　官方层面外，维吾尔人在整个社会遭受着例行的歧视，达到了官媒甚至也为之鸣不平的程度。中国的中东部很少有宾馆允许维族人入住。如果订房时，名字和身份证号还没把他们出卖掉的话，他们试图入住时也会被赶出来，不予解释或道歉。哪怕是新疆户口的汉人，有时也会遇到类似歧视。维族旅客只能依赖于鸡毛野店，即不需要出示身份证的小客栈，或者找亲朋好友投宿。“我们别处去不了，只能靠自己人，”一个到北京来的维族学生对我说。他尝试了多家宾馆未果后，住进了北师大的一间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