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芮成钢为何如此惹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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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成钢为何如此惹人讨厌？
07月16日(三)       

对芮成钢的持续嘲讽调侃，其实也就是对体制话语和平台的反击回应。
       

央视名主持芮成钢被检方带走，微博热议，多为贬低嘲讽，幸灾乐祸，以致安替评论说：“芮成钢在其实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恶心人和得罪人的广泛和效率，的确让人叹为观止。”也有人回顾芮成钢曾经引发争议的诸多事件，总结出“芮成钢的四个耻辱性事件”（王思想），分别是：反对星巴克入驻故宫、代表中国和亚洲、把骆家辉坐经济舱和美国欠中国钱联系起来、为市委书记20万年薪鸣不平；也有人从成功学的角度分析，认为芮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芮成钢能引起这么大面积的反响，与其言行固然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更与其所在平台也就是CCTV有关，与CCTV等官方喉舌在大众尤其是微博众当中直线下降的形象有关。

CCTV尽管一直都是党的喉舌，在大众心目中也曾经有过相当正面的形象。这当然首先拜CCTV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所赐，但也与一段时间内CCTV的改变有关。1992年邓小平南巡确立了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作为官方喉舌，自然要加以配合，CCTV在1990年代中期改版的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等栏目，以及后来的新闻调查、法治时间等栏目，就反映了这种变化，亲改革亲市场亲法制的内容更多地出现在CCTV平台之上，CCTV的形象和评价也随之获得了很大的提升，其中出镜频繁的各路主持人，更是获得如同众星捧月的地位。

然而，这一过程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悄然的反转。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但这一成果并未如人期待那般转化为进一步制度变革的动力，反倒是催生出了一种被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保守立场。这一立场的发生机制并不复杂：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本就在极权体制的既有框架下展开，体制不仅占有了最多的收益，更试图将这一利益格局加以保持，于是在思想领域也对这一成果加以收割，将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成果，用于证明体制本身，用于抵御进一步的制度变革。

随着这一保守立场的确立，曾经为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鼓吹护航的各路舆论平台，也逐渐转而为所谓“中国模式”鼓吹：民族主义抬头、普世价值退场；市场和开放被贬低、制度自信被宣扬。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如南方报业这样不识相，拒绝主动配合从而遭到一再整肃的，也有CCTV这样识时务者为俊杰，主动迎合乃至积极表现的，芮成钢则又是其中积极表现之佼佼者，王思想所总结的“四个耻辱性事件”中，芮的言论大多符合这一脉络。随着这样的悄然翻转，CCTV一度拥有的民间正面形象和评价，也随之逐渐滑落，以笔者的观察，这一过程发生于大约十年前，与所谓“崛起”到“中国模式”的推出若合符节。

近年来，官方意识形态保守化倾向更加明显，对于普世价值等自由化观念的传播也越来越持不容忍立场。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成功，并未如期待那般，塑造出什么跨越体制的共识，反倒是促成了深刻的意识形态鸿沟：在体制的拥护者看来，成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现有体制的合理，而在另外一些人眼中，成功意味着市场、法治、开放的正面价值，从而也就意味着进一步改革的必须。这当然是一个无法加以调和弥合的对立立场。而在运作中，体制更多地动用自己掌握的话语平台如CCTV，民间人士则聚集在微博这样的新兴平台上，一种从话语到平台的全面对立态势，也随之逐渐清晰浮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芮成钢“擅自代表”之类的表达，更像是对于民间人士的公然挑战，而因为其所在平台的地位和属性，芮成钢也因此成为了某种符号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对芮成钢的持续嘲讽调侃，其实也就是对体制话语和平台的反击回应。

不经意间，芮成钢没有成为他想代表的“中国”、“亚洲”的代表，倒是成为了“体制”的代表，成为了体制话语的代表，成为了反对普世价值，鼓吹中国模式，张扬民族主义，维护体制利益的代表，正因如此，芮成钢的倒霉，才赢来来这么大面积的幸灾乐祸。当然，在这当中，芮成钢本人的特点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他咄咄逼人的态度背后其实相当浅薄的认知，放大了人们对他的轻蔑。然而，必须要看到的是，不仅仅是芮成钢，而是几乎所有被符号化了的体制维护者，都在微博这样的新兴平台上遭遇到了程度不等的抵制、调侃乃至嘲弄，比如胡锡进，又比如王志安，在这样反应的背后，是当代中国难以弥合的意识形态鸿沟，是日益对立升高的话语冲突。

时至今日，微博上仍经常流传着段子手们创作的“白岩松”、“崔永元”语录，多为自由化倾向的内容，包括去年柴静《看见》一书的风行，显示出CCTV正面形象的遗产犹在，而芮成钢事件后的一边倒反应，则又显示出CCTV平台及其所操持的话语所遭遇的普遍反对正在急剧升高，迅速蔓延。随着体制保守化立场的强固，以及对普世价值等自由化理念的持续围剿，可以预见，类似的话语冲突还将加剧，同时，由于体制掌握着所有公开的话语平台，官方VS民间、公开VS地下、墙内VS墙外的平台分化也将日渐清晰，对于2013年不断推出各种“共识”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这或许是个灾难性的前景，但却是难以回避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