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我在南周新年献词事件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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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2年12月31日，应中山大学新闻学院一位教授之邀，我从北京飞广州，交涉回中大讲课的事。
     此前一年多，我被北京当局指令从南周逐出，不到一周就跟汕大新闻学院谈好，汕大决定聘我为教授。但国保马上尾随追查，一查，这事泡汤了。
     随后，中大请我讲新闻评论。讲了一年，决定第二年继续讲，课表都已排好。
就在这时，出事了。

     事情是2012年7月21日的北京水灾引起的，因救援不力，一个车主在闹市区被淹死。舆论大哗，北京市当局极被动。南周做了6个版的北京水灾报道，但被出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不久的庹震砍得七零八落。
     这是庹震给南周乃至整个南方系的下马威。南周编辑部群情激愤。我在微博上看到，马上电话核实，知道他们想闹，我反对。我说，你们都在岗，你们闹不好，代价大。我来闹吧。反正我已经被他们赶出来，光脚的不怕穿皮鞋的。
     那时我在新浪微博是大嗓门，天天闹，“驱庹”让我闹得沸沸扬扬。徐达内把这写进了他在FT中文网的媒体观察。
     庹震极震怒。我在中山大学的新闻评论课随即被取消。
     我也极震怒，决定死磕。写了一篇向庹震宣战的檄文，托人转达广东高层，我相信一定会送达庹震。我说得很明白，不给复课，我会动员我的全部舆论资源，真的打一场驱庹战。
     我说干就干，不惜张扬。为此周游全国，专门跑了北京、成都等城市，请各地知识界朋友援手，驱庹战一旦启动，请一涌而上。
     所有这些信息，都传达到了广东高层。有人不愿看到这局面，担心影响广东形象。便出面调停，让我回中大讲课，条件是我不驱庹。
     那时我还有点意犹未尽。接到中大教授的电话邀约时，我正在北京游说。一天晚上，郭玉闪和肉唐僧到旅店看我，两人一左一右，极力劝我妥协。说应该向对方显示我们是有弹性的，不能一味硬来，否则还是我们吃亏。
     我同意了。

二

     12月31号我抵广州后，直奔中大谈事。一切顺利，只等开学报到。岂料仅仅两天之后，南周新年献辞事件即突如其来。这回再不是“7.21”，再没有任何人能按得住。
     我随即决定推迟回家，在广州多呆几天。
     这就要提到石扉客的指控：据说1月2号晚上，在丽江的南都同事首发微博透露南周事件之前，曾电话问计于我。吃了我给的“重磅炸弹”定心丸，才首发微博点燃南周战火。次日上午首发微博的南都同仁再电话我，要我承诺的重磅炸弹，我却说自己不参与，让他们大失所望。
     石扉客所述，细节多处失实。
     1．首发微博的共有两位南都同仁，整个南周事件期间，这两位恰恰跟我没有任何联系。
     2．跟我联系的另有其人：早已离职的一位前南都同仁。他1月2号晚上电话我是要求支持和配合，我相应承诺以重磅支持。1月3号上午，他再电话，问我答应的重磅呢？我的确答称：经与朋友商议，我不参与。
     3．1月3号上午我电话说不参与时，其实“重磅”行动已将展开。电话放出相反信息，只基于一点：既已决定全力介入，为了在老大哥地毯式监控下把事做成，口头不能不有所保留。
     所以，只凭一句话断定我当逃兵，证据太弱。判断是否逃兵，关键看行动。知道南周事件内情的人，都不会否认我始终深度参与——
     当天上午通话，当天中午，我跟两个重要朋友在广州麓湖酒家吃饭。本来是谈学术合作，但因南周事件猝发，插进了南周话题。我们公认联署声援最适合，决定以一波一波联署彼此呼应，不断掀起舆论风暴。这饭局就成了后来很多联署的策源地。
     后来环球时报根据有司提供的材料，社评中构陷南周事件有“境外势力介入”，即与此相关。我站出来痛扁环球时报，就因为我作为关键当事人，最清楚根本没有任何外力。但可知有司对此的重视。
     1月3号当天，我即向石扉客和其他媒体同仁请求多份联署声援。
     1月3号白天晩上，我都泡在南周老人的微信群，讨论的当然全是南周事件。
     1月4号下午，两位南周老人起草，我倡议并参与修改，包括钱钢、鄢烈山等51位南周老人联署的公开信发布。此信中，要求庹震辞职并道歉一条是我加的。这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联署之一，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和引用。
     1月6日，郭玉闪和我倡议，郭玉闪执笔，张思之老师修改定稿的两岸三地学者要求罢免庹震的建议书发布，联署的学者大陆包括茅于轼、张思之、秦晖、刘苏里、贺卫方、章诒和、野夫、张鸣、张千帆、李承鹏、徐昕等，香港学者包括陈健民、梁文道、陈韬文、蔡子强等，台湾学者包括江明修、戴文祥等。 其中，请将庹震“派赴艰苦地区加强锻炼，以利其改邪归正”即为张思之老师亲笔所加，系以黑色幽默恶搞庹震。该联署也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联署之一，国际媒体广为报道和引用。
     联署声援在南周事件中用到淋漓尽致的地步。风气所及，连南周实习生及外地中学生都自动联署声援，成了当时带动国内外舆论的火车头之一。
     各种联署策动、各种媒体运作之外，我自己也在国际媒体发表多篇评论，包括但不限于，《纽约时报》署名评论：《新聞自由在中國希望渺茫》、BBC中文网署名评论：《谁是南周事件的幕后黑手》、《庹式党管媒体是自掘坟墓》。
    1月9号新京报事件发生，北京取代广州突然高危。但为协调北京资源保护南周，我专程赴京。有一些收获，给部分南周同仁有过通报。访京所历险境，律师夏楠、老友李伟东、记者谭翊飞均有目击。一直坚持到被国保逐出北京。
     这些具体行动，一以贯之，没有任何摇摆。其间或因约见同仁需手机关机、偶尔失联，但把这说成我怕事躲猫猫，则属过度想象。至于这些具体行动够不够得上“重磅”，朋友们可以自己判断。

     石文还提到，他曾向我询问“事实层面是否立得住”的问题。我反复担保绝对没问题，让他们只管弄。这个问题，我也须回答。
     据我记忆，我和他讨论的多是联署的技术问题，未涉该处。
     我最早听到的“事实层面”问题，是1月4号胡舒立老师给我的电话，说庹震否认其改写新年献辞。我马上转告老前辈范以锦和南周同仁，请立即核实。1月6号晚，南周编辑部对负责与省宣接头的副总编伍小峰集体逼宫，伍出示手机短信记录，改写稿确为省宣一处长口授。这不仅意味省宣改写新年献辞铁板钉钉，且加大了庹震改写的嫌疑：其对广东媒体的阉割向来精确到标点符号，南周新年特刊更是自选题始即在其直接控制之下，改写新年献辞符合其逻辑。而庹震的自辩，理由仅仅是他不在广东。但当此信息时代，他的具体行踪能有多大说服力？真要排除其嫌疑，须经一环节，即第三方独立调查。只要这个环节缺位，庹震即难辞改写之咎。
     庹震钳制媒体，向来以老谋深算尽量不留证据著称，南周事件之前，我就听他很多的新华社同事讲过他的这个特长。这也是现在很多官员的共性，他们为了向上爬为了利益必须干脏事坏事，但他们心里都明白，因而都恐惧历史的审判，于是用种种手段尽量踏雪无痕。又要捞取现实利益，又要回避历史责任。南周事件是突如其来的遭遇战，又碰到庹震这样毫无诚信的对手，因而只能根据庹震的一贯做派和当时的特定情境做判断。其实不仅当时，甚至今天，都不具备取证条件、独立调查的条件。
     退一步讲，就算我记忆不确，石跟我讨论有涉“事实层面”问题，但他领头的联署信，并无涉此点。即便以后有新的证据证明改写献辞非庹震亲笔，那封联署信的措辞也经得起追问：“这次《南方周末》新年献辞被篡改和调换事件，是一次严重违反宣传管理制度和新闻出版流程的重大事故，是一次以长官意志粗暴干涉新闻规律的恶劣之事，与广东作为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热土和十八大以来新中央领导集体树立的开明新风完全背道而驰。”以及：“据我们所知，广东省委宣传部庹震部长自上任以来，多次粗暴干涉、打压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各媒体的正常宣传报道和舆论监督，独创违背宪法和法律的事前审查制度。庹震部长的所作所为，与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和执政党转变自身作风的努力格格不入”。这样的表述，事实层面有任何问题么？
     至于石文说南周同仁迟迟无态度，更站不住脚。就在石领衔的联署信发布的前一天和后一天，南周编辑部连发两封公开信，提出自己的诉求。石或许觉得南周同仁的诉求不够强硬，后来的表现更令人失望甚至痛恨。但要说南周同仁没态度，那不是事实。

     岂止南周事件细节有失，石扉客的其他指控，都缺乏依据。乐清事件，当事的斯伟江律师曾在微信群证实我的坚持；而且我签名的两期观察报告都在网上，也证明我属于坚持到最后的小分队。至于番禺反烧，反烧核心业主巴索风云、樱桃白、李老哥对我的作用很清楚，石扉客则没有访问过其中任何一人，他可能都不知道番禺反烧还有这么一个团队。
     我从不认为自己多勇敢。但肯定不是安全时喊打喊杀、危险时拔腿就跑的那种人。我给自己的定位从来很明确：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番禺反烧发生在身边，北京大水报道被阉割发生在老东家南周，新年献辞事件也发生在老东家南周，许志永被抓、新公民运动被镇压更是我身边的事。这些我都没法不管，尽到了救火队员的本份。谈不上高尚和重要，但问心无愧。

     1月9号我离开广州进京，直到1月14号一早，被国宝强行驱离北京送回武汉。随后，我跟广东的默契，即我重返中大讲课，我放弃驱庹的默契，一笔勾销。中大再不提我回去上课的事了。不仅如此，因为我原来是中大某研究所的挂名研究员，还惊动了教育部。该部派专人去广州查处，结果是研究所的负责人被痛骂一通，我被从研究所除名。
     从此，国内再无我任何空间。可谓山穷水尽。

三

     事情说完了，似乎有反思和总结的必要。
     显而易见，我跟石扉客的这场争吵，彼此都太多误会和太情绪化。究其原因，首先是个人恩怨。直接原因是我微信上骂赵楚。这实际上是我公共交往理性的匮乏。是我错，我认，我已公开道歉。
    深层原因，则是包括石扉客在内，很多南周事件参与者、围观者对南周的失望，乃至积蓄已久的怨恨导致的。我骂赵楚成了引爆点。我完全理解他们的这种情绪，对他们当初给予南周事件和南周的关心与支持，我应该代表我个人表示深切感谢。但抱歉，我必须坦率承认，我不能苟同他们的怨恨。从乐清事件，到乌坎事件，再到南周事件，的确不仅存在着抗争当事人跟体制的冲突，也存在着外围参与者、围观者跟抗争当事人定位的落差、期待的落差、思维及行为方式的落差。这个双向冲突的问题一直有，且呈递增趋势，南周事件只不过特别强烈罢了。以后这也会是大问题。但要展开的话，会是一篇长文章，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最深层的原因，是越来越白热化的路径之争。由于现实的压迫，对我主张的中间道路，对我主张的温和抗争，对我主张的组织社会之不耐烦和强烈反感，早已不限于思想讨论层面，让我常常深感后背跟前胸一样危险。我本来一直主张合力，无分体制内外，无分革命改良改革，只要付诸行动，就都好样的，都有贡献。温和抗争落脚点不也是抗争么？如果你认定这温和太窝囊，没关系，没谁可以强求你加入，没谁挡你的路，你完全可以用真正的大跃进证明你主张的正确和有效。总之知行合一，凭切实的行动来说话，而不是空有理念和立场仅限口水的内耗。
     但这个问题，这里我也不多说。过去我有三篇文章比较能够代表我的想法：一是《重建社会的微循环》，一是《中间社会站出来》，一是《组织化维权：终结维稳时代的必由之路》。但这三篇远远不够，这场争吵给我一个压力，我必须尽可能说得更深入更透彻，必须尽可能减少误会和情绪。但这就需要新的思考，新的作品，尤其新的实践。
     也唯有如此，才能超越个人恩怨的低层次，真正推动公共讨论，促进公共进程。我想，这应该是这场争吵给我最大的感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