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当罪恶悄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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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罪恶悄然来临
2015-01-07刘波独立评论



小时候读历史故事书，常常感慨为什么古代的皇帝那么“笨”：明明是“奸臣”，却非要宠信，明明是“忠臣”，却非要疏远，乃至迫害，置之死地而后快，也常常想，假如我是皇帝，一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要始终信用忠臣，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长大后，读了更严肃的历史书，才慢慢意识到，所谓的“忠”与“奸”并不像戏曲舞台上的红脸白脸一样显明昭彰，邪恶的人往往隐藏得非常深，甚至往往以正义、英雄的面目出现，而王朝的衰败，也不像道德化的传统中国史家所宣称的那样，都是宠信奸佞导致的结果，通常的情况是，渺小的人受大潮的裹挟，无能为力。

小时候的想法当然是很幼稚的，但问题是，现代的成熟的成年人，真的不会在更复杂也离我们更近的问题上，有类似的幼稚想法吗？希特勒的德国也许是个好例子。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导致纳粹德国兴起最大的罪魁祸首，一直被归为英法美的绥靖主义政策。我们仿佛从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的本质注定了他会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而如果世界及时认识到他的邪恶本质，从一开始就阻止他，在他发起各种挑衅的时候，比如在他撕毁《凡尔赛条约》规定扩军备战的时候，在他吞并苏台德区的时候，就及时给以他足够的惩罚，或者至少在他进攻波兰时能在西线发起实质性的主动攻击，或许就能在他的罪恶扩大之前，将其扼杀于萌芽或是襁褓状态。而且，不仅中国的教科书是如此，今天，全世界几乎会公认，当年绥靖政策的低级和愚蠢是明显可见的，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好像是不证自明，而当年与希特勒妥协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等人，也似乎已经坐稳了“历史笑柄”的位子。

我们当然应该承认，绥靖政策是错的，但其错误性，在当时却远不像今天这么明显。事实上，当时许多非常明智的人，都对希特勒政权有着极为混乱的认识。曾任美国《新闻周刊》驻外总编的安德鲁·纳戈尔斯基的《希特勒的土地：美国人亲历的纳粹疯狂之路》一书，在某种意义上说，其主题就是，记录当时人对希特勒看法的困惑、混沌与互相矛盾。不过，纳戈尔斯基选取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身处德国的普通人，从他们的视角来回溯希特勒的崛起历程，以及他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关于纳粹德国史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但本书有他的独特价值：从一小群异文化的外来者的眼光，审视德国这个有着伟大文明传统的社会，如何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混乱，一步步走向迷茫、堕落，直至彻头彻尾的邪恶。对于读惯了宏大叙事的我们来说，从一个特殊人群的特殊经历来认识一个特殊的时代，也具有另一种深刻性。


绥靖主义的历史教训今天看来是明显的，但置身于当时处境之中的决策者，乃至无数的身处德国的普通人，却如同一个人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鼻底一样，无法认清真相。即使在希特勒已经紧锣密鼓准备战争的时候，许多非常睿智、非常了解德国的观察家，仍然对他抱有幻想，对和平抱着一厢情愿的虚幻期待。比如，直到1939年5月，就在二战全面爆发前几个月，曾在1920年代最早注意到希特勒的美国记者韦根还在美国媒体发表长文分析说，希特勒几乎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实际的威胁，因为他不大可能用他“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做赌注来冒险。但韦根绝不是个傻子，很多在德国有相当丰富经历的人都有类似的看法。

这并不奇怪，在本书最精彩的一个段落里，曾在德国做记者、后来成为著名播音员的霍华德·K·史密斯总结了外国人认识希特勒德国的四个过程，以此说明德国的迷惑性。首先，即使是很多坚决反对纳粹的人，到了德国之后，都会被第一印象迅速征服，在心理上缴械投降，因为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在表面上整洁优雅，井然有序，不由得人不心生好感，尤其是英俊潇洒，身穿制服的德国男人，对女性颇有杀伤力。到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是个制服和枪支构成的国家，正处于高度战备状态。第三阶段是，你会嗅到危险，你会认识到，这些干净整洁的人，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变成杀人机器。第四阶段则是一种至为深切的恐惧：这是一股全世界迄今没有见到过的陌生的黑暗力量，对文明社会本身造成了真实、直接而迫切的威胁。但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会停留在前两个阶段。

根据很多美国记者的记载，虽然美国在一战中参战并击败了德国，但在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这段时间里，德国普通人对美国人都非常欢迎，甚至有些喜爱和崇拜，也许他们不喜欢法国人或者其他邻国的居民，但他们对美国的好感是真实的。所以，当二战结束后，美国出现流行看法认为，德国民族及其文化本身具有狂热性、攻击性和排外主义的时候，一些有过在德经历、感受到德国人热情的人，也在为德国辩护，他们坚信希特勒不是德国文化的固有产物，不能说明德意志民族本身有问题。但是，有时也令他们困惑的是，德国这个伟大的、曾经孕育了康德和歌德的民族，为什么会跪倒在希特勒这么一个曾被视为滑稽可笑的怪异政客的脚下。

根据美国记者的记述，德国人当时也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德国人，有纳粹的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即使支持者里，也既有秉性邪恶的小人，也有一些平庸但缺乏分辨力的善人。比如，据书中记载，在德国入侵波兰后的某天早晨，《芝加哥论坛报》驻德记者舒尔茨的德国女仆红肿着眼睛来到他家，因为她听丈夫说，战火是波兰人点燃的，在进攻时把还德国士兵的尸体都烧成了焦炭。当舒尔茨质疑消息的真实性时，她开始显出一脸被冒犯的神情。不久之后，这位女仆也变成了盖世太保的监视员。


德国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都是拥护希特勒的狂热分子。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意识形态化的狂热分子都是少数。据报道，即使在“第三帝国”达到其军事胜利顶峰，即占领巴黎的时候，普通柏林人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复仇”成功的喜悦，不像军政领袖那样欣喜若狂，当天在柏林只有稀稀拉拉的人群做着敷衍的庆祝手势。和其他国家的普通人一样，战争中的主流情绪是恐惧和迷茫，人们关注的更多是生计。但为了生存，面对这场他们并不情愿看到的战争，这场他们疯狂的领导人发起的战争，大多数人只是选择了简单的顺从。

就像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威廉·夏伊勒观察到的德国人的双重性格：作为个人，他们可以来到动物园，用自己战时分配到有限的面包来喂松鼠，但作为日耳曼民族的一分子，他们可以迫害犹太人，无缘无故侵占别国土地，对妇女和儿童狂轰滥炸，一遇到反抗就残酷地奴役和镇压。甚至希特勒本人也许就是个爱动物的人。美国记者赫斯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不久，还在“狼窝”对希特勒做了最后一次采访。当时，两人走在一条林中小道上，希特勒发现了一只松鼠，就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袋榛子递过去。赫斯写道，“他动作很轻，红润的面颊上露出一丝微笑”，松鼠跳上了他的手心，抓着榛子跑开了。但希特勒马上就从对动物的温情中撤了出来，回到了政治，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如果全世界都像这只小松鼠这样，只管自己的事就好了。”这是向赫斯暗示，不愿看到美国加入战争。

纳戈尔斯基笔下的在德美国人，也是形形色色的，有的坚决反对和敌视纳粹，呼吁美国及早介入战争，有的模棱两可，主张美国走孤立主义路线，有的甚至对纳粹抱有理解和同情，也有极少数人沦为了纳粹的帮凶。不同的人也收获了不同的命运。只是他们当年的歧见和争议，历史最终有了公论。不过，回顾当年的争议并不是毫无价值的，它提醒我们罪恶往往是多么具有迷惑性。

总体上看，这本书并未描写多少真实的惨状。书中借美国记者的眼睛，写到了遭殴打的犹太儿童、苦苦乞求外交官帮他们离境的犹太老人、被战火蹂躏的比利时人等，但其篇幅并不多，主要描述的是美国记者与普通德国人的交往。但与那些悲惨的记录相比，这或许更让人觉得可怖，因为可见人心是多么幽暗，那么看起来无比理智、务必正常的人，多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宣传煽动，多么容易纵容那暗地里袭来的邪恶，甚至最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投身其中，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无比正常的社会，又会何等迅速而决绝地堕入深渊。

2004年有一部描述希特勒最后时刻的电影《帝国的毁灭》，在获得好评的同时，也有人指责它对希特勒作了“人性化”的处理。但事实上，与脸谱化的“恶魔”或“小丑”式的表现相比，把希特勒描绘为一个正常的人，这样的处理更为深刻，也更为恐怖。倘若希特勒是个一望可知的恶棍，就像假设“忠奸”可以辨明一样，历史会变得无比简单。但历史的复杂之处、也是令人恐惧的真相是，罪恶并不总是以一副罪恶的面孔出现的，而往往是以正义的面孔悄然袭来的——当你欣赏一场壮观的游行，听一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歌曲，或者为“祖国”遭受的羞辱而怒火中烧时，慢慢地，罪恶会在头脑里扩大它的地盘，最终把人变成另一种野蛮的动物。所有人都处在善恶的边际之上，最冷血残酷的罪恶构想，会从最理智的头脑中产生，只需要稍微一点诱惑，人就会自甘堕落，与邪恶为伍。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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