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向左与向右——中国政治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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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22任剑涛燕南园爱思想

　　“左”与“右”，是一个比较陈旧的政治学命题。对今日中国来讲，这个陈旧的命题，已经被技术化的改革严重模糊化了。然而，对一个不曾完成政体选择的国家而言，或者说对一个国家所无法回避的政治价值选择来讲，这个问题还有其不可以轻忽的意义。
　　现代意识形态史就是由左、中、右三派书写的历史。不过，当代意识形态的图景显得相当复杂。“中右”、“中左”已经成为极右、极左两个极端之间的温和化意识形态，并且构成民主政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语境中的“左”，是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意义上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以及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毛左”);而中国的“右”，则基本上是指现代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总的说来，在中国，中左与极左共享着“左派” 称号，中右和极右共享着“右派”之名。
　　当今国际社会的政治氛围，出现普遍的左转倾向。从政治观念上看，左翼意识形态以各种面目的反资本主义和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赢得不俗的反响。左派政党登上国家权力的舞台，推行左倾色彩鲜明的政策，甚至在政治制度上，也以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声称建构平等的社会主义而引人注目。在生活模式上，左翼提倡一种反对权贵、倾向平民的态度，以同情弱者、改善民生为日常生活图景，因而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在全球左翼崛起之际，左转的国际社会氛围会对中国的政治氛围发挥什么影响?
　　在中国，由于“不争论”政策所推进的中性化改革很难超前行进，左派明确秉持一种意识形态清算的立场，因此左转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社会政治事实。国际社会的政治氛围与中国的政治决断，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般而言，人们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划为右转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明显地以左派反感的市场经济为改革导向，而且形成了贫富严重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但是，执政党的性质，注定了中国至少在国家形式结构上的左倾特质。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特质，也塑造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宁左勿右”的精神氛围。假如执政党还在锐意推进改革，左右间的平衡关系还能巧妙得到维护，国家就不会以意识形态的左倾或右倾来呈现它的政治基本倾向。可是，一旦发展受阻，能够成功拒斥意识形态之争的“不争论”政策，就很难让社会真正安定下来。即便国家权力强力控制争论各方，意识形态争论还是会展开，而且会非常激烈。左派在这个时候总是会利用政党国家的权力便利，扼制国家权力的左倾咽喉，将整个国家带向左的方向，并且掀动社会意识领域的左倾竞赛，将整个社会迅速带向一个左转的境地。我们起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左转：其一，中国社会氛围的左转;其二，中国思想界的整体左倾。

　　一　向左转的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氛围向左转，是经济升级换代困境促成的局面。在2008年以前，中国的发展由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派意识形态开道，将左右双方约束在体制内，从而为市场经济的推进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模模糊糊的改革派意识形态不再能发挥引导作用。一方面，执政党本身陷入了执政的胶着状态，“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与“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1]的同时浮现，使执政党自身的内部整合变得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社会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对峙性解答所形成的不同政治主张，断然分割成左右对立的不同社会思潮。
　　这样的局面，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要遭遇的。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发展主题从治穷演进到追求公平的时候，通常会遭遇发展困境。这种困境就是人们熟知的“转型陷阱”。孙立平指出：“转型陷阱最大的危险就是对新旧体制的这种组装，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左右为难』，甚至为了解决弊端而实施的某些改革措施，都避免不了被『组装』的命运。”[2]正是由于“转型陷阱”的出现，社会分裂、改革停滞、前途不明、争论蜂起，才成为人们普遍感知的社会现实。一个左右为难、左右不是的改革处境，自然就会将一个具有共识的社会撕裂，变成断裂开来的社会[3]。此时，所谓自由主义的效率追求与左翼激进主义的平等愿望之间，变得似乎更难协调。
　　由于分配正义历来是左派极力张扬的话题，因此，在分配正义所包含的复杂含义未被公众认知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不会关注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机会平等，而仅仅去关注结果平等。一个对结果不平等严重不满的社会，让左派煽动家有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只要左派将贫富严重分化的惊人事实端上桌面，就足以具有煽动性。对此，道德主义要求显得软弱无力。国家领导人和官方宣传机器试图以道德情感打动社会，但权势集团却凭借对垄断性资源的占有掠夺民众的财富，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
　　这种对比，足以催生整个社会的民粹主义思潮。这一催生过程，有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动力。正的推动，是指人们对分配不公的谴责与对底层问题关注的高昂热情，左派的“三农研究”是强大的推手。在权势集团占据垄断性资源的情形下，人们仇富、仇官的心理，本就在吞噬着残缺不全的政治理性。一旦左派将这种不满激发为亢奋不已的社会情绪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公众发泄不满的泄地水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加之中国千百年来平均主义的道义原则主宰了民族的政治思维，同情弱者的道义传统又主导了人们抢占道德高位的伦理神经，因此，当左派刻意激发公众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情绪时，不仅社会很难设置预防严重分裂的堤坝，而且以公共利益名义侵害个人权益的做法会不可遏制地泛滥开来。至于反的推动，是指中国社会对民众的轻蔑，以及在对民众利益关怀不够的情况下，导致民众对自身力量的高看，从而对非理性的基层反抗运动产生诱导作用。
　　社会氛围的左转，不仅表现为左派的刻意渲染，而且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左倾回流。在当今中国，国家权力不由分说地拒斥立宪民主政治，同时致力于启动中国传统文化应对政治改革的停滞难题。千百年来中国没有民主治理国家的经验，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古典时代，基层寻求的是自然秩序的和谐，高层追求的是绝对世袭的权力。皇权专制是一个制度事实，“打天下者坐天下”是权力的基本逻辑。不问权力来源的治道压倒了追问权力来源的政道，结果完全发展不出民主政治。这样的权力逻辑一直绵延下来，迄今未改。而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又恰恰是由国家带动的发展，这又给国家垄断性控制资源提供了理由。国家权力集权运作的体制，似乎就此获得正当化的充分理由。
　　其实，中国的改革还需要向纵深处推进。在一个对专属财产权利缺乏法律健全保障的国家，由国家绝对主导的经济发展，一定会碰上产权不清晰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阻碍。国有垄断企业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妨碍，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而国家对公民个人产权的随意褫夺，对公民和国家长期致力的财产积累，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在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缺损的情况下冀望经济的长期发展，无异于缘木求鱼。1990年代以来持续的“国进民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富裕的人群“用脚投票”，移民他方，则很好地显示了人们对中国现存体制的弃取态度。国家权力当局今天还在津津乐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推进超大型项目的“举国体制”，这本身就是体制弊端难以克治的表现。
　　中国的国家权力当局之所以拒斥深度改革，固守体制现实，不仅是对国内局势缺乏把握所导致，也是对国际压力的左倾响应。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1980年代启动改革开放时期已经迥然有别。以往在中国致力治穷的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和邻国都乐观其成，希望中国做到自给自足。但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面临一个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对手，自然需要采取既提防又合作的态度，邻国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就更是不在话下。国际压力的骤然增长，使不太符合国际社会通行体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面临巨大的压力。如何维持自身体制不变，同时拓展国际空间，已经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绝顶重要的课题。这使得国家权力当局很容易回到固化当下权力体制，拒斥融入国际社会的体制改革。左倾的政治倾向，就此塑就。
　　在国际政治中，一切左倾政治力量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的假想敌都是美国。美国是一个公开张扬自己国家利益的国度，但这并不是左派仇视美国的原因。美国之所以被左派仇视，是因为美国被他们想象为国际社会右派势力的总保护伞。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一切旨在颠覆左派国家政权者的总后台。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美国已经从曾经的国家典范，堕化为祛魅的对象，成为国家权力致力消解的颠覆性力量。
　　直白地讲，中美双方外交、军事利益的冲突，都不是根本的冲突;双方对对方所奉行的政治体制的疑惧，才是冲突与对立的根源。双方的政治体制都有令对方觉得具颠覆性的倾向，也都有令对方不太放心的体制扩张力，而不管哪一种体制释放出能量，都自然对对方具有颠覆性。中国是当今世界左翼政治的代表国家，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与美国几乎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直接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上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历史，下启究竟由谁主导世界的未来政治局面。因此，冲突必不可免。而当下中国处在弱者的守势，美国处在强者的攻势，中国对自己左翼政治体制的坚定维护，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中国东联俄罗斯、南连拉美，制衡美国，构成世界左右翼政治对垒的新局面。而美国重返亚洲，牵制中国，也就成为其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政策。这从内外两个方向上塑就了中国的左倾政治风格。

　　二　向左转的中国思想界
　　与中国社会和政治氛围的明显左转相伴随，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左倾现象同样引人瞩目。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网络时代。网络左派的力量聚集，是中国日常政治左转的一个显著标志。当人们宣称今天中国社会有一个与官方思想界不同的民间思想界之时，民间左派的汇集之地“乌有之乡”网站就不可不提。“乌有之乡”是中国的一个极左网站，表达内容和方式属于典型的文革思维、文革语言、文革表达、文革做派以及文革灵魂[4]。人们有理由佩服“乌有之乡”的作者与读者，他们对现实有着一种坚忍不拔的指责与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在一个合宜的政治体制之下，极左思维有其存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对于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而言，左翼的批判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健康力量。不过，作为中国左转的标本，“乌有之乡”主张在经济上重新恢复国有计划经济，在政治上恢复政党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在文化上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正统路线。他们拒斥1978年以来所谓中共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1978年之前正统的毛泽东思想。“乌有之乡”这类左派主张，扼制住了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咽喉，使政党国家没有反抗能力。这也是中国左转容易、改革很难的原因：左倾力量与国家体制是同构的。
　　此外，学术界的“极左派”与“新左派”已经混合为一体。以“第二次思想解放”命名的“新左派”学术探究，其实就是要对中共主导的改革开放进行清算，以走出所谓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迷思为鹄的。他们的思想资源，当然是国际学术界的左倾思想。诚如其中一位较早表达这类理念的学者崔之元所坦陈的，“二十一世纪，是需要新思想的世纪。冷战时代的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和世界的需要。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国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可以从『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发;然后，以中国深厚的土壤为基础，将中国已经出现的一些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萌芽培育、壮大起来。”[5]这样的主张，形式上看上去并无不妥。但当这样的学术见解透过大词(grand narratives)呈现其政策走向的时候，真实意味就凸现出来：那就是要拒斥发达国家已经刻画出来的完整现代化蓝图，而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不过就是他们所心仪的文革做派与当下公平要求的奇怪结合体。这样的结合体，首先是颠覆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模式的典范意义，其次则力图树立起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范本。就前者讲，他们对美国的批判堪称开路尝试;就后者论，他们对“重庆模式”的推崇可谓透入现实的努力。
　　诚如前述，美国是一个毫不掩饰地为国家利益张目的国家，这本身无可厚非。在一个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界定的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6]。国际政治当然是要追求秩序的，民族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是形成这一秩序的前提条件。美国是这一世界体系中的一员，当然要追求本身的国家利益。但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也被别的国家作为效仿对象。它之所以值得模仿，不仅是因为它在物质力量上的无可匹敌，更是因为它在价值世界方面值得追求。不过，一旦一个国家发愿这么做，被想象的世界超级大国就必须具有这样的国家特质;否则，发愿模仿超级大国的国家中人，就会陷入失望之中，反而对自己试图效仿的超级大国加以不留情面的攻击。中国的新左派和后来的极左派，就是这么对待他们心仪的美国楷模的。本来他们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心怀敬畏，但结果却发现这个国家的实际状态似乎与他们的想象相差太远，于是便不遗余力以“祛魅”的名义对之进行颠覆。这是左派貌似理性实则情绪化的思维的典型写照。
　　有论者指出[7]：
　　不错，许多由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的确对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具有启发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看似精巧、新潮的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模型往往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不可避免的盲点。由于这些偏见和盲点的存在，这些理论模型很可能变成了束缚研究者手脚的紧身衣和遮蔽他们视野的有色镜。虽然我们中国政治学者生于本土，对本土有深情的关怀和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大，恐怕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果不进行有意识的反省，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学之“是”为是，以西方政治学之“非”为非。什么叫文化霸权?让人在浑然不觉中变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权法力的证据。愿意向西方学习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论却可能窒息自己的创造潜力。
　　这段话说得很有道理，但将这种旨在“祛魅”的话语放置到论者祛魅之后确立的“创造性”话语中来看，恐怕就不得不为他设置的左倾知识立场感叹一番。论者对文革中造反群众行为属于理性选择的断言、中国式民主就是实质民主的论定、公民社会属于新自由主义神话的说辞，已经够震撼人心了[8]。他将刚刚草创的重庆平均主义模式称之为“社会主义3.0版本”，并强调“重庆正在实践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发展中都具有连续性”[9]，这就一下子呈现了论者对西方祛魅的现实政治意图——那不过是为了实现论者自己正当化中国政治左转的意图而进行的一种前期性清场而已，而且这种正当化已经到了一个不顾政策周期，盲目将某种政策意图作为政策结果对待的反学理地步了。对此，我们只能在价值绝对先行而不顾其余的角度予以善意理解。
　　左派表达自己的政治基本理念时，必然借助政治领袖人物，表达个人崇拜的政治基因。左派学者的重庆聚集，不仅仅是奉命而行、奉命写作，而且凸显了他们对权势的依附。有论者指出：“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10]据此，“反美”和“崇毛” 这两个左派文化基因混成一个明确观念：在毛泽东式的建国方案中落定自己的国家理念。诚如论者所言[11]：
　　百年共和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明显的内伤，一个是身体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内伤是，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因真假共和之争陷入分裂迄今还没有统一。谁在阻扰中国的统一?美国!美国阻扰中国统一依持的是什么理念?不过是让西泽的“分而治之”披上了普世观念的外衣。精神上的内伤则来自毛泽东为了让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占据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的最后阶段，以至于如今知识人对这位国父的评价极为分裂，要么恨得不行，要么爱得不行——“文革”的精神遗产是激进启蒙观念导致的中国人的精神内战。哪个民族国家的国父会是这样的呢?想到这点，我心里就难受。
　　基于这样的判断，“国父论”顺势出台：没有毛泽东这个让孙中山差了十万八千里的共和建国之父，中国的共和建国似乎就绝无希望。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共和建国至今并未竟功。这种登顶左派政治颂词之巅的“国父论”，实在与中国的现代建国状况相去甚远，何止十万八千里。它不过象征着左派言说者为自己留下的惊人言论尺度而已。

　　三　左右之间：价值选择、事实认知与问题导向
　　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左转的国际氛围和左转的社会情景之中，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经由前面的分析，人们可以知晓，引发中国偏离改革开放轨道的明显左转，是中国缺乏改革愿景、埋首经济发展的功利化取向必然的结果。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现象来看，“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改革，一定会导致两种与这一愿望悖反的状态：一是“只摸石头不过河”的眼前功利取向，二是“摸到石头不过河” 的权力自保心态。这两种状况都属于前述“转型陷阱”的表现。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处境，早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评价认为改革开放早就在1980年代后期中断、夭折。这种评价，是从改革的结构性推进而言的。确实，近二十余年，中国的改革已经从结构化改革大步后退，很少见到1980年代那样大开大合的重大改革手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查漏补缺、小步慢跑，是1990年代以来以改革命名的政策调适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改革早已停滞、终结或夭折论”，吴国光曾从八个方面给出理据：(1)意识形态陷入自我维护的状态;(2)对文革的反思发生历史回流;(3)一切以稳定为导向且牺牲改革的政治定位;(4)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已然淡出;(5)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进死胡同;(6)对外开放价值大打折扣;(7)改革的正当性已经丧失;(8)改革的战略图谋已经退场[12]。这样的总结归纳，自然是仁智各见的，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90年代始确实气势渐衰，很难作为执政党聚集统治合法性资源的强有力手段了。其中，左派势力重回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正是改革终结的一个显著标志。
　　另一种评价认为中国改革不是停滞，而是步入“深水区”，因此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局面中，必须首先坐实改革的顶层设计，才能往下推进改革。这些论者指出，此前中国的改革啃的都是软骨头，即将展开的改革必须啃的都是硬骨头。因此，进展缓慢，情有可原;收效低微，实属正常。李佐君为此列出了中国改革将要啃的几块硬骨头：(1)损害部分人既得利益的政府体制改革;(2)落实民权限制官权的宪政改革;(3)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改革;(4)垄断行业改革;(5)资源产权和价格改革。但恰恰在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的时候，改革的动力减弱了，改革的阻力增大了，改革的复杂性加大了，改革的不确定性增加了[13]。论者没有言明改革阻力，但很显然，权力的自辩与新、老左派的合谋，是改革难以涉入深水区最重要的原因。
　　曾经对改革开放发挥巨大作用的“思想解放”，早就有偃旗息鼓之势。近年来，阻止思想解放的权力与左派思潮的力量已经合流。左派曾经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总是对现实持一种极端愤懑的态度，总是将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总是有一种自己是底层群众代表的道德高尚感，总是认定必须借助革命的手段才能彻底改变令人难以忍受的现实。但这种可爱切入现实之中，常常就走样为对实际生活的强制性阶级分析，以怨恨心态观察一切，以救世主的心境看待社会下层，以无条件反对资本主义、赞同社会主义矫正现实。他们中的极左部分，一直以一种不断革命的毛泽东文革式思维看待中国问题，不愿意对革命遗产进行清理，更不用说以超越革命的方式继承革命旨在追求自由、平等的现代精髓。固步自封、权贵思维，构成了老左派的基本思想品格。
　　左派中的学界群体，以西方新左派的辞藻将自己装点起来，以突破西方现代价值理念与制度的魅惑为自己的学术标示，以肯定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创新性为自己的论述要领，从而将其左派的政治主张与保守的权贵立场混合起来，“论证”老左派试图正当化而不得的斯大林式、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方案的正当性，认定那才是中国的未来，才是中国的希望;而汇入现代主流的价值和制度，则成为断送中国前程的异端主张。
　　新、老左派一旦汇流，便成为一种誓死抱住革命遗产不放、拒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对汹涌群情的助长呈现自己坚定捍卫民权的左派风格。其实，新、老左派大都以此作为自己维护既定国家权力体系的巧妙方式，既拒斥执政党进行的现代导向的改革，又堵塞人民主权真正坐实的通道。这其实是一种拒斥革命性改革以消弭矛盾、引发新一波激进革命的失责之想。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左右对峙的价值局面，都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导致浩大的社会革命，并在革命中将左、右的偏执主张融合为一。分析起来，“左”的革命是一种将中国重新推向持续的社会动荡的主张。这样的革命偏执，表面上显得非常正确，尤其扼制住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咽喉，因而具有一种势不可挡的政治正确的力量。但这确实是一种足以将中国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组织推到风口浪尖的危险主张。由于执政党对这一倾向的警觉性较低，容易引为同调，因此左的革命对人心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危害之大，不容易为人所察觉;即便察觉，本属左翼的执政党也处在反抗无力的尴尬境地。因为以改革矫正极左政策的执政党取向，总是被极左的反改革所占居的左倾高位所统摄。从极左一端发出的声音，其所具有的左翼正当性资源，远远比倾向改革的社会主义左派，要声震屋瓦、富有气势得多。以极左制中左，乃是左翼政治史上从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右”的革命则是一种英雄式的改弦更张，是对既定结构进行全幅调整，断然推陈出新的革命形式。说右的革命是一场“革命”，其实有些牵强，因为其结果跟左的激进革命没有什么两样。右翼革命的国家建构，还是很难落定到现代国家立宪民主的平台上。在一个国家的法治化导向的改革很难推进的时候，右的权威主义革命理念，很容易被人以高企的希望隆重推出。近期还魂的新权威主义，可以被视为右的革命呼吁的典型理念。萧功秦认为，近期中国已经呈现了“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这样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导向现代建国目标的权威主义，是正式到来的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之标志[14]：
　　通俗地说，新权威主义者就是铁腕改革派。他既反对左的保守势力，也反对右的西化自由派势力，新权威主义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用铁腕进行渐进市场经济改革，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现代化与向民主政治软着陆。凡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具有“延时功能”，也就是说，在保持稳定的一定时间内，为改革争取时间，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只有通过解决矛盾，才能使连锁性的社会爆炸才会逐渐被消解。当新权威主义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等收入阶层逐渐增加，深层次社会矛盾渐次解决，极端主义与革命思潮就失去了社会基础，薄壳效应就可以避免。到水到渠成时，那时中国的民主化的时代就会到来了。
　　新权威主义对中国陷入革命窘境的高度警惕性，成为它与左派吁求革命的主张在形式上最鲜明的区别。它旨在化解革命，但这种寄希望于国家当权人物的权威主义思路，本身就是一种它所反对的极右激进主义主张。在某种意义上讲，今天中国反左防右的聚焦点，就是化解革命。右派指望新权威登高而招，落定现代国家体制，走的是英雄一人革命的路径。相对于左派的群众革命运动而言，自然是一种代价较小的革命形式。不过，它与左派的革命吁求相比较而言，致力化解革命成为它的标志性旗帜。
　　确实，化解革命，成为中国还可以言说改革的前提条件。在全球范围的左转趋势中，告别革命，已经成为革命时代未曾清晰画出界限的中左与极左在和平时代的分水岭。在195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中的左派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拒斥，中左以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形式，从极左阵营中分化出来，成为左派政治最具有号召力的组织形式。这样的社会主义形式，不再以腥风血雨的暴力革命为先导，而以议会斗争争取执政机会;不再以公民起码的物化生存权利为革命目的，而以福利社会的建构为追求;不再以对抗政治为政治参与的特殊形式，而以政治合作为社会参与的目的寄托。这样的左派政治立场，相对于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言，更为重视的是限制市场的嚣张跋扈，推崇政府的公平调节。他们所期待的是，不为资本主义的牟利吁求所主宰，而为公正公平的生活而努力。他们也存在下层情结，但已经放弃了以暴力革命的手段解放下层群众的道德傲慢，转而致力寻求一种宪政体制内的矫正力量，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因此，极左的暴力革命，演进到中左的“同意的革命”——即“通过同意实行有秩序统治”[15]。正如拉斯基(Harold J. Laski)所说：“假使我们希望来一次同意的革命，那么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大好时机。革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重新开辟日益增长的福利的前景;因此就要设法维护我们文明社会里的那些民主过程，并且用这些过程所包含的价值来与我们的敌人企图强加于人的新秩序对抗。”[16]
　　相对于流行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暴力革命”观念而言，“同意的革命”乃是一种反对革命的主张，但确实是一种矫正偏执的暴力革命的贴近性主张。无疑，对于一个崇尚革命的政党及其理论主张而言，断然告别革命话语是十分艰难的。这是所谓“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支持的断言。革命党走出革命的最好出路，就是贴近革命话语以消解革命危机。这样不仅坐实了它早先掀动革命以实现公平、正义的革命目的，又让其走出崇尚暴力、完全无法实现掀动革命的目的之尴尬。
　　就当下的针对性来讲，对执政党而言，化解革命需要首先化解自己对革命的偏执情绪。一个革命党如何演进为一个执政党，是其必须处理的重大政治主题。最好的出路，当然不是跳到自己的对立面，直接坐实反革命的立宪自发秩序;而是以“同意的革命”作为观念先导，消解暴力革命的潜在危机，从极左转向中左，在左派光谱中确定自己的政治位置，从而上有阶梯、下有台阶，以一种类似英国“光荣革命”的方式，一方面兑现早先革命承诺的人民当家作主目标，另一方面为自己掌握可能是长期性、也可能是周期性的执政权奠定基础。这需要邓小平所说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精神。
　　扭转执政党长期偏执的革命价值理念，将斯大林主义的僵化社会主义模式送进历史博物馆，引入适应现代后革命状态注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可能是中国告别极左，坐实中左，从而赢得广泛的治理国家认同的出路之一。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中国曾经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替代性、解套性的思路，曾经引发中国思想界的广泛争论。主张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斯大林主义解套的学者如谢韬认为，只有为社会主义楔入民主要素，社会主义才有出路[17]：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份，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这些论者强调“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8]。这自然激起了以旺盛斗志捍卫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人士的愤慨。他们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论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论断，作为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据[19]。
　　告别革命的思维有其正当性，因此它成为中国思想界为中国政治僵局解困的趋同性思路。早在1990年代，李泽厚等人就以“告别革命”来申述二十世纪中国出路的看法。他们指出，革命那样的风云激荡、电闪雷鸣，解决不了它承诺解决的问题。相反，改良倒是可以实现这样的目的：“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看来似慢，其实更快。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就是积累。”[20]可惜的是，这种有利于执政党长久执政、更有利于国家落定在稳定的秩序平台上的主张，一开始就被倾向于既成权力的人们所断然拒绝[21]。
　　在吁求改良的开明声音受到推崇革命的保守主张明显抑制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以一种更为柔性的说法，来激发执政集团内部的睿识之士认识清楚中国的现实处境，于是，“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命题顺势而出，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响[22]：
　　中国今天已经具有了这样的“流血革命”的形势吗?的确可以庆幸还不像是全面具备。但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危机的征兆：例如社会对权力腐败的愤怒、乃至对官员和富人的仇视;政府的公信力出现危机;利益分配的结构已经相当固化，社会两极分化，垂直流动的正常渠道越来越被阻塞;新媒体带来的广泛信息使人们对政治的期望值普遍提升，甚至包括统治者自己也觉得不能完全照原样一样统治下去了，但另一方面又政治改革几乎趋于停摆，政治理性在有些地方有所倒退;社会和知识界在政治改革的方向和主导价值观上也陷入分裂，社会上出现一种戾气，人们越来越不耐烦和不安，一部分人的生活还相当艰难，还有一部分人遇到不公却无处申诉和处理等等。如果这些危机因素不断累积起来而不能以改革来缓解，再加上那〔哪〕一天突然经济发展也开始停滞、甚至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或者还加上出现天灾和外患，就有可能猝不及防地产生如上所述的“革命”。
　　改革的迟滞甚至是停顿，已经有效酝酿了革命的种子;而且，这样的革命不是秉持一种追求公平、正义理念的现代政治革命，即便这种革命，也已经给人类造成了难以平复的创伤。蕴蓄着争胜中国改革力量的革命，乃是一种发泄不满情绪的暴力宣泄行动，缺乏现代价值引导，也没有制度重建理念，甚至完全缺少追求满意生活的最低革命要求。如果中国的改革战胜不了这样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是人类历史空前的暴力发泄灾难。就此而言，凸显化解革命的优先性，应当成为左转氛围中论道中国出路的共识。
　　以对改革的有效筹划，凸显化解革命的优先性，需要强调几个基本结论：第一，对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必须有一个严肃的认知;对当下中国革命的危险性累积，一定要有所警觉;一定要拒斥左派人士关于“如果中国今天不回到毛泽东那种时代，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趋势性断定。第二，要强调解决中国问题之道，就是进行深度改革。一方面，有效限制政党与国家权力的胡作非为，真正将政党与国家权力限定在法律之下，以分权制衡的体制，将权力体系严格地约束起来;另一方面，以有效改革化解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紧张、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紧张、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紧张、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明确确立宪政爱国主义的国家整合方式;再一方面，以有效改革化解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对峙，坐实社会自治，扶持公民组织，以国家与社会的健康互动，让权利主体之间展开理性博弈。第三，强调人民同意基础上的政治稳定，拒斥以高昂的“维稳”经费强制维持稳定的国家运行方式，真正落实平民共和原则，以此维护国家认同。
　　在今天众说纷纭的价值论说当中，稳住现代价值的基本立场，确立现代价值对国家发展的理性引导，拒斥极左价值诱惑，化解左倾革命风险，已经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怎样从众说纷纭的左倾价值世界突围，克制住从晚清以来到今天国家发展的左倾定势，已然是涉及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决断。
　　注释略。来源：《二十一世纪》2014年12月号。查看任剑涛更多作品，请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