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走出精英统治的迷思——那些李光耀教坏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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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

李光耀死了几天，编辑朋友多次催问，怎么不赶紧写一篇应景的文章？在编辑的眼里，我大概算是位快手，最近一两年已经写了好几篇逝者了。不过，对李光耀这样一位有争议性的人物，实在不必着急，我可以等，等正反两边都说差不多了，微信朋友圈里也绝交差不多的时候，再写不迟。

这个态度，跟新加坡国内反对派的态度也差不多，他们的所谓反对其实大多数时候就是等待，什么都做不了。这不奇怪，因为身处一个威权体制中，往往只有等待强人死去，人们才有可能鼓起勇气，无论是人民、或者反对派、觊觎者、还是他国的利益相关者。比如说，当斯大林突然中风死掉，赫鲁晓夫才敢联合朱可夫等发表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滥觞之一竟是弗朗哥的身亡；几乎同时，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一个月，10月6日毛派残余被政变推翻的消息传来，泰国军方才敢在同一天对法政大学的毛派学生示威采取镇压，终结了1973年以来短暂的宪政蜜月。

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强权政治通常系于强人，转型也往往要等到强人身后。这是民众的现实主义，既是威权维系的基础，也是转型政治的契机。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罗马尼亚人民军在捉住齐奥塞斯库后那么急于干掉他，因为他的存在永远意味着恐惧；而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在被迫下台后，军队依然效忠皮诺切特本人，而非民选总统。李光耀活着的时候，新加坡普通民众几乎谈李色变，任何批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的反对派往往都以诽谤罪入狱、被罚，直至破产。而仅仅在过去几天，新加坡境内的社交媒体就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声音，这绝对是李活着的时候不敢想像的政治景观。

因此，任何此前的所谓新加坡模式便需要重新审视。若继续使用诸如开明专制、精英统治、或者持久威权等来解释新加坡道路或者预测新加坡未来政治发展，不是盲目就是书呆子气了，犹如今日许多学者剜空心思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在他身后的世界，一切都可能发生改变。然而，在这许多对新加坡模式的描绘、溢美、总结的概念中，国际争议最大、也是最吸引国人尤其是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对新加坡模式无比向往的核心，精英统治，看上去并不那么容易变化，也最需要彻底剖析。

新加坡对中国人的吸引，早从1819年新加坡开港便开始了，当时仍是清国的海禁，但闽粤一带的华商、华工就纷纷下南洋。当时欧洲工业革命正酣，对东南亚的橡胶和锡的需求越来越高，英国殖民者以马六甲、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为据点，逐渐进占马来腹地，逐渐建立马来属邦和土邦，在吸引华人进驻垦殖开矿的同时，吸收当地华人、马来人充任公务员，开办公共教育。然后，随一个多世纪的英式殖民，华人和马来人从中学习到欧洲的现代意识和民族主义，这是二战后星马独立的根源。当然，在此之前，从19世纪中叶起，华人的现代民族主义便开始在这种英国殖民主义之下酝酿、成熟，从华人创办报刊、学堂，到两万多太平天国士兵南撤加入会党，到1893年清廷颁布诏书承认海外华人地位并在新加坡建立领事馆派出领事和文化官员，再到同盟会成立，不能不说，星马就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发源地。

这种殖民主义背景同样带入了独立后的新加坡，并转化为家长制的精英政治。在新加坡模式的精英统治和殖民主义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高度关联，这种关联通常被后殖民主义学派称作新殖民主义或内部殖民主义，只不过被其他政治学者有意忽视，后者更愿意冠之以林林总总的其他概念，而终将难以面对强人去世后可能的烟消云散、难以为继。

首先，所谓精英政治，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贵族统治，aristocracy，区别于民主制、君主制等，也区别于后来在罗马盛行的共和制，受到柏拉图的推崇。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个温和的贵族统治的拥护者，身为亚历山大大帝年轻时期的老师，他的《政治学》的主旨就是教导如何防范人民的暴动。这一点，直至今天仍然是那些热衷贵族制的现代版——精英统治者们最为关心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意大利学派的帕累托、米歇尔斯和莫斯卡的精英理论为代表，他们认为无论选举政治还是贵族政治，终究都是由一群政治精英在掌握政权，而政治变动无非是精英循环。这种保守主义的论调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中始终没有停息，不仅被发展成为利益集团理论，也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甚至在今天的中国，也常常以素质论的变形出现。而从上个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开始，精英政治就开始在中国理论届和政界里逐渐形成气候，同时为官僚和红色权贵们选用，他们的模版就是新加坡。以至于，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省级干部培训班平行，新加坡几乎成为中国从县级到省部级各级干部的轮训基地，尤为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最为推崇的。

他们推崇的新加坡精英统治模式，有着一系列体系化特征，也大抵可见所谓中国模式的效仿及其本质。一是寡头化。米歇尔斯在他那本著名的《政党》中论述的民主政治的寡头化倾向，很能代表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的演化路径。1954年行动党成立之初，由两支左派构成，1959年依靠林清祥等工运领袖获得议会选举大胜，到1961年便开除林清祥、王永元等，后者先后被捕入狱和驱逐。行动党被李光耀牢牢控制，反对党也被严密控制，新加坡的一党制最终形成一个家族世袭的寡头制，犹如威尼斯的美第奇家族。除了权力世袭、李氏家族对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的控制，李光耀的私人卫队也如同美第奇家族的德意志雇佣兵护卫，而雇佣着专门的廓尔喀人，如私人军队一般，而非新加坡原本引以自豪的国民部队，其间的信任与不信任颇可玩味。2008年后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加坡公众也第一次开始批评淡马锡主权基金的不透明，对国民财富的糟蹋。

其二，是所谓吸纳型政治，也是新加坡精英统治的核心。犹如李光耀本人的生涯，精英概念本身就颇富殖民主义色彩。李光耀曾经以莱福学院的第一名的成绩，在战后获得往伦敦政经学院和剑桥修读法律的机会，最终成为新加坡领袖，行动党的创党元老也多系李光耀的莱福校友。托马斯.莱福是新加坡殖民地和学院的建立者，新加坡年轻人能够在这间本地最精英学校入学的比例不到千分之一。昔日，精英意味着白人，其次才是受过英式教育的高等华人。而李光耀本人的民族主义倾向只限于厌恶白人，却继承了剔除白人后的精英模式，英国本土或欧美教育的专业背景仍然是新加坡精英的标准，或者说整个东南亚的精英标准。昔日的殖民母国继续以培养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本土精英的方式保持着殖民主义的联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喜爱新加坡的薄氏家族也热衷把瓜瓜送往英国、美国，他们深信这一教育背景对于维系权力和精英地位的重要性，学习内部殖民技艺的最好方式仍然是回到昔日的殖民母国。

另一方面，吸纳政治还意味着执政党和政府像海绵一般，吸收了本土几乎所有优秀人才。行动党参照私人企业的薪资标准，给付公务员世界上最高标准的薪资，自然颇富吸引力，也在中国形成所谓高薪养廉的幻觉。结果之一，反对党几乎找不到能够和执政党候选人背景相媲美的专业人才，也难以在政策辩论上打动选民。结果之二，行动党以专家治国的精英统治理论建立起一个所谓“绩效合法性”，总是厚颜无耻地声称如果换作反对党执政一定会带来混乱。结果之三，行动党以“去政治化”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对一个政党来说真是可笑，然后在新加坡民众当中形成了一种经济主义信仰，他们不热衷政治，甚至不关心贫富差距，只关心经济成长，尽管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从1998年的0.43升到2013年的0.48，远超世界公认的贫富悬殊警戒线，实在有违这个号称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理念。这一情形实在和中国大陆过去二十余年的新意识形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结果之四，在“去政治化”的另一面，行动党以一种事无巨细的、被新加坡人嘲笑为“忙业”（busyness）心的父权主义姿态介入到新加坡公众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关怀之，规训之，教化之，安排之，养成了新加坡中产阶级极度“热爱”秩序然后热爱行动党的心理，近乎本能地抵制所有反对党，看上去颇像芝加哥1931年以来一直由民主党执政的情形，尽管事实上拥有500万人口的新加坡也确实是一个类似芝加哥的城市共和国。

最终的结果，李光耀本人就被看作这一父爱－党爱体制的大家长，而且，人民行动党并非一个人民党，尽管当初一度学习了左翼工运的大众动员方式，并且依靠它取得大选胜利，而是变成了一个党政高度合一的公务员党、精英党，然后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领导着经济，吸引着中产阶级的支持。除了大型跨国公司，据估计，新加坡政府控制着大约75%的本土经济，也主导着新加坡的产业政策和创新，堪称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精英统治不仅依靠精英吸纳、依靠经济霸权、依靠事无巨细地介入人民生活的统治艺术，更依靠暴力强制和形式选举。后者，由行动党操纵党的选举委员会可以任意改变选区划分、改变选区的集选区与单选区设置，永远让行动党占上风，让反对党应接不暇，然后维持议会的绝大多数席位，尽管几个反对党的总得票数在2011年选举中达到惊人的40%。此谓选举威权。

这些手段充分暴露了行动党多么善于运用所谓法治和柔性镇压的手段来对付一切挑战力量。例如，在工运领域，行动党通过所谓资方－工会－政府的三角关系，通过工会联盟和对集体谈判极其具体的限制，牢牢控制着数千个小型工会和整个工运，以至于当2012年170名中国公车司机进行罢工的时候，新加坡已经连续20年闻所未闻任何罢工事件了。罢工基本上是一个非法活动，超过四人以上的集会便是违反“公共娱乐与集会法”非法，违法个人可被处以高达1500美元左右的罚金。任何对行动党官员的批评都可能被诉诸诽谤罪，然后提交诉讼。这种“刑罪化”手段既适用于普通人、互联网言论，也适用于对反对党领袖的惩罚。在2001和2011年先后有工人党、民主党的两位领袖因此被法院罚至破产，以至于在新加坡的政治辩论中几乎见不到对李光耀和行动党官员的个人批评，只存在一个充满虚假微笑的气氛。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以所谓以法治国的名义下进行。

这一“法治”的核心，是新加坡继承自1948年殖民时期的内安法。依据内安法，警察权几无任何限制，可以未经审判进行预防性逮捕，内政部可延长羁押至最多两年，而总统有权继续延长羁押两年，并且禁止任何政治或准军事组织。该法当初被用来对付马共，后来则被用来对付反对派和一切异己分子。尽管言论自由和结社权都是新加坡的宪法权利，可是包括内安法在内的一系列下位法均有权限制宪法权利，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都由执政党任命。当然，新加坡独立后仍然将终审权保留在了英国枢密院，但是在信奉实用主义的李光耀眼中，那些最多只是给予自由主义者的安慰，犹如禁止集会的新加坡也象征性地保留了芳林公园的一个角落用于批准的集会，借此保持国际社会和资本对新加坡普通法和司法独立的信心，维系与殖民母国的关键纽带，何况在实践中，新加坡普通法保留的司法审查功能还受到立法和宪法的制约。

继续这一话题，貌似没有尽头，也容易生出新加坡持久威权的错觉。李显龙在两个月前还信誓旦旦地要继续执政50年，尽管他也表示行动党将适应变化的形势，尽管也没有人能够想像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将如何进入一个多元主义时代，那个与精英政治在20世纪初几乎同时出现、同样热极一时的自由主义政治。如果说2011年的大选只是先声，那么过去一周新加坡互联网的舆论迹象，已经显露出新加坡的后威权时代正在到来。这也是所有殖民主义或者父权体制，不论是新旧殖民主义，还是各种精英统治都无法永远消除的恐惧——弑父情结。

迟早有一天，绩效合法性会在经济危机面前丧失殆尽，人民会发觉自己和邻居都受够了，无法继续忍受父权的压制。而父权象征消失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公众恐惧感的减弱，更年轻一代将逐渐明白执政党党精英和专家们并不比他们更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走出精英政治的迷思。

接下来，新加坡事无巨细的规制本身就孕育着反威权的可能，只要自由集会超过4人，只要随地抽烟，堵塞马路，只要当街同性接吻，只要集会走出芳林公园，一切都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