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我们的转型为什么如此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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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8 刘瑜 思想潮

刘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曾任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系讲师。现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本文整理自东方历史沙龙第69期《“自由”，是如何发明的？》上刘瑜老师的发言。沙龙于2015年9月20日在彼岸书店举办。广西师大出版社授权思想潮发布，标题为编者所拟。


非常感谢徐爽翻译了《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这本书，虽然说徐爽这个名字我也确实是最近才知道，但是她以前翻译的书我都读过，而且受益匪浅，所以译者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令人非常敬佩。

刚才李礼讲到我最近不太出来参加活动，号称在家写书，实际上比较懒，比较宅，不太愿意出来而已。这次我很大程度上被这个书名打动了，英文名字：“我们怎么发明了自由和为什么它很重要”，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啊。

自由的“历史累积性”

一方面，为什么说这个书名特别打动我呢？我们如果对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基本了解的话，我们都会意识到，很大程度上世界近现代史就是英国模式全球化的过程。我觉得作者讲现代世界史是由英国塑造的这一点并不夸张。所以，我觉得，英国是怎么发明所谓的自由，这个自由怎么传播到整个世界，传播过程中遇到什么抵抗，这种抵抗互动又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图景，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书读下来，我当然非常有收获，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推荐大家买来看一看。

另一方面，原英文书名多少是有一点误导，它用了“发明”这个词，但是我看这本书里，或者说任何一本书里，你都找不到一个答案，告诉你英国人的自由观念和制度是“由谁”以及“在哪个时代”所“发明”的。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的自由观念和自由制度是一个历史累积的过程，你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点”去说，这是“自由”诞生的那个年代。

一般来说，我们首先会追溯到光荣革命，因为光荣革命后诞生了英国的权利法案，而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至上原则，也就是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废除法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设常备军等等观念，1689年左右（光荣革命）确立了这些观念——这些观念直到今天对很多国家来说还是太超前了。

但是，光荣革命是英式自由的起点吗？显然不是。大家知道，今年是“大宪章”颁布800周年，有很多纪念活动，中国媒体也有很多纪念文章。光荣革命显然不是英国人发明自由的时刻，英式自由还可以往前追到“大宪章”。“大宪章”里已经包含非常清晰的自由的基因，已经有了未经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的原则，还有著名的第39条，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正当程序原则。它的话是这么说的：

“No person can be seized or imprisoned， or stripped of his rights or possessions… 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equals…”

现代政治制度很多重大的原则都包含在这句话里：第一，同类审判原则，“lawful judgment of his equals”，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你的同僚、同辈、同等的人，而不是被皇上、县官、村官审判；第二，这里有正当程序原则；第三有无罪推定原则，等等。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很多原则都包含在这里。还有大宪章的第61条左右，涉及人民的抗暴权，国王一旦实行暴政我们可以起来武装反抗。


《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
[英]丹尼尔·汉南 著  徐爽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
定价：58.00元

但是这本书里又说到，英国的“英国性”实际上远在大宪章之前就形成了。所以再往前追溯，还可以追到贤人会议，还有普通法传统。大概在英国6世纪到10世纪左右英国就有了贤人会议，贤人会议是什么呢？大体来说是国王的一个咨询会议，但是这个咨询会议不仅是个简单的咨询会议。虽然它是由一些大的贵族地主以及教职人员等组成，但是实际上它的权限不仅仅是个橡皮图章。比如，它是可以选举国王的，当然它是在国王的家族里选举，但它是可以选举国王的；而且国王不能去任意解雇任何一个占有席位的“贤人”。从这个“贤人会议”的功能来看，英国历史就已经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更不用说和东方的历史区隔开来了。

到此为止吗？其实还可以再往前追。我们知道，盎格鲁部落是日尔曼人的一支，而日耳曼人从欧洲移到英国的时候，也就是四、五世纪左右，也把日耳曼部落的很多传统带了过来，而日尔曼部落本来就有部族大会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欧洲非常普遍，只不过在其他国家慢慢衰落，英国把它保留下来了。塔西佗写的日耳曼史，里面就讲到日耳曼和罗马传统的不同，他是用日尔曼相对民主协商的制度来批评罗马当时的专权制度。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历史是一个非常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有一个学者说，英国的近现代史实际上是“大宪章”的一个注脚，我个人是非常同意这个看法。虽然后面还有英国革命、光荣革命，还有美国革命——我们用？“革命”这个词，似乎这里面含有剧烈的断裂性，但事实上我觉得，至少根据我自己个人的判断，英国历史并没有那么剧烈的断裂性。“革命”这个词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里，含义和我们说法国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其“革命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拿美国革命来说，革谁的命？无非是革英国王族的命，把英国的统治给踢出去。但实际上，我们看美国的宪法和它的修正案，对比这个和英国的权利法案，就会意识到这里面的继承性远远大于断裂性。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历史，会发现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就已经有了代议制，已经有了选举，已经有了权力制衡，几乎所有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政治的重大元素它都已经有了。有历史学者分析发现，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前，成年白人有财产的男子一半已经有选票了。独立战争这个称呼是在革命事件发生之后，当时也不过是使有投票权的人增加了15%左右。所以，美国革命的“革命性”其实没有那么强。英国的历史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去看光荣革命，似乎是英国历史的一个巨大的断裂。但是如果注意看美国早期的历史，因为独立之前的美国其实就是英国，我们会发现，早在光荣革命之前，光荣革命的很多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光荣革命发生在1689年左右，而1638年，也就是光荣革命之前四五十年就有了康涅狄格基本法，还有1641年麻塞诸塞的基本法，其中关于权利的条款，关于政治制度安排的条款，已经非常接近1689年的权利法案了。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洛克写《政府论》是在光荣革命左右，但是洛克所倡导的那些最基本的政治原则——经过同意才能统治，社会契约论，财产权、人权等等，这些东西在此之前四五十年已经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英美的政治实践和地方自治当中了，而并不是洛克这样的启蒙思想家发明了一套观念，然后启蒙大众，很大程度上，像洛克这样的人把英国这种已经延续了很多年，可能是几百年的理念，总结提炼出来写了一本“旗帜鲜明”的书。这就是英国历史的延续性。我们不知道质变到底发生在哪儿，因为我看到的英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都是在一个不断量变的过程中。

两种基因：杨树与槐树

了解了英国历史的这种延续性和累积性，会让你对非英语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政治转型有多困难感到悲观，因为基因完全不同。我说这个基因不同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今天我们看到，全球化似乎使我们和英美国家人民的生活形态非常接近了，至少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似乎生活都差不多。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政治文化而言，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和英国的距离，可能大于今天的英国和一千年前的英国。什么意思？英国今天的政治文化，如果说它是一棵杨树的话，一千年前就是杨树的种子。种子和树的形态非常不同，但毕竟是杨树的种子，而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更像一个槐树。这是一个质的不同，不是一个量的不同。

为什么说政治文化的基因不同？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沉默权。大家知道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里，有一个条款是“不得强迫嫌犯自证其罪”。大家最熟悉的好莱坞电影，里面经常有所谓的米兰达警告，警察说“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你所说的所有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这样一个叙述，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再往前英国的权利法案里有没有这个我不太清楚，但应该有或者包含这个元素。拿中国的历史或者现状来比较，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东西，中国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电视里也经常看到“你招还是不招？”，虽然我自己是一个所谓博士，但我也是近十年左右才意识到“坦白从宽”这个词有多么凶恶，它基于对人的基本权利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这是沉默权的例子。

再比如陪审团。我刚才讲到的《大宪章》第39条，说一个人不能被随便剥夺他的权利和财产，除非是“by lawful judgment of his equals”，这跟我们的文化也是格格不入的。中国历史上的审判，对我们制度的想象，最好的也是像包公这样的清官来断案，但是包公再善良再清明再廉洁也不会想到，让犯人同村的人、同类的人，“his equals”，来审判，他没有这个飞跃。清官思维本质上还是一种垂直型的权力结构，而从垂直化的权力结构到水平化的权力结构，这是一个飞跃。我们在过去一两千年里没有实现这个飞跃。

我再举个例子，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抗日神剧，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几乎所有的民族英雄，岳飞、袁崇焕、文天祥都是民族主义的英雄，这是我们对英雄的理解。但是你去看这本书里讲到英美战争的时候，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想象在英国可能会迸发出英国人民热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按照我们的思维，领土主权完整神圣不可侵犯嘛，怎么能让你随随便便独立出去？但是事实上，书里讲到研究发现当时在英国本土，支持保皇党和在北美殖民地的比例是一样的，都是百分之二三十左右托利党人。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个画面，但是在英国当时就是这样。对他们来说，18世纪的时候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就已经非常清晰了，这又是政治文化基因非常不同的一个表现。

正是这种基因的不同，导致了我刚才说的悲观。为什么中国在过去一两百年，在鸦片战争的冲击之后，我们的转型如此困难？就是因为“转基因”的改造是非常困难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既没有转出来，但是我们又退不回去了。这种既没有出来，又退不回去的瓶颈状态，你甚至可以从满大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看出来。一方面，我们反对“西化”，要捍卫中国特色，今天在微信上还看到“旗帜鲜明的反对私有化”；另一方面，我们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里面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有所有的这些西方进口的词汇。也就是说，虽然说有一些人可能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不同，但是他们也认可了这些词汇本身的合法性。大家知道，今天哪怕是在北朝鲜这样的国家，也有选举。这就是西方话语全球化的后果。在康熙年间或者乾隆年间，皇帝为了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可能想到要休养生息，要减税，但是不会想到搞一个伪选举，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种合法性话语的转变，就体现了英国文化的影响力。但是，接受了这个话语，又不能真正从制度上消化这个话语，这就是我说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