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明磊：十年，欣然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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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姝伦
近日，记者刘伟因对王林的报道被警方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被刑拘，此前记者刘虎因涉嫌诽谤罪被批捕，随后被关押长达346天，而在央视“认罪”的队伍中也偶有记者身影。
所谓“无冕之王”在中国的境况使人唏嘘，因报道限制、薪酬待遇、发展空间而辞职的记者越来越多。
今天推文的主角翟明磊辞职得更早。十年前，他深感体制内记者的局限而离开《南方周末》，其时寇延丁在《从改变自己开始》里这么描述他：说出了真话的孩子。
2005年的翟明磊是“为新闻而去”的，从体制内跳出到民间，他成为公民记者，筹备多时的《民间》杂志出炉。
十年间，《民间》被叫停、公民社会被归为“七▲不讲”、南方系被“招安”。
变局中，翟明磊说：十年，欣然在野。
上海地铁九号线，松江大学城站，如上海市郊的卫星城般，万达广场拔地而起。翟明磊的茶室，便隐没在吞吐着城市扩张之欲的此地。

稍坐，周边商业的气息散去。百年沉淀的普洱，从初始泡茶的温度，到而后煮茶的时间，皆有讲究，从第一泡的清丽，到渐次的浓郁，让交谈慢了下来。

十年，就如沏茶一般，我们常常无法预料外界环境的改变，会怎样地改变茶的味道，但茶执着的沉淀，生出了陈香。




从《民间》到《壹报》
二十年前，他是怀着好奇心，闲暇时，一探“社会真相”的银行小职员。而后，随着南下的火车，在改革风气渐开的深圳，开始了记者之路。

中国调查记者正值多产之际，他握过《南方周末》的铁杆。2003年，从《南方周末》辞职，拒绝框架内的假新闻，“我为新闻而来，我为新闻而去”，“因为究其本质，我是一个新闻骑士”。

三十而立。他说，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知道自己讨厌什么。“记者是最接近真理的职业”，“真理”何为，他没有详细给出答案。也许比起带着脚镣跳舞的委曲求全，他信仰的“真理”更朴素，“事实不是罗生门，没有阶级性、党性，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他选择去做一名公民记者，倡导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立足民间，为“弱势群体”发声，是一个自由却亦不自由的选择，自由地游走在官媒失语的领域，却难免因为闯入“新闻禁地”而饱受束缚。

2005年的春天，翟明磊和朋友们筹备已久的《民间》杂志，正式发行。这是第一本民间自行组织发行的季刊，每期发行量达5000多本，容纳左翼、右翼，各路思潮的编辑部，翟明磊不无骄傲地说，“这本杂志的编委会，有着中国大陆最强阵容。”


《民间》记录在公共空间中改变社会的公益行动者的故事，倡导行动改变生存。只有3个半固定员工的编辑部，主编要同时负责校对、搬运、公关，翟明磊和梁晓燕按年度轮流当值。稿件多来自自由撰稿人，以及维权一线的农民、工人，并保留不同群体，原滋原味的写作风格。

这本不收费只接受捐助的“地下刊物”，从知识圈、调查记者圈慢慢扩散，在美国的图书馆亦有迹可循。

“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他们奉行着法国1968年学生街头革命时期的格言，也承袭着这场革命的想象力。“希望《民间》，可以让公民社会守望相助。”翟明磊举了一个例子，《民间》杂志送抵黄永厚老先生家，但先生家中书籍太多，他无暇顾及。但有一天，他看见家中保姆捧着一本杂志，默默抹泪，那本杂志就是《民间》，那一期报道了保姆家乡湖南凤凰的河流污染事件。于是，此后，老先生对《民间》，多有支持和帮助。

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因《民间》而结识，《民间》杂志也因此衍生出了立体的线下活动，组织沙龙，让民间行动者当老师，发动NGO里的经验之士，和翟明磊主力的NGO“绿根力量”一道，致力于民间草根团体、公民运动的培训。

《民间》所承受的阵痛，一面带着泥土和草根的地气:《民间》的记者手册里，首推野外生存的技巧，如防跳蚤、睡睡袋云云，在藏区、农村过年是平常事。

为了完成《被调整的目光——回复民族本土文化的环保试验》，两位记者历时三个月，行程2万8千公里，北至内蒙古边境，南至西双版纳，西至德格藏区的广漠地区，记录了国内民众自发的恢复传统文化试点行动。


而阵痛的另一面，承受着难被主流所接纳的“戾气”，“民间要有活力，校方的名号，民间的资金，人马来自民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选题敏感，敢怒敢言，资金依赖自筹。翟明磊走路时忙于开会、斡旋，都是常有之事。

纸质版的《民间》的最后一刊，是2007年夏季刊。

翟明磊已经记不清楚是第12还是第13期。但是《民间》被迫停刊前后，编辑部被干扰，家被查抄，去网吧向外界求援，没有一个支持者提出退款要求，《民间》电子版开始在网上流传......这些细节，他能很清晰地回忆起来。

他感言，在《民间》的编委会，他学会了什么是公民讨论，在最后一次编委会上，大家都从容镇定，仔细讨论最后一期的错别字与要检讨改进的内容，好像停刊之事从未发生，依然谈笑风生。“是在广州，好像小说《最后一课》，似乎下一期还会出版。”

在我们长达5小时的交谈里，《民间》被他一次又一次地提起。就像是怀着希望出生的孩子，终究还是夭折了。翟明磊写道，“没有感受过剥夺的人，往往无法体会那种苦涩的真实。”至少，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第一次，我不再是挑战正经与权威的破坏者，在一片道德废墟上，阿童木们想到了建设，建设公民的道德。多背一公斤的故事，乡村学校的年轻人，艾滋村的救助者，农村合作社的养猪传奇，贵州石门坎的妇女联合，点点滴滴的细流，温柔的人和力量。”事后，他在《去意彷徨的阿童木一代》写到投身NGO，创办《民间》的感想。

2007年，翟明磊开始做《壹报》，“壹报主人”、“一个人的报纸”，他拿出当时毛笔字书写的名片，递给我，这是他执意逆流而上的标签。当时，“新媒体”的概念才刚刚展露头角，从地下刊物到线上杂志，从几个人的编委会到一个人的驻守，《壹报》就如《民间》的延续，首篇报道是《民间》最后一期关于龙泉土地斗争的新闻。

在龙泉土地斗争的报道中，这一篇站在当权者“对立面”的公民记者之作，却意外成为了上下沟通的传声筒，在媒体的介入下，双方达成了“双赢”的协议。政府征地的同时，允许整个村庄加盖一层楼，政府不花一分钱，老百姓也获得了实际的好处。农民、区长打来感谢电话，赞翟明磊促进了官民矛盾的解决。

公民记者的禁忌更少，跳出单声道的报道的禁区，经过磨合，甚至能承担谈判者的角色，翟明磊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谈判最重要的不是互相妥协，一定要设计一个方案让大家都获得好处。”

网络风气初开，包罗万象，公民社会得以借力而为。除了线下报道（如《震旦：汶川地震预报真相》等）得以在线上广外流传，社交网络的兴起，则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

《壹报》在微博上进行了3次的线上公民课实验，每次长达6-7小时，从第一课《学会讲道理》开始，谈到公民守则、公民权利等等。翟明磊对当时愈演愈烈的线上互动讨论，印象深刻。他直言更主张社会动态的平衡，“互相要有刺激、博弈、斗争，互相保护自己的权利”。

这种观点，大抵与坚持言论自由的初衷一致，在思想自由市场中，各类言论百花齐放，问题才得越辩越明，不要害怕不同的意见。通过强权、限制言论自由的静态平衡，往往隐藏着更深重的社会危机。

端媒体近期发表的社评《万有引力之虫：从1984到美丽新世界》中提到，“2009到2011的两三年间，媒体上还能经常看到“公民社会”的字眼。遍地生长的沙龙，不断被拓展的话语禁区，和年轻人踊跃的参与，被看做是内地公民社会发育的曙光。才过了两三年，公民社会已经是“七不讲”之一，即使是私下发言，也无人再谈起这个概念”。

《壹报》的公民课，意料之中地，被叫停了。




“战胜一份恐惧就有了一份能量”
与网络上“公民社会”的讨论语境一起衰亡的，是曾经声名显赫，敢怒敢言的南方系，随着纸媒的式微，齐齐隐没于虚拟的高墙之内，扼杀于缥缈的强国梦之中。蔓延的无力感在锥心地拷问着，曾经、依然、渴望活跃在调查记者、公民社会，NGO圈中的人们。是不愿自我“阉割”让他们走到了今天，讽刺的是，也许只有自我受限才能帮助他们走的更远。民间组织想要的是“对话”，无奈却总被视为“对立”。

十年过去，翟明磊还是强调自己是一个“胆小的人”，这似乎很难让人相信。十年来，他时时为朋友两肋插刀，对抗“不可抗力”，常常为圈内人所道，“请喝茶”亦是家常便饭。他却认为，是“胆小”，让他依然可过上相对“平安”的日子。


“胆小和勇敢并不矛盾。战胜一份恐惧，就多了一份能量。”公民运动是讲求策略，要对“安全”敏感，行动果断。怀有谦卑心，与媒体打交道保持低调，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身心状态。“一个人不可能长久牺牲的，家庭无法支撑。”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要有心理隔水舱。

而谈到作为调查记者的心态，他说也许有时报道本身比较成功，但是心里还是很难受，因为看不到报道带来的变化，增生了无力感与悲观，“这个思维还是传统‘士大夫’的心态，你承担了你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记者不应该有‘解决者’的负担。”而他却同时游走在记录者与解决者的角色之间，偏向于己任的抱负，一个“个人主义”的“士大夫”，“的确很幼稚，当做一个希望去做。”他希望和传统的士大夫不一样，不是在下野的地方暗自神伤，渴望回到庙堂，而是欣然在野，哭歌民意。

他曾面临着抉择，是去做《民间》还是留在香港大学做研究？他决定还是要回到《民间》。

他也有过一段沮丧的时期。在《民间》被查抄后，翟明磊言，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忧伤种在心理”。受陈婉莹、钱纲的邀请，他在香港逗留了一段时间，做学术访问，渐渐把憋在心里的那口气，缓缓地舒了出来。

“我做民间的事，每一次从结果来说都是失败的。但屡败屡战，意义就在过程中……《民间》办了那么多期，我们已经赚到了。”他提起当年《民间》编委2006年度主编梁晓燕说的话。

对于十年来，公益行业、公民社会的变化，言其感受是，“一言难尽”。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它们看起来灰蒙蒙。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因为那些八哥、海鸥和老鹰
都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
想要个新的我们没有。
所以还是带上水桶和抹布，
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美)谢尔·希尔弗斯坦《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




从《汉声》出发，回归民间
2011年，翟明磊开始为台湾《汉声》杂志社工作，在此之前，他是《汉声》杂志的忠实读者，会自掏腰包淘来中文《汉声》的首刊。他现在也把自己在《汉声》的工作，视为另外一个回归民间的调查新闻采写，民俗田野调查加之人类学实践。

现在，作为《汉声》杂志的上海负责人，他参与了《水八仙》、《大闸蟹》、《康乾盛世》等专辑的采访、撰写、排版、出版。本本《汉声》特辑从装帧到内容都极为考究，依据不同的主题而变，一本《汉声》可能经历了240小时的印刷，九九八十一难，把传统文化从视觉、触觉到头脑的体验，都糅合在一本书中。


打开翟明磊的工作笔记本，里面记录从选题开始的个人思路、会议记录等等，还配上了随手的画作、诗作，很是玩味有趣。

他言，《汉声》杂志的工作，磨练了他的耐性和柔性。现在的自己，“文武双全”，“武”是参与公民运动的轰轰烈烈，而“文”能静性，是汉声杂志给予的契机与空间，他甚至还跑去了苏州，学习木刻。

这十年，他总结了自己人生追求到了“真善美”：一个求真的记者，一个怀有善意初心的公民，一个投身于保护传统文化之美的工作者。

“我没有成为我年轻时讨厌的那种人。”他哈哈笑地欣欣然，“虽无名无利无官无车，从这种意义上，我也算成功人士了吧。”

他递过来他的新名片，依然是毛笔字所书，写着“且将世事花花看，莫把心田草草耕”。


“下一个十年，你有什么期待？”

“没有预期，保护文化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