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后还出了谋财害命的计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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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的工作，被形容为：一是谋财，二是害命。

2015-11-3

原标题：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后还出了谋财害命的计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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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宣布开放全面二胎政策，可视为执行了3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结束。反对计划生育政策者皆视计划生育为后患无穷之恶政，但很少人去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非常不好的政策，却会在被视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开端的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实施？众所周知，1978年被视爲改革开放元年。当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标志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拉开了思想与舆论的序幕。但爲什么1980年中央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到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怎么还会出如此荒唐的政策？

依我看，计划生育的伏笔，其实早在1954年即已埋下！

1958年1月9日，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户籍制度由此建立。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开始，中国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该条例及配套制度，爲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在1952-1957年中国一五计划时期，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城市。但从1959年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2000万人。

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此后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吃商品粮”成爲人人羡慕的对象，而途径只有三条：参军、上大学、当干部。城市生活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

上面的文字读来平静，但你不知道背后有多少泪水和血腥。户籍制度直接衍生物之一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直到2003年才废止。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人员收容遣送站”，后死于非命。由此撕开了收容遣送制度部门利益追逐和草菅人命的冰山一角，媒体和法学家强烈呼吁，刚上任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水推舟，废除了这个制度。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才从文件上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但文件和媒体对他们的称呼还是“盲流”。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农转非”控制指标有所调整，一些地方开始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费用（时称“城市增容费”）就可成爲当地市民。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由此点燃，并以燎原之势蔓延至全国。据有关报道，到1994年上半年，全国约有17个省共300多万人购买了城市户口，此项收入高达250亿元，这还不包括那些未登记在案的以及黑箱操作的部分。

时至今日，户籍制度的馀威仍在，典型表现爲对城市新移民在子女上学和高考、购房、购车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

户籍管制的直接后果是城市化受阻，城市化受阻的直接后果是人与资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当全世界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面进入“资源的诅咒”的新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国大陆却还在被人与资源的紧张与矛盾搞得焦头烂额！“资源的诅咒”是指丰裕的资源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也就是资源越丰富往往发展越落后。这个理论在今天已被充分证实，不论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地区，都普遍适用。

在中外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严厉户籍管制下，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率从1949年到1978年，长达29年时间才提高了7.28%（从10.64%到17.92%），考虑到这是以城市户籍人口爲统计方法，大量公职人员（比如教师、军人、乡镇一级政府工作人员等）实际上还是住在乡下，因此真实城市化率比这还低得多。

这个城市化水平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乃至远低于同期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远远低于中国大陆自身发展的要求。可资对照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逐渐允许农民进城以后，到1998年，中国大陆城市化率由17.92%增长到30.4%，20年时间增长了12.48%，速度大大加快；1998年城市住房私有化开始以后，速度又进一步加快，到2011年已达51.27%，13年时间增长20.87%。

城市化正常进行，人与资源的矛盾就会缓解甚至出现越有资源反而越落后的“资源的诅咒”；城市化进程受到人爲阻碍，人与资源的矛盾就会越发突出。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计划生育决策前后，中国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状况：

1.节制生育成爲当时的主流观点，包括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认爲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和马寅初（被誉爲“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主张“节育”）在内，都是倾向于控制人口。当时美国人德内拉·梅多斯写的《增长的极限》提出的人口爆炸的说法，对世界影响也极大。

建国之初，马寅初就提出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危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表态赞成节育，毛泽东一开始也认爲“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很快，大跃进成爲毛泽东的一个思想转折点，他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大跃进”口号，各地放卫星，毛主席因此认爲：“现在看起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

但是紧接着，人民公社大跃进直接导致3800万左右人被饿死。这很容易被理解爲人口太多。

2.文化大革命（1966到1976）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城市已经无法安置2000来万1966-1968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老三届”）学生的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机从最初改变农村面貌的个人理想主义变成了政府解决就业的途径。

但知青下乡没有解决问题却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乃至于云南知青暴动要回城。事情到1979年才基本上以允许回城的方式解决。

受制于当时体制和思想自由度不够，计划生育决策出台前后的中国面临两大困境：

第一大困境是现实困境。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看不到出路（这也才会有80年代初的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而知青回城也看不到解决就业的途径。城也不对，乡也不对。哪里还有个对路呢？

第二大困境是思想困境。没有思想自由，缺乏足够的观点交锋，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就不可能反省到当时社会经济现实困境的产生，恰恰是计划经济和户籍限制了人口流动的结果这一个根本层面上！

正是在这两大困境之下，螺丝壳里做道场，走投无路之际，当时的决策者自然而然能想到的就是控制人口！之所以节制生育的理论当时在全球都堪称时髦但只有在中国大陆出现，原因就在于其它国家和地区没有出现我们这里出现的两大困境。

被称爲“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接受《新闻极客》采访时如此回顾35年前那场事关重大的决策：“1980年3月到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前两次讨论今后二十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政策，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应对等。到第四次会议时，带有总结性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将撰写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的任务，压到我头上。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20多人出席，讨论报告稿并进一步修改。 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异口同声的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紧张……’”

对于计划生育这样在现在看来是用一个错误的决策修正另一个或多个错误决策的做法，在当时情境看来，其实是一种基本共识，势所必然。

如果要说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对今天有什么经验教训，我想说的是：

第一，思想的自由市场太重要了！有真正自由的争论，可能延缓决策的过程。但没有真正自由争论和观点自由市场的竞争，出错的概率大增，造成的后果，将是任何人都承担不起，只能由整个国家和民族共同承担；

第二，人类对以控制爲特征的计划理性应当保持足够的谦抑，宁可采取适当放任无爲的态度和方法，也不要对自己的计划理性过于自负。虽然每个人都会出错，但个体出错造成的后果和危害，比整体出错那真是轻微多了。这在事关个体自由和社会公平的领域，尤其要慎重。

至于计划经济在漫长实施过程中，因爲执行机构利益化所造成的种种异化（户籍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亦是），更是罄竹难书。当时的计划是影响一代人，但今天事实上仅仅从生理上就已经影响整体三代人（50后中后期、60、70后和80后前期），更别说观念上的影响。事实上，从没有计划生育制度的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在城市化的背景下都已经进入了需要鼓励生育的少子化发展阶段。

有人转引某计生工作人员说的话，断非夸张。其曰：我们计生工作，对于富人，是千方百计要让他生下来，才好罚款；对于穷人，则是千方百计要将他（或她，孩子）打下来，才能完成计生指标。人们评论曰：原来你们的工作，一是谋财，二是害命。

1994年9月21日发生的北京建国门枪战事件，可能是计划生育历史上最激烈最血腥的一笔历史。当天，驻守在通县（现爲通州区）的北京卫戍区三师十二团的中尉连长、刚满三十岁、来自河南农村的神枪手田明建，在开枪打死其长官和战友后，携枪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在建国门与赶来的警察发生激烈枪战。伊朗外交官和他的一名孩子当场死亡；7名警察牺牲，20多名群众伤亡。该案造成包括团政委在内的数十名官兵伤亡、多位平民及7名武警和公安民警死亡。起因是田在农村的妻子怀了二胎，被部队通知地方计生办，派人带其妻去乡里作强制人流，结果由于怀孕已近七个月，出了医疗事故，不但孩子（后证实爲男婴）没了，大人也因失血过多险些死亡，留下了后遗症。

我写这篇文章的早晨，友人赵国君兄转来索维克·查克拉瓦地（Sauvik Chakraverti）《爲了穷人，政府必须从市场中走开》的雄文，简直是神助我也！录其中一段文字作爲本文的结尾：

“政府不能制造就业：它只会收税和消费。只有经济是自由的以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受来自政府老爷的阻碍，就业才会产生。在‘乡下’，有大量‘没有土地的劳动者’和‘贫困的农民’，其失业情况如何？很简单，事实是他们将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并注定一生贫困。他们没有过剩的产品拿到市场去交易。在印度的乡下花钱去‘创造’就业毫无道理。更合理的是，建设一个有500座自由贸易城市的国家，并请那些来自农村的穷人移居到这些城市，参与到更可能详尽的劳动分工中去。随着发展，国家从农业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将会减少，服务业和生产业都会超越农业。如果更多的人们被捆绑在依赖农业的生计中，他们将注定一生贫穷。城市化是帮助农村穷人的最好办法。在自由贸易下，哪怕他们在路边开个小店，也将等同于获得‘就业’。今天，我们有一个城市发展部门和扶贫部门，这些系统都是在压榨街道小贩的赋税。而所有穷人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爲了穷人，政府必须从市场中走开。”

他说的是印度，对中国同样适用。计划生育和户籍管制的历史告诉我们：以爲拥有最强大力量的政府，到头来一定会变成最无能最无力的政府！就像当初计划生育决策时面临的困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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