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墙：族群与宗教冲突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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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与宗教冲突的政治经济学：三个国家的故事(上) | 敦伦政经学院

2015-11-15 小墙 敦伦政经

文/ 小墙

族群冲突与宗教冲突的新闻常常出其不意地攻陷我们的荧屏，播撒着恐惧的种子。愤怒而怯懦的旁观者有时会提出一种霍布斯式的解决的方案：如果有一个卡扎菲、巴沙尔式的世俗专制的政治强人独揽大权，这些惨剧就不会发生。但是对族群冲突和宗教政治的定量研究并不支持这种判断。

一、卢旺达：“强人和平”的失败

强人政治极少有维护族群和谐的动机。尽管“强人政治”的说法令人迷惑，但没有任何政权是一个人一手控制的、完全自主的超级利维坦。任何人的统治都依赖或大或小的统治联盟支持(de Mesquita & Smith 2011)。在族群割裂的国家，“强人”政府通常依赖一个族群支持来维持统治，如果仇恨和冲突帮助他们巩固这种支持，他们很乐意火上添油。近些年，对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让我们对这个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屠杀的背景。卢旺达长期存在占多数的胡图(Hutu)和占少数的图西(Tutsi)两个族群。臭名昭著的比利时殖民者通过扶植图西族加剧了两者的矛盾。卢旺达独立后胡图人掌握了政权。1973年，胡图人军队高官Habyarimana发动军事政变篡取了总统一职，并通过一系列“得票率”高达99%左右的作假“选举”延续了20年的独裁统治。Habyarimana的强人统治下，卢旺达的经济有点滴的改善，但这并没有使它脱离地球上最贫穷国家的行列。

Habyarimana本人并不格外仇恨图西人，他在执政早期有限地改善了两族人的关系。然而威权政治的逻辑高于统治者的意愿，在他统治集团内部反图西势力的压力下，他一再让步。1990年，图西人组成了“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乌干达向卢旺达进军，发起革命。内战爆发后，Habyarimana提出了“胡图力量”意识形态，以及“胡图十诫”，把通婚的胡图人斥为叛徒，煽动仇恨对抗图西人。1993年，Habyarimana在国际压力下同意停火讲和。次年，他乘坐的飞机被不明势力击落，他剩余的统治圈子立刻接管政权，在第二天发动了臭名昭著的种族屠杀。短短一百天内，80万人——图西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卢旺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屠杀中丧命。

近年的研究用数据勘察到卢旺达政治精英如何通过多个渠道策划、指挥了这场暴行，其手段令人发指。如果看过电影《卢旺达饭店》，你大概会记得收音机中那个低沉邪恶的声音咒骂着图西“蟑螂”，威胁要除掉他们。这个政府要员控制的电台叫做RTLM，它真实地存在，也被广泛认为在屠杀前就散播对图西人的恐惧和仇恨。Yanagizawa-Drott(2014)发表在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论文研究了RTLM对屠杀参与的影响。他采用无线通讯中常用的ITM/Longley-Rice算法，利用了卢旺达崎岖地势造成信号接收不均这一外生因素，从而估算出了RTLM信号接收对屠杀参与的影响。他发现RTLM协调了武装组织和军人的行动，显著增加了屠杀的效率。他进而用估测到的参数进行模拟，发现假如联合国在屠杀开始时当机立断干扰RTLM讯号，屠杀中的死伤会减少十分之一。

大众传媒并不是卢旺达政治精英激化矛盾的唯一手段。Bonnier, Jonas Poulsen, Rogall & Stryjan(2015)定量核实了“政治精英们用屠杀前的社区集会煽动仇恨”这一传言。Habyarimana执政期间恢复了卢旺达前殖民时代社区集会与社区工作的传统。这一政策结合了经济和意识形态考量。经济上，卢旺达是一个极度落后的国家，致力于修建和维护基础设施的社区集会对经济有促进作用。意识形态上，Habyarimana强调社区工作是对胡图族“真正的卢旺达人”耕作传统的回归，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边缘化传说中具有牧人起源的图西族。一些采访资料显示，政府可能利用这些集会鼓动对图西人的仇恨。这些社区活动在每个周六举行，强制村民参与。但因为多数社区工作是户外的，加上卢旺达的土路崎岖狭窄，降雨时泥泞难以行走，如果周六下雨很少有人会参加。出于缺乏社区集会数据，以及因果识别考量，论文作者通过周六的降雨间接考察了社区集会在屠杀中的角色。作者收集了卢旺达各地屠杀前四年的降雨GIS数据，发现周六降雨多的村落对屠杀的参与率显著较低。这一效应在控制了一周中其他日子的降雨后仍然稳健，并且其他日子的降雨对屠杀参与率毫无影响。这强烈指示政府组织的社区集会部分地对屠杀负责。

在屠杀过程中，政府军队的施压、强迫、煽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Rogall (2014)研究了这一经过。作者考虑到，中央政府的军队调度可能是选择性的，因此简单的回归分析不能识别军队派遣对屠杀的因果关系。前文提到，卢旺达的道路主要是土路，尤其小路降雨后泥泞难行，连机动车都受到很大阻碍。出于效率考量，来动员屠杀的军队会尽量选择连接道路易于通行通行的村庄，从而保证他们在单位时间内访问尽可能多的村庄。Rogall博士利用这这一外生因素，通过工具变量回归，发现离主干道路远且降雨多的村庄较少被军队光顾，同时也有更低的屠杀参与率，而控制变量表明这并不是降雨本身或偏远本身造成的，两个因素同时出现才会对屠杀产生影响。模型模拟显示，军队的参与、煽动和胁迫对百分之八十以上平民参与负责，如果联合国能够对主要军事基地进行干预，大屠杀或许可以避免。但国际社会在全过程中保持了可耻的静默。

除了证实了军队动员在屠杀中的重要作用，Rogall博士在文中还揭示了数据中的一些重要模式，对进一步理解民众和政府在屠杀中的角色有启发。Rogall博士查看了村落人口组成和军队派遣的关系，建模分析表明军队的目标似乎并不是最大化杀死的图西族人数量，而是在试图最大化胡图族人对屠杀的参与。这核实了专家们的一个猜想，即卢旺达政府希望制造一种全民的道德沉默——如果每个人都是施害者，那就没人能对施害者掷出第一块石头。文章还发现，军队动员的努力在两族人民通婚多的地区受到了较大的阻力。总之，卢旺达屠杀并不是一场暴民的狂欢，而是专制政府的杰作。胡图和图西两族虽然存在民间仇恨，但很可能不至于促使他们在这样的规模上拿起屠刀。面对族群冲突，利维坦恶果并不小于无政府的混乱。

万幸，我们非生活在一个霍布斯式的“无政府-利维坦”二元世界。在政治制度的其他象限是否存在对族群和宗教冲突的解决方案？肯尼亚的族群之争和土耳其的宗教问题会对我们有所启发。敦伦政经将在即将发布的本文下篇中讲述这两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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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Bonnier, E., Poulsen, J., Rogall, T., & Stryjan, M. (2015). Preparing for Genocide: Community Work in Rwanda. Working paper.
de Mesquita, B. B., & Smith, A. (2011).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Rogall, T. (2014). Mobilizing the Masses for Genocide. Working paper.
Yanagizawa-Drott, D. (2014). Propaganda and conflict: Evidence from the Rwandan genocid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 1947-1994.


族群与宗教冲突的政治经济学：三个国家的故事(下) | 敦伦政经学院

2015-11-16 小墙 敦伦政经

文/ 小墙

二、肯尼亚：民主的作用

在前文中我引用了卢旺达屠杀的研究说明，面对族群冲突，利维坦恶果并不小于无政府的混乱。幸运的是，我们无需从这二者中选择。民主是否对解决族群纠纷有所助益？不同族群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以及不同的地理位置，这些因素使他们对政策有不同的偏好。如果政策长期偏袒一方，这既背离了人类的道义直觉从而滋生摩擦，也增加了暴力和冲突对受害方的收益。假如民主制度能够不偏不倚地对待这些偏好差异，那它很可能是族群冲突的解决之道。但民主能做到这一点吗？

Burgess, Jedwab, Miguel & Morjaria (2013) 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用肯尼亚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考察了这个问题。肯尼亚独立后经历了在民主和威权间的反复更迭，无论民主时期和威权时期，先后都有Kikuyu和Kalenjin两大族群的总统执政。Kikuyu和Kalenjin分别聚居在不同的地理区域。文章观察了该国中央化的修路建设，发现威权时期总统族群聚居的地方修建的道路明显多于其他区域，而在民主时期这种偏袒并不存在。理论建模表明，民主通过对领导人的权力的制衡降低了他们实施偏袒政策的能力，从而均等化了公共物品的提供。这既促进了公平，又降低了偏袒某一族群带来无效率。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非洲在民主时期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其威权时期。我们不妨猜想，经济政策之外，在社会、文化领域，民主也能带来相对公平的决策。

三、土耳其：在宗教社会与世俗精英之间

接下来，我们谈谈如何看待政治在宗教问题中的位置。伊斯兰教当代麻烦不断，不仅是小部分教徒屡屡打着宗教的旗号犯下恐怖主义罪行，伊斯兰教国家女人的权利和经济地位也常常受到剥夺和限制。在一些人的想象中，独立于社会文化的，自主的世俗政治强人才是伊斯兰世界的救世主。

Meyersson(2014)挑战了这种观念。该文研究了土耳其90年代的市长选举，试图估测伊斯兰教政党的市长对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但如果只观察无条件的相关性，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识别因果关系，因为宗教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的地方更容选出伊斯兰教市长，我们无法区分是社会势力还是伊斯兰市长影响了女性的受教育机会。采用“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Meyersson博士聚焦于那些选情激烈，伊斯兰政党候选人险胜或“险负”的城市——几票之差决定的输赢，大概怎么不反映宗教保守势力的强弱。（为了统计结果的稳健性，文章按照惯例加入了一个得票差距的多项式控制。）他发现，一旦采用了这种严谨的因果识别策略，伊斯兰市长显著地提高了女性接受并完成高中教育的比例——这和粗糙地观察相关性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Meyersson的研究结果让所有人难以置信，以至于这篇文章一度难以发表。但是他的统计方法和理论解释经过了时间检验，这篇文章最终发表于经济学顶级期刊Econometrica上。

但是如何解释这惊人的发现呢？土耳其的精英主义政府不顾伊斯兰教在该国的根深蒂固，把世俗化写入宪法，直到90年代伊斯兰教政党Refah才在地方选举中遍地开花。Meyersson认为这些平民主义伊斯兰市长当选后常常忽略中央政府强加的各种世俗规则，如女生不得戴头巾上学等规定，这使长期被政治精英忽略的传统伊斯兰教家庭更支持女儿去受教育。同样重要的是，伊斯兰教政党与当地宗教组织关系更好，而后者是土耳其地方教育资金的重要赞助者。Meyersson(2014)用数据验证了，伊斯兰政党执政下确实存在更多非政府投资的教育建设。

土耳其的经验表明，对于伊斯兰社会的治理，正确的态度不是居高临下地强加一个世俗的政权，造成政治与社会的脱节。相反，要认识到伊斯兰教在这些社会中深刻的根基，并认可穆斯林的政治权利，让他们在对民主政治的参与中发现良政的意义以及宗教信仰在政治生活中的正确作用。基督教在其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也不曾经历强加的世俗化，而是其自身的能量让它向更促进教育和知识积累的方向发展(Becker & Woessmann 2009)。Meyersson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一旦伊斯兰教市民社会被允许踏入公共治理的领域，他们比世俗精英主义更好地促进了妇女受教育权，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直被认为先天不足。或许，宗教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解决之道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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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Becker, S. O., & Woessmann, L. (2009).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4(2), 531-596.
Burgess, R., Jedwab, R., Miguel, E., Morjaria, A., & Padró i Miquel, G. (2015). The value of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road building in Keny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eyersson, E. (2014). Islamic rule and the empowerment of the poor and pious. Econometrica, 82(1), 22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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