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现象批判——评叶小文：“活佛转世”也要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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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降边嘉措先生今日在他的微博上发表这篇署名文章，指出：“这些年假活佛猖獗、藏传佛教界乱象丛生，根子在叶小文，叶小文是罪魁祸首，他必须承担责任。”降边嘉措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格萨尔》研究中心主任，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博士生导师。


叶小文现象批判——评叶小文：“活佛转世”也要打假

文/降边嘉措




活佛打假，必须从批判叶小文的错误开始

2015年12月8日，叶小文同志发表了题为《“活佛转世”也要打假》的谈话，国内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地给予转发。

叶小文同志一开头就说：“有心术不正的人，图谋在活佛角色上捞一把，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不久前演员张铁林的一起（坐床）闹剧，揭开了近年来一些假活佛招摇撞骗的社会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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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真相的人，也许会认为叶局长这次真的要动真格，打“假活佛”。

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叶小文这是在玩弄金蝉脱壳之计，抛出个“演员张铁林”做替罪羊，开脱自己，嫁祸于人，掩盖近几年来社会上假活佛猖獗，藏传佛教界乱象丛生，事件不断的现实，继续“以假充真、以假亂真”，继续伪装自己，打击和陷害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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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叶小文自我吹嘘，说他在“宗教工作岗位工作18年余”如何如何，俨然一个“宗教问题专家”。实际上，熟悉情况的人、尤其是长期从事统战、民族、宗教工作的一些老同志，早就尖锐地指出：叶小文担任宗教局长14年的时期，是除“文革”的动乱时期，我国藏传佛教界最混乱，问题最多的时期，乱象丛生，事件不断，政府有关部门与藏传佛教界的僧尼大众和信教群众关系最紧张、最不好的时期。藏族基本上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佛教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也影响到民族关系，干群关系，破坏了汉藏两个兄弟民族的传统友谊，是民族关系、汉藏关系、干群关系最紧张、最不好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而叶小文不但不进行反思，不做起码的自我批评，反而像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所指出的那样：“把耻辱拿来吹嘘。”

白玛奥色和张铁林表演的活佛“坐床”闹剧，是表面现象，是前台小丑，假活佛的始作俑者是叶小文，根子在叶小文，是叶小文种下的毒种，结出的一个毒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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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清算和批判叶小文同志这十几年的错误，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本文针对叶小文的《“活佛转世”也要打假》，择其要点，予以批判，说明这些年假活佛猖獗、藏传佛教界乱象丛生，根子在叶小文，叶小文是罪魁祸首，他必须承担责任。

叶小文胆大妄为，改组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

第一、1955底1956年从四川藏区开始，1957年—1958年在甘肃、青海藏区开展，1959年在西藏全面铺开的民主改革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由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过去基本上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因此，同时开展了宗教改革。或者说，宗教改革是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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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政教分离。叶小文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管理”的名义下，由宗教部门直接管理一切宗教事务，实际上实行“政教合一”。

第二、50年代中后期在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废除寺院内部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基础上，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主选举，建立了以贫苦喇嘛为主的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民管会”。对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拥护民主改革，反分裂，反叛乱。宗教上的要求是：遵守教规教义，有一定的宗教修养。同时要不断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引导僧尼大众和信教群众坚定不疑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除老弱病残者外，要求一切僧尼参加劳动，放弃剥削，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鉴于当时DL流亡国外，拉萨三大寺都被定为“叛乱寺”（当时是这么定性的），又认为历代班禅系统一贯坚持反帝爱国的立场，十世班禅的主寺扎什伦布寺没有参加叛乱，日喀则地区社会基本稳定，中央决定首先在扎什伦布寺进行寺院民主改革和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的试点，然后逐步向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推广。

中央责成十世班禅亲自负责扎寺的民主改革。在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做决策，制定方针政策；李维汉、乌兰夫和习仲勋负责具体领导。习仲勋同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是周总理在统战、民族、宗教方面的主要助手，在这期间，亲自指导十世班禅，成绩显著，他们之间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在宗教方面，由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会长的喜饶嘉措大师和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给予协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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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十世班禅当选为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在藏传佛教的寺院，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建立以贫苦喇嘛为主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寺院，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是一场革命，是一个创举。受到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赞扬。

我参加了有关文件的翻译，对当时的情况有一些了解。1962年-1964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大师被打成“班喜反党叛国集团”，班禅大师身陷囹圄达十年之久，喜饶嘉措大师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在破“四旧”时，寺院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寺院开始进行整顿。基本上又是50年代的原班人马，只有德高望重的喜饶嘉措大师已经仙逝。中央再次责成十世班禅负责整顿。在中央，习仲勋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管西藏工作，李维汉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乌兰夫任统战部部长、杨静仁任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委主任，还成立了以赵朴初为主任的指导委员会，他们一如既往地给予十世班禅支持和指导。

文革后，80年代的寺院整顿，除了上述基本要求，还特别要求民管会的成员在“文革”中没有搞打砸抢，不是“三种人”，没有参加破坏寺院、盗窃贩卖佛像等文物的“破四旧”活动。要求更高，素质更好。在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赵朴初的指导下，十世班禅再次当选为民管会主任。

之后不久，李维汉、乌兰夫先后逝世。1989年1月，十世班禅圆寂。“六四”以后，习仲勋和杨静仁、阎明复离开领导岗位。丁关根、王兆国先后任统战部部长，叶小文被调到统战部，任二局即民族宗教局局长，后来担任国家宗教局长，共约18年之久。

“六四”以后，他们在“整顿”的口号下，否定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杨静仁、阎明复、班禅大师、赵朴初的做法，彻底改组了扎寺民管会，另组班子，将经过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政治运动考验的优秀骨干，高僧大德全部打下去（请注意，我说的是“全部”）。另外选一些听他们话，跟他们走的人组成新的管理机构。那些人不孚众望，仅仅是“听话”而已，实际上是派驻寺院的以党的高、中级干部为主要领导骨干的工作组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包办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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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作法引起僧尼大众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也破坏了宗教界内部和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造成混乱局面。于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实际上是压制，强行向全藏区推广他们的错误做法。

叶小文们的这种做法，也遭到阿沛副委员长，藏族老红军天宝和扎喜旺徐等藏族领导同志的批评和反对。但他们置之不理。天宝是藏族老红军，解放初期任中央西藏工作团团长，是第一届中共西藏工委唯一一位藏族委员，后来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西藏军区第二政委，参与和领导了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对有关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他曾尖锐地批评：“这种做法，是‘政教合一’。”

天宝这样老红军、老革命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可见叶小文们有多么狂妄！天宝曾亲口对我说：“他们把我当成了党内的统战对象。”叶小文曾经自我吹嘘：“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我和维群、斯塔我们三个人制定的，得到中央的赞成和支持。”

叶小文一个小小的局长，胆大妄为，敢于这么讲，这么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与“六四”以后中央领导的变更有着密切联系，与西藏根深蒂固的所谓“西南派”与“西北派”之间的斗争有着密切关系。“六四”以后，在中央统战部，在西藏，所谓“西北派”全军覆灭，“西南派”一统天下。叶小文们对当时中央的领导机构，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做了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在危险地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在正常情况下，借用一句俗话：给叶小文一百个豹子胆，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做。但是，在“六四”以后那样一个特殊的政治格局下，叶小文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掂量得失，进而决定赌一把，进行政治投机和政治赌博。充分暴露了叶小文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一个政治赌徒。叶小文多次说过“豁出去啦！”这样的话。这不是共产党人的语言。我曾经在统战、民委系统工作多年，从来没有听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刘格平等领导人讲过这样的话。“豁出去啦！”是赌场上的话，是赌徒语言，是赌徒心态的反映。

实际上，他们否定的不只是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十世班禅，他们公开鼓吹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否定建国之初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朱维群公开说什么50年代的民族政策“过时了”，宣扬“***治藏路线”。叶小文们头脑发热，野心膨胀，要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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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文别出心裁，颁发什么“活佛证”，藏传佛教界的大量假活佛因此滋生

第三、在所谓“清理寺院，清理活佛”时，叶小文别出心裁，发什么“活佛证”。谁是真活佛，谁是假活佛，寺院自己不能定，高僧大德不能定，普通的僧尼大众更无权过问。由谁来决定呢？由各级宗教部门来确定。他们审定后，发给“活佛证”。

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活佛证”。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和80年代，也没有发过。活佛不是寺院认选，僧人认证，而是由宗教局发“活佛证”来确定，叶小文成了最大的“教宗”。由此造成了一系例混乱和腐败现象。社会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宗教界买“活佛证”，各级宗教局成了拍卖公司，叶小文是最大的老板。

他们究竟卖了多少活佛证，搞了多少钱？谁能说得清？查得清？白玛奥色和张铁林“活佛”花了多少钱？给叶小文们送了多少红包？叶小文、朱维群带头，宗教局的头头们频频地亲切接见，合影留念，究竟得了多少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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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网上、媒体在宣扬一种观点：有“活佛证”的就是“真活佛”。我说不对，拿着叶小文们颁发的“活佛证”，招摇过市，骗色骗财，盗窃寺院佛像，倒卖走私文物的“活佛”，大有人在。叶小文就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一张“活佛证”，证明不了什么。

这种情况早就引起了党内高级干部天宝、扎喜旺徐等老红军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判。阿沛副委员长生前也曾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叶小文们有恃无恐，置若罔闻，不理不睬。

活佛大小与行政级别挂钩，助长了藏传佛教界的腐败现象

第四、叶小文局长对寺院进行行政化管理，定级定职，活佛分大小，规定什么县级活佛，地（州）级活佛，省级活佛，什么级别的活佛，能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各种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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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活佛为了当地（州）级活佛，地（州）级活佛为了当省级活佛，省级活佛为了进入中央机构，到处跑关系，到处送红包，社会上官商勾结，藏族地区官僧勾结，一片混乱，一片腐败。不但破坏了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和教规教义，玷污了藏传佛教的纯洁性，而且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一批党政干部被假活佛、假喇嘛拉下水；而另有一批党政干部，主动把他们贪婪的手伸进寺院，伸向佛教界，正如叶小文所说：“图谋在活佛角色上捞一把，以假充真、以假乱真。”一大批假活佛，假喇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腐败严重，乱象丛生，莫此为甚。

请问叶大局长，你自己捞了多少？！

2015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