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升学名额调整引发的“反革命集团案”

bridged

原创 2016-06-03 九思 九思历史小站

题记：

2016年中、高考临近，高考录取名额的跨省调拨再度引起了人们对教育公平的广泛关注，部分名额调拨较多的省份还发生了家长聚集事件。但也许是“房间里的大象”已经存在太久了，大多数家长的诉求仍局限在要求政府更加公正地“分配”招生名额上。可实现教育资源的分配正义，首先是要破除计划体制下能够公平分配教育资源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我们拨转时针，回到59年前，通过一件“反革命暴乱案”看看权力是如何凌驾于教育之上的，以期在提升认知和丰富人性上，给予了我们一定的启迪。

（为了更全面地交待事件的历史背景和细节，文章写得较长，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的读者，可以只看标粗标红的部分。）




一、体制变革下的学生维权



1957年6月12日，距离中、高考还有屈指可数的日子，本该是安心复习备考的时候，湖北省汉阳县（现武汉市蔡甸区）第一中学的学生们却坐不住了，躁动的氛围充斥着整个校园。汉阳一中是当时汉阳县最好的中学，网罗了县城和周边乡村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躁动的起因，便是这些孩子最为关心的升学问题。当日上午第四节课，青年女教师李穗在给初三（四）班上课时，批评有些同学不专心学习，无意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个中取个把，并告诫学生们要发奋学习，不然到时耽误一生，后悔莫及。本来是苦口婆心的谆谆教诲，却无意中点燃了导火索，学生们很快聚集起来，先后找学校负责人和相关政府部门要求核实消息，阅读文件。但是，这样一件因升学问题而引发的学生聚集事件，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很快被无限上纲、放大、扭曲、妖魔化，成了“围攻县政府”的“反革命暴乱案”，并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重要罪证大肆宣传，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汉阳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当时一系列体制弊端的集中体现。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新政权开始快速推进重工业优先的国家工业化战略。由此而生的“统购统销”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既加大了农村人口推力，又减弱了城市人口的吸力，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区隔与身份区隔，进而引起了城、乡，特别是乡村中小学生的毕业分配问题。早在1953年和1954年间，中小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就出现了。1954年，全国约有60%即23万初中毕业生，约有63%即209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1955年的情况更严重，有71万多初中毕业生和266万多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以后3年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将有170余万人，高小毕业生将有880余万人。[1]1956年高校招生指标在“冒进”的氛围下大幅提高（从1955年的9万多提高到18万多），导致该年招生比例畸高，学生、家长对升学期望很大，更加大了1957年中小学毕业生的分配压力。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特别讲到了城镇青年的问题，就是因为当时中小学生在升学和就业上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1956年下半年“反冒进”措施的实施，影响到教育部门压缩了1957年的招生规模。当时估计，大约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升不了大学，三分之二的初中毕业生升不了高中和中专技校，五分之四的高小毕业生升不了初中。[2]国家当时关于初中高小毕业生的基本政策是：除招考少部分人升学外，主要是号召“组织一部分人去从事工业生产，大部分人去从事农业生产。”[3]这在毕业形势异常严峻的1957年就更为明显了。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根据3月22日刘少奇与长沙市中学生代表的座谈，发表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中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4]


五十多年前，也是这样一群少年，期待着命运的改变。


对于毕业分配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震荡，中央也有所预计。在刘少奇的讲话中，他着重谈了中小学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的问题，指出“现在，全国各地今年应届毕业的学生情绪都很紧张，他们正在集中精力准备升学的考试，各校教师也在努力帮助学生准备升学的考试……但是应届毕业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教师，特别是他们的家长，对于他们的出路都应当有升学和不能升学的两种打算。”对于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学生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错误观点没有受到批判，正确观点没有真正树立；因而现在相当多数的学生对下乡种地在情绪上是有抵触的，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当然，只要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好，这些又都是可以改变的。”

在中央指示下，湖北省教育厅于1957年4月10日向全省各中学下发了《关于做好中学应届毕业生及其他年级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出：“今年是我省教育工作从不正常现象开始走上正常现象的第一年，大家思想准备不足，而去年升学率大（注: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达到了90%以上），今年升学率减低，弯转得急；其次，今年不能升学的毕业生的出路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而当前学生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还存在一些片面看法，加之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和害怕艰苦的思想未能很好解决，思想阻力较大。”要求学校、教师积极进行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回乡生产的决心。

然而，升学问题与当时的许多社会矛盾一样，单纯靠“思想教育”是难以解决的。中共建政后，急剧的社会变动带来了权利格局与利益格局的结构性震荡，所谓的“地富犯坏”分子和“资本家”自不必说，就连许多普通的农民、工人和学生也对某些方针政策产生不满和对立情绪，农民“闹退社”、工人学生“闹事”的情况多了起来。同时，在进行社会整合和改造的过程中，基层干部权利不断扩展却缺乏监督，贪污和“强迫命令”的情况日益严重，基层政治生态趋向恶化。这些问题的出现，逐渐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公布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动荡，并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继而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月底，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章，宣布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湖南省教育系统也动员学生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帮助整风。6月上旬，汉阳一中遵照上级的指示，召开“学代会”，以民主形式给学校领导和学校工作提意见，帮助党支部整风，副校长王建国受校长韩建勋委托，作了题为《大家动手，勤俭办校》的报告，学生代表共提出整风意见340多条。参加会议的县委文教部张副部长和到过会的韩县长，当时都说会议开得不错。



“大鸣大放”和“学代会”的召开，使学生们对教育政策和学校工作的不满不断累积，唤醒了校园残存的“五四”精神，为之后的“闹事”奠定了组织条件和思想基础。就在学代会即将结束的6月12日，以升学问题为导火线，“汉阳事件”发生了。早在事件发生前，录取名额有可能降低的消息就已经引起了学生和家长们的关注，只是在当时封闭的信息条件下无法得到明确。与大部分学校一样，1956年该校初中毕业生有90%的升学率，而根据《教师报》刊载的湖北省1957年的招生计划，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只有5%（后调整为26%），其中绝大部分还分配给了武汉和少数几个专区直属市。该校学生多是农民子弟，在当时户籍制度日益严格的情况下，该政策下达后，意味着大多数农民的孩子永无跳出“农门”之日，只能在田埂上守一辈子。

下课后，录取名额降低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初三，全校九个毕业班顿时都像炸开了锅，学生们走出教室，涌向操场，情绪都比较激动，要求校长当面回答“升学比例”并要看相关文件。校长当时正在准备午睡，他回答学校没有文件。当日下午，学生们写出标语，喊着“我们要求升学”“全国统一招生”“消灭城乡招生差距”“扩大招生比例”等口号走出了校园，并自发骑自行车和到邮电局给县二中、三中学生打电话通报消息。学生们先是拥到了县教育局和县人民委员会，要求核实消息，看相关文件，未得到明确答复。之后，学生们又听说县长在县委会，便一窝蜂涌向了那里。在县委会，学生们对在场批评他们行为、警告他们“不要被反革命利用了”的县兵役局局长和县委干部进行“围攻”，兵役局局长还被学生们带回了校园进行“辩论”（当晚即放回）。

13日上午，又有数百名学生高呼着“拥护宪法”“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列队前往县政府。副校长王建国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带着部分教师跟着游行的学生做说服工作。游行的学生代表要求与县长韩茂林对话，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公布招生比例；二、全国统一招生；三、城乡招生比例一致。县长在县政府大门外答复学生，告知县里无权决定升学指标（招生指标权限在专区和省里），并要求学生回校上课。韩的解释令学生不满，要他一同去省里反映情况。一种说法是，当学生们押着县长要走时，被一些县政府干部截了下来，并扭打扣留了几名学生。王建国为防止事态扩大，赶来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学生，干部坚持不放，双方矛盾激化。但据韩县长本人回忆，当时他要求王建国把学生带回去，王建国便发动部分学生动员大家回校了，并没有发生要把他带走继而引发肢体冲突、扣留学生的情况。[5]学生回校路过县委会时，又进了县委会，还想找招生的文件看，有几个干部阻拦他们，引起纠纷，双方都动了手。在干部与闹事的学生争吵加剧时，一些基层干部不知怎么调来了几百名工人和农民，也上街游行，喊着“保卫县委!”的口号，介入冲突，学生很快被驱散。干部、工人和学生在冲突中都有人被打。到此，学生再不敢妄动，陆续离散，有的学生被家长拉回家，事态即告平息。[6]


二、被操控的“真相”


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后续的发展很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就在学生们“闹事”前四天的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告了“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而“汉阳事件”正好可以用来说明“反右”的必要性。在“宁左勿右”的思路下，无论是汉阳县委还是孝感地委，都对事件做出了过度的定性，并将大量未经核实的情况上报。14日，孝感地委发出指示，认为学生闹事不是内部矛盾了，是“敌我性质”的矛盾。15日，孝感专署和汉阳县委调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调查团进驻汉阳一中，宣布学生这次闹事是“反革命事件”，要求学校师生都留在校内接受审查。接着，前来采访的记者为了“配合形势”，又将本来不实的材料进行了“加工”，登在内部刊物上。

笔者在1957年6月22日的《内部参考》上，找到了这篇在事件发生仅仅四天后（17日），即发到新华社的报道。报道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利用学生不满情绪”，制造的“一次暴动性的学生闹事”，“不少人贴出了‘欢迎国民党、蒋介石回来’反动标语，并把县委会的牌子翻过来写上：‘以革命的手段打倒反革命！’”甚至“有的学生跑到军火库去”，图谋“打毁发电厂”，因为“保卫较严密”，才没有得逞。报道还夸大渲染了学生们的暴力行为，说他们不仅暴力殴打绑架县委干部、试图捆绑县长，还在13日下午的请愿中冲进县委办公楼，一部分“把县委的办公楼打得一塌糊涂，各单位的牌子亦被打了下来，玻璃大部被打碎，监委会、党支部的部分文件和档案也被抛出窗外”，另一部分把“县委三十多个干部分割包围起来，拉拉扯扯，有拳打脚踢的，有拿绳勒脖子的，干部们被扭打的不敢还手”，导致“县委干部被打27人，被捆7人，受伤13人，重伤住院3人。”而且，从这篇报道中我们也能看出，严肃处理这一事件，造成声势，无疑有利于基层政权稳定局势，消弭潜在的异见力量。比如报道中说这些学生不只要求扩大招生名额，还“挑拨工农、党群关系，”“教员中过去被斗的反革命、不满分子起了指挥和带头作用。”事件发生后，县委“派130多个干部到乡、镇去解释事件的真相，”以安定各界群众的情绪，“避免农民上了反革命分子及各种流言蜚语（如县委雇人打学生、国民党占领了汉水下游、县级机关跑了等）的当。”[7]




接着，按照既定的性质，调查组认定“前台”闹事的是学生，幕后指挥的是教师，而教师的问题根子在领导，以所谓“超过土改的声势”，发动全校师生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要求人人交代，个个检举，收集“反革命罪证”，抓“反革命分子”。运用“阶级分析法”，调查团很快把矛头指向时年32岁的副校长王建国。他出身富民，又有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下属青年组织）的历史问题。而且，当时县一中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韩建勋是个土改干部，被教师们认作是不懂教育的外行，教师们任何事都主动向王副校长请示，调查团便认定王是响应大“右派”章伯钧的“争权”思想，妄图篡夺一中的领导权。为此调查组将王建国定位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并且将凡与王在工作上稍有接触的人都列为集团成员，共计数人。最倒霉的是初中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他有个爱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批斗王建国的大会上，钟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被台上的工作人员发现，当场揭露钟在向王“使眼色”，立即隔离禁闭，继而将之列为集团“骨干分子”。

在当时的政治逻辑下，只查出一个中学副校长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深挖事件背后的“反革命背景”，国际上要和“波匈事件”联系起来，国内要和“右派势力”向党进攻、敌对阶级的人还在心不死联系起来。一个学生写的交代材料使调查团如获至宝。此生交代，游行时路过县文化馆，向图书管理员杨焕尧借开水喝，杨说没有开水，只有冷水；向杨要电话打（联络二、三中学生），杨称打电话应去邮电局。杨焕尧是“民盟”成员，曾按照县统战部的意见，到汉阳一中联系“民盟”的发展工作，有过发展王建国为“盟员”的意向。而此时，“民盟”中央的两位重要领导人章伯钧和罗隆基已经被毛泽东亲点为所谓“章罗同盟”，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同时，湖北省民盟主委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县里，一条完整的“反革命黑线”显示出来了，调查团总算找到了一中事件的“反革命背景”，正好能配合全国“反右”形势。

调查团最后的结论是：汉阳县一中发生的学生闹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极为罕见的反革命事件，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一中的副校长王建国对党不满，为首纠合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以及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组织“反革命集团”，散布“反党言论”、“反动言论”、“右派言论”，煽动学生搞“大民主”。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是“民盟”成员杨焕尧（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总后台”是“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王建国等人散布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五的“谣言”，制造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捣毁和扰乱了县委、县人委、兵役局、邮电局等四个机关”“损坏和拿走电话机两部、自行车四辆、大小办公用品四百零六件”，“捆打干部二十九人、工人十一人”，“张贴、涂写反动标语四百七十四条”，“密谋炸电厂、抢仓库、劫监狱……被我发觉未遂”[8]

9月6日，汉阳县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汉阳事件”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对胡平轩、邹振钜、胡斌等9名教师和一名学生分别判处2至15年有期徒刑；将教师李穗等3人送劳动教养；给另外3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校长韩建勋等11名教职员和10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收到党纪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团籍、学籍和勒令退学。而间接受此事件牵连、影响者，则更为众多。在1986年对此事件的平反中，仅调查人员就发现有6名原一中学生当时虽未受处理，但被报刊公开点名批判后，其后果甚于行政处分；有7人升学以后，因“事件”问题在其他运动中被处理回家；有3人是在参加工作后，因有这一“历史”问题受到处理。作家刘富道先生是汉阳一中1959级毕业生，当年事件的亲历者和间接受害者（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未被录取）。他曾花了七年时间写作了长篇传记文学《汉阳事件》，其中记载了更多一中教师和学生的坎坷经历。这起人为制造的中国“匈牙利事件”，以多人的生命和青春时光丧失为代价而告终。




对于事件的处理，执政者内部也不是没有异议的声音。当时“调查团”和汉阳县委提出对王等三人判死刑，县法院持异议，即被指责为“右倾”，正副院长为此分别受到撤职和留党察看处分。二审法院办完手续后，县委又急如星火地决定要在扩大干部会期间执行死刑，不派法院的干部，认为他们思想有问题，直接派一名公安干部请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书记许道琦对死刑判决签字，并由这名干部携卷上北京最高法院办理了死刑核准手续。即便是调查团的主要负责人、县长韩茂林，在多年后的追忆中也坦承自己心中不是没有疑问，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不敢说不对。

在真相完全被遮蔽的情况下，官方媒体很快按照既定模式开启了宣教攻势。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大小报纸和广播电台，如《人民日报》《教师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纷纷发表消息、社论、通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汉阳县一中的新领导被邀请到许多大专院校作“汉阳一中事件”的专题报告。与许多同时期对“反革命案件”的报道一样，这些宣传具有抹黑对手和杀鸡儆猴、震慑潜在反对者的双重作用。8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一文，说学生贴出和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回来”、“到台湾去”等反动标语和口号，学校地上也画了个很大的国民党党徽，并极力渲染是民盟策划了这次学生闹事，成为对民主党派的沉重一击。民盟中央，民盟湖北省、孝感专区委员会等，都集中批判了罗隆基、杨焕尧等人的反动行径，并表示坚决与他们划清界线。[9]当然，与“反右”中出现的众多“反革命事件”一样，“汉阳事件”给群众最严重的教训“就在于敌人、反革命分子还存在，在于敌我阶级斗争并未结束，”“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决肃清反革命。”[10]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做出了根本修正，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国际上，“汉阳事件”也由于其与“匈牙利事件”的相似性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台湾当局听说此事后，通过各种舆论工具进行反共宣传，并散发小册子，开追悼会，称王建国等人为“反共义士”。美国的青年代表团、路透社记者、匈牙利访华团等先后到汉阳一中访问。1957年9月9日，部分在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美国学生代表在应邀访华期间，主动提出来到汉阳一中了解事件情况，提出如“学生毕业后是就地安置或是到大城市里去？”“监狱里关的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劫狱？”“学生要求升学为什么跟着‘反革命’跑？”“哪些人可以升高中，凭什么东西升高中？”等二十几个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被县领导和新任校领导“根据事前准备的材料和‘随机应变’”一一解答了。[11]




三、谁豢养了权力的巨兽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类似的“反革命集团案”先后被平反。1986年1月，经过事件受害者胡斌女士等人数年上百次的申诉奔走，中共中央终于批准为“汉阳一中事件”彻底平反，冤案得以昭雪。然而，时至今日，事件背后的政治逻辑依然存在。一个能把录取指标抬高到90%的政府，就有能力把录取指标降到5%。一个能够满足数十万学生升学要求的政府，也能随意毁灭数十万孩子的大学梦，甚至用公权力去碾轧一切异见。在教育、户籍、医疗等诸多涉及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制度设计上，依然有着计划时代的深刻烙印。可这头权力的巨兽又是谁豢养的呢？

同样的历史，不同的人往往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不免“过度阐释”的嫌疑，我仍想从“人性”的角度来解读一下为什么会发生“汉阳事件”这样的悲剧。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在其经典名著《逃避自由》中，深刻阐释了现代社会人们仍会选择拥抱强权的心理机制：现代化进程给了个人以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然而却让他失去了通过始发纽带与原始共同体相连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使他感到日益加深的孤独和无力。于是为了克服这样的孤独感，他就产生了臣服于某个权威或高于自己的存在的冲动，通过新的纽带来重获归属感，这就是“逃避自由”，也是现代极权主义和人性异化产生的渊薮。中国当然有自身的特点，但长年的战乱与贫穷，同样使得国人对稳定而有保障的生活极度渴望，而这样的生活无疑是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保障的。一个可以分给你土地，发给你衣食，保障你入学，告诉我们每个人可以不再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的政府，也是一个消灭了一切可能性的政府。当任何人像汉阳一中的学生们一样，表现出一丁点对自由的渴望时，就会被告诫不要忘记曾经的苦难和外部的威胁。这种刚性稳定背后对实际问题与矛盾的回避，是我们这个民族内心依然弱小、认知依旧低下的表现，这无疑是最大的悲哀。




在这张我们自己编织的权力之网中，每个人都似乎拥有受到权力眷顾的机会，但这种虚妄的特权感又是何其的脆弱。想想前些日子，笔者外甥所在的某知名小学的分校传言要与官办总校分离，激动的家长们不仅迅速聚集，甚至还有爬上教学楼顶威胁要跳楼的。这些平日里体体面面的城市中产阶级，在面对公权力时的尊严扫地不禁让人哑然。

这种在数百万年演化中产生的对强权和集体的依附心理，在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很好地保护了我们的先人免收自然环境和专制政权的荼毒，才有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胡说八道，却也成为我们走向现代社会的最大障碍。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人性的悲哀，最令人振奋的进步，也是来自于人性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必然带来自由的扩展，也必然要求我们承担“自由”所赋予的责任，更加理性、文明和自律，并能够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这篇文章从5月中旬起心动念，一直写到了六一儿童节。其间由于发生了一些事情，情绪受到些影响，就耽搁下来了，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这篇文章最后才会落到强调责任吧。另一个教训是，贴热点真的有点难，要想尽办法跟自己熟悉的领域相联系，以后要谨慎啊。

       前些日子有朋友留言希望推荐几本清史方面的通俗读物，由于老九是搞共和国史的，所以特意请教了一下清史方面的同学，结果就耽搁下来了，在此补上，并诚挚道歉，保证以后所有留言会及时回复：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可以配合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起源》一起阅读，通过比较了解为何中国没有进入所谓的“现代社会”。史景迁《王氏之死》，了解清朝普通百姓生活困厄的经典作品。非常不受专业人士待见，老九个人推荐的张宏杰的《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阅读这种事情嘛，契合自己知识树的作品是最合适的，原谅我的清史知识就停留在这个层次......

         最后做一件任性的事，昨天收拾书架，发现早些年买过一本《逃避自由》，居然都不记得了，前两天又买了一本，真是罪过。想要的朋友随便留个地址电话，老九送给你了，也给自己长个记性。在这个骗子满天飞的年头，咱也任性一把（认识我的就不要凑这个热闹了）。



[1]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2]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3]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1955年4月12日。转引自王海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

[4]刘少奇：《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

[5]黎角：《追忆汉阳事件》，《武汉文史资料》2001年第2期。

[6]事件的经过，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只能根据现有公开文献史料互相考订整理。主要参考资料有黎角：《追忆汉阳事件》，《武汉文史资料》2001年第2期；蔡公：《“汉阳事件”真相》，《武汉文史资料》2001年第2期；武汉市蔡甸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蔡甸区教育志（1980-2000年）》，武汉出版社，2009年；湖北省高级法院刑三庭：《冤案昭雪，教训深刻——记1957年“汉阳事件”的平反》，《人民司法》，1986年第10期；朱岩：《1957年的汉阳一中事件》，《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李功成：《<汉阳一中事件>的纠误》，《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在整个事件中，学生的行为一直比较克制，坊间流传的捆绑殴打县长、推倒县委大院围墙、抢干部档案等情况，应是受官方报道影响以讹传讹的可能性大一些。但不排除一些情绪激动的学生乱翻文件、扔石子、辱骂殴打干部等情况发生；同时，一些或自发或受到指示而介入冲突的复员军人、工人、农民等，也可能在与学生对峙的过程中做出过激行为，激化了冲突。如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中，就提到一位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复员军人看到一个学生张贴辱骂县长的反动标语，便跑上去将贴标语的人扭到一边，撕下了标语，还在一个茶馆里和工人、农民一起，同学生们“辩论”了四个多小时。（《挺身而出，向暴乱者进行斗争——记汉阳县反革命暴乱事件中的十四个复员军人》，《人民日报》1957年8月17日。）

[7]《汉阳县发生一次暴动性的中学生闹事事件》，《内部参考》1957年6月22日。

[8]湖北省高级法院刑三庭：《冤案昭雪，教训深刻——记1957年“汉阳事件”的平反》，《人民司法》，1986年第10期；

[9]《一件件铁的事实在证明，罗隆基反动三十年，民盟中央整风会上群情激愤深入揭发》，《人民日报》1957年8月11日。《省市民盟、市民建等就汉阳暴乱事件发表声明必须肃清反革命把反击右派进行到底，省民盟已建议盟中央开除杨焕尧盟籍并函请政府有关机关给予他法律处分》，《湖北日报》1957年8月7日。

[10]《汉阳县蔡甸举行三千多人的群众大会揭发和控拆反革命集团制造暴乱的罪行，反革命分子王建车等煽动组织学生罢课游行进行暴乱，受到工人农民群众的有力回击，王建国等罪行犯已被依法逮捕》，《湖北日报》1957年8月6日。

[11]《1957年，美国青年代表团到汉阳了解“汉阳一中事件》，《武汉文史资料》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