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爱国青年，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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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爱国青年，红卫兵

日用品 @ 2011/1/17 8:24 阅读(2403) 评论(4) 推荐值(146)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硬广：我的书已写完，已交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希望能在春末夏初上架。书中含文章39篇，分为三辑：无情有理，非法合律，少迷多思。本文为第二辑《非法合律》中的一节。)

从1980到2003年，全球范围内共有315次自杀性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超过6000人死亡（含911事件）。这些恐怖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不好好活着而要去把自己炸成碎末末？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这些恐怖分子应该是很穷的吧？这似乎也符合经济学道理，人穷命贱才更容易轻生啊，有钱人都忙着享受生活呢。这些人肉炸弹们应该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吧？要不脑子怎么不开窍呢？穷且没文化，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恐怖分子的印象。

外国的恐怖分子咱不认识，可以想想咱们前朝皇上眼中的“恐怖分子”们：“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陆浩东，富家子弟，受教育良好；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商人子弟，日本留学生；女的有秋瑾，官二代，日本留学生……这么想下去，好像这有名的“恐怖分子”里头真还没什么泥腿子。再想想，911开飞机撞大楼，那可是顶尖的技术活，别说是文盲了，弄个工程师过去也且得培训好些日子呢。至于小规模的爆炸活动，安装炸弹，选址，选时机，引爆，还得避过政府情报武装人员的围剿，想成功，那真得是人才。

事实上现代的恐怖分子们也确实不是又穷又没文化的人，而大多是中产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大家熟悉的巴勒斯坦人体炸弹为例，在有资料记载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48个人体炸弹中，穷人只占不到15%，而同一时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人口中，贫困人口占30%以上。在人体炸弹中，中学以下教育水平的只有2%，而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区的人口中，中学以下教育水平的占到将近50%。可见与普通人群相比，恐怖分子一般又有钱又有文化。

这事儿实际上并不难理解。“恐怖活动”虽然极端，但说到底是一种政治行为，恐怖分子们一般有很多政治诉求。而与这些诉求相比，穷人的首要任务是吃饱饭。搞什么对美帝国主义的圣战？还没吃饱呢，不撑。

对穷人来说，恐怖活动其实和民主投票差不多，都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偶尔听听知识分子们宣传，有道理的时候跟着起起哄，没道理的时候随着骂两句，不太热衷。但受过教育的人就不同，“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激动起来可就不得了。先识“大义”，而后“凛然”，饿得獐头鼠目笨得目不识丁，“凛然”不起来。

在约旦，摩洛哥，巴基斯坦，土耳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在伊拉克针对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你个人认为这些行为是有正当理由的么？”在所有四个国家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回答“有道理”的比例都比低教育人群高的多。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的一项民调中，与文盲相比，高中以上学历的人更加支持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武装攻击；而与无业人员相比，学生们更支持类似攻击。

这些结果不奇怪，911事件后在电视机前欢欣鼓舞热泪盈眶鼓掌欢呼的中国人民当中，农民工少，大学生多。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反而更加极端呢？不妨先再来看另一项相关研究。

恐怖活动的根源是仇恨，但仇恨又是怎么来的呢？在对犯罪的研究文献中，有一类犯罪叫“仇恨犯罪”（hate crime），就是那些针对被仇恨群体的暴力行为。比如美国早年的3K党，就是白人对黑人的仇恨犯罪。1997年发表的一项对德国青年袭击外国人的仇恨犯罪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这类犯罪发生在“东德”的比例远远比在“西德”高。当然这可能是经济原因，东边儿刚推倒柏林墙不久，还很穷，所以可能各类犯罪可能都多，仇恨犯罪也并无特殊之处。然而，东德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经济发展水平是原因的话，那在东边的发达地区的犯罪率应该比同在东边的欠发达地区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研究指出，仇恨的产生，与专制的政治环境有关。而在一个专制的环境中，受教育的人心中的仇恨比文盲更深。想想那些行为残暴的红卫兵，多少来自大城市多少在农村？多少人受过教育而多少人目不识丁？是谁出手揍死老师们的呢？再想想时不时举着反日大旗上街打砸抢的爱国青年，多少是学生多少是民工？

然而，为什么专制会培育仇恨呢？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专制环境中，教育不仅仅是开民智的工具，也是根植偏见的工具，详见本书《教育与独裁》一节；第二，专制环境中，信息的流通往往不畅，这为谣言和仇恨的生长提供了进一步的土壤，详见本书《无知与仇恨》一节；第三，专制环境中，权力的分配极度不公。这最后一点，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的分析精彩。

孔氏在中国，以著作《妖术：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知名。这场妖术恐慌，是乾隆皇帝领导的，各级官僚都调动起来的，有广泛群众参与的，对流浪无业人士进行的一场大迫害，主要对象是和尚和乞丐。乾隆的动机不难明白，“反清复明”一直是清朝统治者的心头大患，所以对“妖言惑众”的人一直非常警觉，谁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谋反的行为？

无论是妖术恐慌还是文革，上层都有政治动机，可是普通老百姓跟着起什么哄呢？这和权力结构的分配有关。孔飞力说：“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愿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和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忌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孔氏的这两段话，可以传世。

注：本文关于恐怖袭击次数的数据，来自2005年的一本书《死也要赢》（Dying to Win）, 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Robert Pape。而民意调查，恐怖分子教育和收入水平，德国仇恨犯罪等数据，来自2007年的一本书《谁是恐怖分子》（What Makes a Terrorist），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Alan Krueger。引用孔飞力的话，来自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的《妖术：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300页和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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