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思想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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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 阿拉伯思想现状
原创 2017-05-31 吴旻雁 译 BFSU阿拉伯研究

穆罕默德·鲁米西
访谈人物简介
       穆罕默德·鲁米西：1942年出生于科威特，获英国杜伦大学政治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在科威特大学执教，曾任社会学系主任，社会科学及文学院院长助理。1982至1998年间，任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刊物《阿拉伯人》杂志总编，并主持编辑《科威特之声报》和《新阿拉伯人》（英文）月刊。1998至2002年间，任科威特国家文化、艺术、语言委员会秘书长。现任阿拉伯思想基金会出版的《阿拉伯对话》月刊总编。主要著作有：《海湾不是石油》、《石油与社会变化》、《石油与国际关系》、《极端时代》、《变化世界中的阿拉伯人》。此外，他还发起并主持编辑《海湾及阿拉伯半岛研究》丛书。
      伊卜拉辛·阿里斯：黎巴嫩藉学者、专栏作家、文学理论研究者，伦敦出版的阿拉伯文日报《生活报》文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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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作为一位阿拉伯思想的研究者和对阿拉伯世界政治社会事务的关注者，你如何看待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现状？

鲁米西：阿拉伯的现状，正如阿非夫·艾赫达尔[1]所说，使我们想起了“毁于沉默的城市”这个神话。神话中的统治者禁止他的臣民散布言论，违者处于死刑。有一天，臣民们看到敌人从四面八方攻向他们的城市，但保持沉默的规定使他们结舌，任由敌人进攻直至毁灭了城市。后来的生还者就把这个城市称为“毁于沉默的城市”。
       我们都知道，如今的人类知识以每18个月翻倍的速度在增长，政治社会学几乎都到了不知什么是最终定论的地步。这里，不妨再来谈谈欧洲15世纪中叶由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它被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拒之门外约达300年之久，因为他们认为印刷术是由异教徒发明的，不能用于印刷《古兰经》。历史学家认为，这给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启蒙带来了巨大损失。
       奥斯曼素丹巴叶齐德二世、萨利姆一世都反对并禁止印刷物，直到1717年，印刷术才第一次在土耳其使用，到1728年，印刷了第一本阿拉伯文书，到1798年，印刷术才随着法国人入侵而第一次进入埃及。
       而在另一边，欧洲却充分利用了印刷术。当印刷术发明之时，欧洲书籍总数约为3万册，其中大部分是《圣经》及其注释本，在接下来的50年中，各类科学书籍的总数已达9千万册。
      从那时起至今，我们习惯于提出不合时宜的问题，确切地说，是落后于时代的问题，我们在探寻人类进步的因素这方面落后了，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创新。当我们环顾世界，却发现众多民族都找到了他们发展自身社会的切实有效的道路。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今日的阿拉伯世界，首先撞入眼帘的是“知识的贫乏”。一个阿拉伯机构曾通过计算机统计所有的现有书目，发现我们所有的书籍总数不过35万册，即便考虑到可信度的问题，这个数字哪怕只是现有数量的一半，这也堪称文化的耻辱。
       另一方面，阿拉伯各国每年刊印7000册书，但其中有1千册是再版的。尽管我承认，数字在阿拉伯文化中并不具有权威性，但我所引用的这些数字，证明了我们文化落后的现状，这是最大的落后。
       这种文化落后是我们衰弱或面临衰弱的根源。我们没能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我们忙于鼓吹“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伊斯兰哈里发”之类的口号，却不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读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回忆录，我们会为这样一个只拥有人力资源、而没有其它资源的小国，能够实现发展，由第三世界跨入第一世界而感到震惊。如何将人民带入更好的生活，这已不再是什么隐晦的知识，也不是秘密。只是我们还不掌握这种知识，因为在其位的人没有这种知识，而有知识的人却不在其位。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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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 1967年战争[2]失败后，曾兴起一次思想复兴，这次复兴从现代性中汲取养分，也从传统中汲取了积极成分。其标志是发表了一些著作和研究，其中表达了阿拉伯思想界对于此次失败的愤怒，以及超越失败的愿望。你也参与其中著书立说。你是否认为此次复兴运动起到了某种作用？
鲁米西：1967年6月战争失败后，我们一直未能给予一些事物应有之名。我们先是称1948年战争[3]为“灾难”，又称1967年的战败为“挫折”，但至今仍很少有人以它真正的名称来称呼它，即“失败”。如果我们习惯于不兜圈子地以一些事物应有之名来称呼它，我们就可以回到批判之路的起点，没有这样的批判，一个民族不可能进步。事实上，那次失败之后的众多著作，并没有对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思想结构造成什么影响，很多作者仍然徘徊于现实和幻想之间。有一些人认为：问题的核心是文明的差异，战争是文明间的战争，而不是口舌、军事或权利之战。文明之战的核心就是科学，就是科学的全面应用，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元科学或应用科学。科学至今仍未在阿拉伯世界占主导地位。阿拉伯的思想结构，总体上仍是向后看的、部落的和党派的。科学批判有时被扣上“异端”的帽子，有时被戴上“不爱国”或“背叛”的帽子。1967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最大的阿拉伯“文化”机构是“审查”机构，尽管在此之前“审查”就已经存在了。在我们的国家对待书藉、观点，就像对待鸦片一样！可笑而可悲的是，我们阿拉伯人在2003和2005年两届世界信息峰会上和世界其他人民一起，也是承认人类进步与思想管制是相矛盾的，尽管白纸黑字如此写道，但事实上，著述的思想（报刊和图书）并未得到彻底解禁，因而无以创造自由对话的空间。缺乏这样的空间，我们仍会荆棘满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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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今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沉默、背叛、被豢养、或者厌恶地逃避，另一些人也同执政者、同陷于危机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媾和，对此你怎么看？换句话说，当今的阿拉伯思想界是什么样的状况？
鲁米西：说到知识分子和政权，我心中充满了担忧。你说得没错，有些人媾和了，但同时还有一些人因为他们的观点而身陷囹圄。今日阿拉伯思想界状况，最乐观的说法是“不明朗”。其中有对现实的抱怨，有对外部干涉的反抗，这种双重性使得一些阿拉伯知识分子从左派转向右翼。譬如：有些阿拉伯知识分子曾经发表言论，鼓吹左派的“社会主义”——即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而在伊朗革命后，他们又转而成为“伊斯兰思想家”。这种现象表明他们缺乏明确的思想，在盲目摸索。我坚信，有一些原则知识分子必须固守，其中包括坚持言论自由、允许畅所欲言各自观点、彻底摒弃“背叛”、“异端”等指控。当然，这只有通过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真正的教育才能实现，而这一切却并不存在。我们教育的失败是文明的耻辱，但这一失败却是大多数——我并不是指所有——教学体系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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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这种令人痛苦的诊断使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应该责怪某些阿拉伯现代思想，至少要它对现状负起部分责任……
鲁米西：建立现代国家就是现代思想的体现。谁都无法将自己孤立起来，而不受地区环境的影响。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证明，在建设现代国家时，离不开一些机制，这些机制建立在符合时代发展的现代经济思想和先进的政治思想基础之上。中国以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其过去15年来成功经验的简练概括。而阿拉伯人则仅仅接触到了现代化的外衣：宽阔道路和摩天大楼，而没有触及到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制度。最近思想家赛义德·亚辛写的一篇关于埃及议会选举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文中指出该选举是“部落式的选举”。如果埃及的情况都是这样，那其他阿拉伯国家还会怎样呢？这些国家里部落、宗派关系根深蒂固，其中也包括“阿拉伯民主实践的骄傲”——黎巴嫩！阿拉伯人还未进入真正的、实践意义上的现代化，有的阿拉伯人现代在外，传统其中，有人则干脆内外皆固守传统。

阿拉伯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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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进步的当代阿拉伯思想家进入他们所在国或世界组织的决策层，你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还是因为他们放弃了自己思想？
鲁米西：这个问题让我们发出下面的疑问：是个人还是组织机构对事件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确，一些阿拉伯思想家在他们所在国进入了决策层，但他们周围的环境却不允许他们将他们的思想，哪怕是部分地实施到他们认为正确的和需要的地方。他们有些人尝试了，但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淘汰出局。阿拉伯的决策者们通常要么是军人，要么是传统的政客，他们最根本的动力不过是尽可能长久地保住自己的位子。有效的文明社会并不存在，也就无法支撑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作出宏观的、有影响的决策。阿拉伯政权建立在恭顺和深层利益的基础之上，无人可以靠近。
       至于你这个问题，是否是他们的思想将他们送抵决策层？我对此表示很大的怀疑。那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家族、社会、血统、阶层归属，而因“思想”进入决策层的实在少之又少。很多人阿谀逢承一阵后就弃职了，因为阿谀逢承务必做得面面俱到、完美无缺，否则终究会招人厌烦。这让我想起赛尔沃特·阿卡沙[4]的一段回忆：有一次，纳赛尔总统召见他，给他听一段一位部长指责总统的录音，阿卡沙很惊讶，说道：“这与我何干？”纳赛尔对他说：“你的一位高级部下当时在场，却什么都没说。你应该将他革职！”
       我们的现代史充斥着这类的事件，人们或阿谀逢承，或遁世逃避，或身陷囹圄。读一读阿拉伯国家现代政治监禁史，我们就能了解各种缓慢地折磨、杀害知识分子的方式。与此同时，知识分子还受制于社会上一些宗教极端组织，这些组织在社会影响和决策中的作用与当权者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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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现在，是谁在创造着阿拉伯人的思维方式，哪些思维方式是以这样的形式创造的？
鲁米西：现代阿拉伯国家，其最大的失败是教育的失败，它造就了整整一代接受玄学、绝对主义或法西斯思想的人，这是现代教育缺乏文明内质的后果。阿拉伯人的思维方式对“他者”存有偏见。在他们看来，他邦彼国的人是“他者”，而近在咫尺、但凡在信仰、宗教派别、政治、种族上存有异见的，也是“他者”。这种偏见，在造就今日阿拉伯人的主流观点，它的产生，缘于我们历史上一贯缺乏审察、反省的机制，缺乏促进对话、尊重他人意见的价值观。这种偏见引发了黎巴嫩、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内战，引发了伊拉克现今的屠杀以及其它一些城市的街头巷战。媒体，特别是大众电视媒体，也造就了今日阿拉伯人的思维方式。在60%的阿拉伯人为文盲的状况下，他们听到的是电视屏幕上片面的思想，且不加思考地认为这些思想是正确的，分析、解构、组合的思维方法并不存在，年轻人在各级学校里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于是他们沦为首先拥有话语权及遮蔽事实者的牺牲品。此外，贫穷、失业以及巴勒斯坦极不公平的遭遇，更使得这些年轻人变得易于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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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现在，是否可以谈谈阿拉伯文化或思想的同一性？有些人认为，地区间、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阶层，存在着“不平衡发展”，因此，寻求文化或思想的交汇点是不可能的。你的意见呢？
鲁米西：在我看来，文化是联系阿拉伯人无形的纽带，这是从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来说的。因为我们使用同一种语言，马格里布地区的人可以欣赏黎巴嫩的歌曲，叙利亚一带的人可以欣赏海湾地区的歌曲，我们还阅读同样的重要书籍，从这个角度上说，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同一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广义上的文化，无论就文化的存在还是就对文化的消化而言，是不平衡的。阿拉伯人之间当然不存在如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那种共同的世俗文化基础，这其中的诸多原因仍未被提及和探讨。比如，有多少埃及作家、更不用说埃及民众了，阅读过或听说过巴林的思想家穆罕默德·贾比尔·安萨里？很少！在海湾，有多少人知道摩洛哥的卡迈尔·阿卜杜·拉推夫，或黎巴嫩的纳绥夫·纳萨尔？而在叙利亚，又有多少人知道利比亚作家易卜拉欣·库尼的著作呢？这种情况甚至同样适用于一个阿拉伯国家之内，尤其当该国相对是一个大国时。知识，在这里只局限于小部分关注者的范围之内，因此，当然存在文化交往的“不平衡发展”。例如，海湾国家一方面由于物质条件的丰厚，一方面由于教育的普及，互联网的使用得以持续发展。巴林、科威特现各自拥有私立大学20所，卡塔尔的教育水平也据领先地位。70年成熟的一代或许能够与外界沟通，但在新生代中，断层则不断扩大。一方面，他们变得封闭自守，另一方面，则变得更全球化，也就是说，他们与外界发达文化有着联系，却与文化上的近邻失去了即便是时断时续的联系。

卡塔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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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斯：以你对阿拉伯现状的描述，总体上，我觉得你是悲观的，在你的描述中没有任何值得乐观的地方。
鲁米西：阿拉伯总体的文化现状无法让我乐观。首先是教育的失败。教育，是发展的关键，由于教育失败，我们拥有的是一支只会玩弄文字游戏的受教育者队伍。教育，我把它理解为“知识”，它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同时，教育也是“技能”。阿拉伯教育总的来说，传授的是书本上一成不变的知识，割裂了任何与当今世界所要求的技能间的联系。阿拉伯大学中，有多少位教授能够熟练运用现代技术？有多少学生能够运用现代技术，能够进行田野研究，能够接受他人观点？有多少教授贡献出超越前人知识的新的著述？
       除了教育的失败，我认为，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的匮乏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刚才说过，我们大多数文化机构是审查机构，甚至在某些国家，本应成为自由文化生产者的人们，也堕落为审查者。阿拉伯文化史充斥着轻视著书立说的行为，只要读一下纳赛尔·侯宰米的《阿拉伯遗产中的焚书》，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著书立说在我们的传统中的地位。除了官方焚书外，一些作家因为自我审查或为了表达抗议而自焚其书。尽管我们历史上曾有“以书稿等重的黄金重赏作者”[5]的时候，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且，那些书籍大部分是为当政者服务的。阿拉伯民众是被钳制的，他们要么受煽动而偏激盲目，要么处于严重的无知之中，而半吊子知识分子所操纵的媒体更加深了这种无知。
       自由是最为重要、最大的问题，它决定了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形式和风貌，这个问题不能与趋于极端的阿拉伯世界中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相割裂。
       如今，大部分的阿拉伯宪法，无论是永久宪法或临时宪法，都明文规定通讯和新闻自由的权利，但这些宪法又以法律条文限制自由，这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根据法律规定”、“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情况”、“不得跨越法律禁区”。能保障国家建设走上正道的自我批判、建设性批判不复存在，其机制也不为人了解和接受。
       于是，阿拉伯法制政治思想，倾向于公开或不公开地承认：如何实行通讯权利是由当局确定的。不妥协、不逢迎的自由观点就成了大逆不道，甚至比禽流感还危险。于是，媒体、出版业、作者常常发现自己与政权联系在了一起，或处于从属地位，有些时候，文人会觉得自己是在走钢丝，时刻担心会坠入深渊。令他们担心的要么是饭碗，要么是子女或自身的安全。
      这样，自由变得犹如神话中的凤凰一样不可企求。现在极有必要就那些避而不谈的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被一些虚幻的问题厚厚地遮蔽着。这些应该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审查机构、自由现状、教育弊端等等。是什么束缚了我们阿拉伯人的头脑，让我们不能思考？是我们缺乏思想和政治的勇气。政客们害怕用事实的话语和大众对话，知识分子害怕质疑他们的传统，质疑传统的标志及与传统有关的神话，这些标志和神话建立在害怕“他者”的集体意识之上。
       “他者”对我们的落后也难脱其咎。我们的精英们幼稚地追随“他者”，无论是西方的的“他者”，还是东方的“他者”，这种简单盲目的追随给我们造成了、并仍在造成很多我们无法破解的难题。
（吴旻雁 译自2006年3月6日《生活报》，原载于2016年4月《回族文学》）

注释
[1] 阿非夫·艾赫达尔：突尼斯思想家，现旅居法国。
[2] 指1967年的第3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军队于当年6月对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发动突袭，占领了大片阿拉伯领土，给阿拉伯国家以沉重打击。
[3] 指1948年阿拉伯国家为反对以色列建国而发起的第一次中东战争，由于以色列得到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支持，阿拉伯国家最终战败。
[4] 埃及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军人出身，1958—1962年纳赛尔时期任埃及文化部长。
[5] 在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期——阿拔斯帝国前期，哈里发麦蒙曾在都城巴格达兴建“智慧宫”，广纳各地贤才从事著述翻译，并以和书稿等重的黄金重赏作者，成为阿拉伯文化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