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党史，修了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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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党史，修了16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覃爱玲

2011-01-27 11:19:45

来源:南方周末

CFP/图

上海石库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至1978年的党史，编写难度最大。

近100万字的官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出版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认为，“一本历史书管10年20年就不错了，以后肯定还要不断修订。”

石仲泉认为，官修历史，与学术著作不同，重点不在创新，而在统一党内尤其是高层干部的认识。

“在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这说明并没有回避问题。”

2011年1月11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以下简称党史 《二卷》）正式出版。“16年磨一书”。在万寿路机关大院的家中，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用“磨”字，向南方周末记者概括了党史《二卷》长达16年的编写和修改过程。

1995年初，石仲泉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调往中央党史研究室，直至2003年退休，他的主要工作一直是主持编写这套论述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执政至改革开放的史书。

在中共已经走过的三个30年中，这一阶段因为犯过一些严重错误，一直存有很大争议。由此，中共对这一段历史如何自我评述，引起各方格外关注。

“求最大公约数”

“党内有同志看了，有不同意见”

16年间，《党史》第二卷的书稿反复修订，四次送呈现中央领导审阅。有参与编写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16年来这本书修改过程中本身的曲折变化，“可以写一本书”。

事实上，199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集中力量编写党史《二卷》，书稿只花了约5年时间就已经完成。早在1998年秋，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即审订了全部党史《二卷》稿（当时称《中卷》），准备在1999年出版发行。据了解，当时的版式已经排好。

然而，出版被骤然叫停。之后，这本由众多党内权威学者花费五年时间编写而成的书稿，开始了长达10年的修改过程。

对于初稿编写的情况，有知情者回忆，1995年上半年，在此后几年编写中起核心作用的党内权威学者石仲泉和龚育之先后调任中央党史研究室，该书的编写速度加快了很多。

当时，参加这本书初稿写作和修改的，共有二十多人，主要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1949年后中共历史的专家。由于当时党史研究室的人手不够，在初稿写作阶段，还吸收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国防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一些专家。

据石仲泉介绍，党史《二卷》是以当时的党内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简称《七十年》）为母本进行初稿写作的。这本书由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党内理论权威胡乔木曾在《七十年》写作过程中，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要有论述，不要写成教科书；二是要回答社会上存在的深层次思想问题。当时的写作贯彻了胡乔木的思想，将《七十年》的论述作了进一步发挥，或者说，是《七十年》的扩张本。

今天面对记者，石仲泉仍不愿意提及当年已快出版的书籍被骤然叫停的具体原因，只表示是因为“党内有同志看了，有不同意见”，需要修改，“求最大公约数”，寻找方方面面都能认同的说法。

2003年接任石主持编修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初书稿“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为此，组织大家务虚三周，从认识上尽量统一思想，重新修改提纲，对一些重要事件认真核查，对一些重要观点都进行了认真讨论。

张启华提出了“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的编修原则，在写错误时，“不是要去渲染、发泄，而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历史根源、理论根源，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

石仲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在龚育之后我主持这项工作时，就是这个思想。问题在于，对此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怎样叫‘成绩写够’、‘错误写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讲得多了是不是就是讲得过透了？承不承认错误，承认多少，不同的人都有差异。”

大幅度的修改难以避免。这一改，就是10年。

在这10年中，胡绳和龚育之先后去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主要领导已经调换了四任。石仲泉和张启华都已退休，最后的出版工作由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主持完成。曲青山是原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2009年12月调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在这期间，书稿经过了中央四次审查，众多党内高级干部和专家学者多次审读、反复修改，与1998年审订的初稿相比，不少内容进行了较大改动，领域也有所拓宽，字数由70多万增加到近100万。石仲泉说，尽管改了这么多年，有的章节内容有很大变化，但全书的基本框架和布局还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有些章节改动确实很大，有参与初稿起草的学者对记者表示，目前出版的书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所写作的部分已经被大幅改动，改变了他原来所要表达的意思。

以“稳”为主

谢春涛认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两百多页这么大篇幅来谈“文革”，也是不容易的。

一位读过《二卷》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本党内权威学者历经16年编修的史书，与现有的众多党史读本相比，并未发现太多的新颖之处，所用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相当正统，“整个目录中，没有发现一个新词。”

石仲泉认为，作为官修历史，与学术著作不同，重点不在创新，而在统一党内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认识。他同时坦承，学者们在写作初稿时，确实有“出新意”的想法，《七十年》就出了不少新意，而后来的修改则更多地考虑了党内各方面的意见。

对于创新之处，他说，像将新时期的划分确定为1978年，将1976年到1978年两年间表述为更有正面意义的“过渡期”等，都是值得关注的。

为了在书中更好地体现“积极的主流”与“错误的支流”这一主线，编写者在篇幅上也做了苦心地安排。党史《二卷》共近百万字，至1957年的前8年是发展比较好的时期，反映这段历史的篇幅大约占全书的40%。反映1957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篇幅约为30%。写“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的篇幅，约为全书的20%。

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当年主要参加了初稿中“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庐山会议反右”两章的起草。在此之前，他曾就这两个主题各写过一本书。

他记得，当时主要由胡绳、龚育之和石仲泉负责编写工作。开始是集体讨论，拿出写作提纲，然后每个人负责一到两章的写作，根据提纲写出草稿，再进行集体讨论，修改。

龚育之管得很具体，其间讲过许多关于党史修改的想法（现收录在《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一书内）。胡绳则主要是把关、定调，比较成熟的稿子才拿给他去看。

谢春涛表示，当年编写时，并不觉得有很大压力，因为大家对大的问题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位参与编写的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压力主要在主持工作的领导那儿，既要符合中央的要求，又要符合他们心中的科学性。”而就他了解，在像龚育之这样的主持者心中，科学性与党中央是一致的。

在谢春涛起草的两章中，与初稿相比，正式出版的书中，庐山会议一章改得较少，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章则改得多些。

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是一个敏感的数据，几十年来，社会上对此有各种说法。党史《二卷》中采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经采用过的一个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1960年与1959年相比，中国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而在此之前，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是增加的。至于三年全国的人口死亡总数是多少，书中没有作表述。外界有流传说，该书采用的是三年全国人口共死亡1000万，事实上是不准确的。

谢春涛表示，采用这个数字既考虑了权威性，即是由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发布的，但又没有展开来说这个数据，符合“不渲染”的原则。“在官修党史中能够承认一年内有1000万的人口减少，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这说明并没有回避问题。”

谢春涛同时表示，当年写作时，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还不像现在这么大。但是也考虑到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即彻底否定这段时期党的工作，二是一些“极左”思想，例如一些人认为“文革”是应该肯定的创举等。

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并无悬念。但是，谢春涛认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两百多页的大篇幅来谈“文革”，也是不容易的。另外，像对“中苏论战”的评价，承认了那时中方在论战过程中有意气之处，跟过去相比，已经有突破。

他觉得，这套书对于统一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看法，应该是大有帮助的。

“一本历史书管10年20年就不错了”

1991年的党史 《一卷》出版后，有参与编写的学者失声痛哭，感叹为修史而付出的宝贵年华。

石仲泉认为，这本书反映了现阶段党内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一本历史书管10年20年就不错了，以后肯定还要不断修订。”

他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以下简称《一卷》）的修订作为例子，表示党内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后，中共中央决定编写新的党史。

当时决定的是编写两本，一本写“新民主主义时期”，一本写“社会主义时期”。1990年代后，又决定将“社会主义时期”再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将整个90年的党史分成30年三个阶段各一卷进行编写。

1991年，写“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党史《一卷》在党内学术权威胡乔木和胡绳的直接指导下，经过10年写成出版。这部在党内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就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石仲泉记得，在1991年的党史《一卷》出版后，有参与编写的学者失声痛哭，感叹为修史而付出的宝贵年华，“10年的时间被“文革”所浪费，10年的时间为修史而付出。”

2002年，记述1921年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历史的党史《一卷》上下册，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出版。

11年过去后，修订版中对不少历史问题进行了新的判断，例如，首次给了陈独秀正面评价，认可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五四文化运动的旗手，将陈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修改为“右倾机会主义”。

到了200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谈到任弼时时，说陈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错误”。于是，党史研究室又将陈的错误降低为“右倾错误”。

在修订本中，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官方评价也都有所修改。其他的修订包括对国民党正面抗战的更多肯定等。

据本报记者了解，中共党史第三卷（即1978年至今）的编写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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