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特朗普治下美国的诸多“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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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特朗普治下美国的诸多“后真相”
2018-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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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我的脑海中会反复跳出这么一个判断：“特朗普执政的这一年一定没有让美国好起来”……但随后我马上自我否定了起来：根本无法用“好”与“坏”来作为判断标准。

又是一个冬天，造访了尤其冷的华盛顿。想着要去领教一下特朗普执政一年的美国到底会有什么变化，转念一想即便改变、估计也难以那么显性。

不过，刚下飞机，这种“改变”就扑面而来了。足足三个半小时的入关排队，打破了我的个人纪录。除了由于超过有效期而不得不带着两本护照而无法享受自助入关的便利之外，先于中国航班到达的来自中东、中亚、俄罗斯的访客显然被入境官盘问了更长时间。而且在三个半小时的无奈等待中，我也发现，有衣着正式的几个男女站到了工作台后面，或了解流程，或监督工作，时而还会让入境官暂停工作、攀谈几句。

事后与在美朋友吐槽时，他们告诉我，这或许只是偶然，不必太过联想。但面对着如今特朗普治下美国的诸多“后真相”，也难免不让人多联想一点。
资料图：特朗普与海关工作人员在一起资料图：特朗普与海关工作人员在一起

坦率讲，此次华盛顿之行的感觉真的与过去一年中的几次光顾没有太大不同。2017年1月19日，华府已因为第二天的“历史时刻”而喧嚣起来，我却坐在杜勒斯机场、等待踏上回程。

在那次行程中，走访过的几家主流智库几乎“哀鸿一片”：所有人都试图揣测着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走向，但却似乎都猜不出头绪。巧的是，在那次候机时，我认出了坐在不远处、等待飞回旧金山的李孟贤，当时的他略显疲惫，不断与身边人低声细语，时而皱眉，似乎颇为担忧的神情却在不到一年之后成为定格。

再来华府时，已是特朗普执政将近半年的夏天。普通美国人在面对自称中国学者的外国人时并没有抱怨经济、反恐或医改，而是反复聊起了东北亚局势及其可能的威胁，而如此“高大上”的国际形势讨论发生在CVS便利店排队结账的时候。此次又到华盛顿，所谓顶尖智库们虽然已更容易说出些“子丑寅卯”，但似乎还是在“盲人摸象”；综合多家民调的数据看，普通百姓依旧对国家前景和国际局势忧心忡忡、且还是满腹怨气；而当我在有地标感的Kramer书店买下本《火与怒》时，还得果决地拒绝一直守在收银台一边、物色受访对象的RT记者。

于是，我的脑海中会反复跳出这么一个判断：“特朗普执政的这一年一定没有让美国好起来”……但随后我马上自我否定了起来：根本无法用“好”与“坏”来作为判断标准。

但走到了2017年呼啸而过的街角，对特朗普政府的首年执政总该做些权衡，只是这里的标准到底该是什么呢？很多媒体与评论会选择采取兑现承诺的视角，即“做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讲是“做成了什么”。回答这个视角的问题基本符合普通人的逻辑习惯，而且极易给特朗普打出一个还不算差的评分。

我们知道，减税立法、提名填补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颁布“旅行禁令”、要求对DACA重新立法、退出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重谈NAFTA、剿灭伊斯兰国、提高军费、不承认伊朗执行伊核协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开启迁馆、以历史最快速度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等，这一系列完全落实或至少暂且落实的所谓“成就”都能算得上是这位总统对自己竞选承诺的逐个兑现。

从这些“成绩单”判断，特朗普可谓“时不我待”且“有诺必行”，而其首年执政也可谓“成果丰硕”。不过，好话说到这里，马上就会引出另一个很刺耳的疑问：如此“可圈可点”的“成绩单”为什么并没有给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带来更多满意度？甚至在执政一年之际，关于特朗普是否“适任”、是否有所谓“精神状况”的争议仍不绝于耳，且在共和党党内的公然批评声也难以平抚，这些负面评价又从何而来？

如此“演的不错，但不叫好、更不叫座”的原因，应该是兑现承诺本身出了大问题。

一方面，特朗普在过去一年中努力要兑现的承诺虽说不排除反应民众普遍期待的一面（比如剿灭伊斯兰国），但更多的其实是迎合民怨情绪以及共和党基本盘的专属议程（典型体现在移民、经贸、中东等议题），因而并不具有普遍认同基础。这就意味着，兑现这些承诺，只会让共和党基本盘甚至只是其中某些更小规模的群体心满意足，不免还会加剧分裂对峙的极化态势。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所兑现的很多承诺与共和党所谓“建制派”共享着同一方向的目标，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特朗普采取了不同寻常的途径和方法。比如，在调整经贸利益和移民政策上，特朗普反复使用了绕开国会等传统政治程序的总统行政令等单边行动；甚至在财政拨款议题上，还曾与民主党阵营实现过妥协。在内容和途径上的差异性，凸显了特朗普为了兑现而兑现的急功近利，不但不看重实际效果，也并未给特朗普在政治上加分，因而“承诺绩效”未必是个很好的评价指标。

本质上讲，围绕承诺兑现展开的评价标准，是在“特朗普总统”和“特朗普候选人”之间的比较，而更为客观的比较应该是将历史的镜头再纵深一些，比如将特朗普的首年执政与奥巴马等前任总统的同时期实践进行比较。关于这种总统政治纵向的历史对比中的主要指标，我在为2018年首期《美国研究》撰写的相关论文中提出了四个维度，即“执政活跃度”、“政策完成度”、“政府完整度”以及“民意满意度”。基于四个维度的过去40年到80年的历史比较，特朗普的首年执政虽然并非全然负面，但的确存在不少负面的“硬伤”。

就“执政活跃度”而言，特朗普的首年执政可谓“毁誉参半”。

比如，特朗普在这一年中访问了29个州和波多黎各，超过了奥巴马执政首年访问25个州的水平。虽然在其行程中访问最多的无疑是海湖庄园所在佛罗里达以及自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所在的新泽西州，但对其他州的覆盖也足以说明他在与奥巴马一样积极实现着与民众的更多互动。
海湖庄园海湖庄园

再比如，特朗普在2017年5月20日才首次出国访问，不但比奥巴马的2009年2月19日足足晚三个月，也是艾森豪威尔以来的总统上任首年的最晚出访，但其首访就落子中东，明确锚定了地缘战略的回调方向。同时，特朗普在首年执政中出访四次、访问了14个国家，从覆盖率上并不逊色于奥巴马的九访、21国的效率。

又如，与奥巴马在执政首年共召开11次记者会相比，特朗普仅仅在2017年2月16日举行了一次记者会。这种悬殊差异佐证了特朗普与被其冠以“假新闻”的主流媒体之间的格格不入。而在这种沟通隔膜之下，特朗普的所谓“推特治国”方式却恰恰发挥了冲破传统媒体屏障、主动设置议程、充分动员基本盘和关键选民的效果。

就“政策完成度”而言，特朗普的首年表现难言理想。

从立法数量计算，特朗普在首年共签署立法113项，至少是卡特以来的最低水平，恰好取代了原本最低的奥巴马（124项）。同时，特朗普在首年签署的所谓“重大立法”仅有在国会压倒性通过下被动签署的《以制裁手段应对美国敌对势力法》以及减税立法两项，而奥巴马的重大立法则被认为至少有包括提供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投资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在内的14大项。

从颁布行政令的数量计算，特朗普首年颁布的约58个行政令，的确超出奥巴马（41个），但在历史比较中并不算多，与小布什（56个）或者克林顿（59个）基本持平。这种频率似乎配不上“行政令治国”的绰号，但细致分析，特朗普首年行政令中的六成以上集中在所谓“百日执政”期间，而奥巴马的这个数字大概只有46%，足见特朗普急于凭借行政令等单边手段兑现承诺的“急于求成”；同时，特朗普的行政令在内容上涵盖了旅行禁令等前任总统大多需要诉诸立法的争议议程，其对国会的不信任也可见一斑。

就“政府完整度”而言，特朗普的实践同样不佳。

就新总统上任前11个月情况做比较，特朗普提名数大概为500个，显著低于奥巴马同期的636个。其批准比例也是历史低点的52.4%左右，而提名人选所要等待的批准时间也长于过往，达到创纪录的71天。这些数据完全能够描摹出特朗普政府长期存在的政策专才缺位、甚至“空转”的尴尬状态。

就“民意满意度”而言，特朗普的负面表现更是历史性的。

按照CNN在2018年1月19日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民意满意度已从12月的35%回升到40%，而不满意度仍保持在55%上下。这组数字虽说可以让特朗普松一口气，但仍是1950年代开始每天或定期给总统进行满意度调查以来，新总统在执政首年中的最差民意境遇。

准确讲，特朗普上台之时的民调即45%满意、45%不满意就已是民调以来最低、最负面的民意开局了，但至少与奥巴马在执政首年民调高开低走、变革泡沫“破灭”相比，特朗普却保持了低且稳的民意表现。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美国人开始讨厌特朗普了吗？毫无改变》谈及的那样，日至今日的特朗普可以在共和党内部基本盘和蓝领中下层白人关键群体中巩固住可观且足够的支持度，这已是目前美国政治世界中无人能及的。

以2018年1月20日凌晨开启的联邦政府“关门危机”为例，受访者中的31%和26%分别将责任归结于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而认为特朗普需要负责的只有21%。或者可以说，在民调意义上的历史极端表现，可能不会本质性地伤及特朗普执政的稳定度，因为这位总统原本也没准备代表多数。

按照上述四个维度梳理下来，给特朗普首年执政的打分一定会比较低，甚至这种梳理也让人感觉过于繁琐且“烧脑”。那我们就从这四个维度出发，转换一下空间，进入了另外一个有趣些的角度，即所谓“三个特朗普”：“特朗普候选人”、“特朗普总统”以及“特朗普政府”。

所谓“特朗普候选人”基本上能够解释“民意满意度”上的奇特表现：一方面，特朗普的竞选并当选在民意意义上就“先天不足”；另一方面，上台之后的特朗普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营造了一场别样的“永续竞选”，进而成功维持了稳定的低民意满意度。

所谓“别样”即特朗普“永续”的核心并不是往届总统的从“谋求当选”转换为“政策落地”，而是彻底坚持了为自身辩护、抨击对手的负面竞选模式。其积极效果即造势动员并巩固了有限的民意支持，而消极效果即持续动员、折腾并撕裂民意。

所谓“特朗普总统”基本对应的是“执政活跃度”和“政策完成度”两个维度，即特朗普作为总统的履职状况或绩效能为，以及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在美国政治框架内与其他政治要素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由于在党内稳固了足够且优于国会建制派的民意基础，特朗普在与国会共和党建制派的互动中明显占据上风。依据民调显示，有将近85%的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表示满意，而其中的四分之一却表示了对共和党整体的不满；79%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执政的方向完全正确，而认为国会共和党领导层方向正确者仅为52%。概括而言，特朗普在过去一年中至少实现了所谓的党内“独大”。

另一方面，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的互动中也表现出政治经验欠缺的问题与推卸责任的倾向。在某些必须通过国会两院立法才能得以兑现承诺的政策议程上，特朗普作为总统并未有效扮演关键引领者的角色，进而拖累了立法进程。
特朗普特朗普

最为典型的例子即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计划在3月21日通过推翻与代替奥巴马医改的相关法案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的确通过打电话等方式来试图说服那些因坚持要彻底推翻奥巴马医改而反对该法案的共和党人，特别是所谓的“自由连线”成员。但由于在政治经验和政策专业度上的欠缺，特朗普不清楚持反对立场议员的政治或政策诉求、难以实现有效的交易，最终导致了该立法努力的不了了之。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年末减税立法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正在有效地补足短板、发挥引领作用。那场政治胜利的原因只包括：特朗普与国会共和党的政治目标一致，且特朗普由于长期的从商经历而对税制相对熟悉。这就意味着，在其他立法项目中，特朗普与国会共和党的目标未必一致，且特朗普也很可能不熟悉政策本身，也就不可能复制减税立法的成功。目前看，2018财年临时拨款坐蜡、导致“关门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体现。

所谓“特朗普政府”集中反映在“政府完整度”所反映出的“空转”尴尬，其背后大概存在着两个原因，一是所谓“小圈子决策”，二是特朗普与专才群体的疏远。

在“小圈子决策”方面，特朗普政府经历了多次进化，或者说是多轮因重要职位人事变动而引发的权力结构重组的戏剧性变化，甚至还引出了那本引爆全球兴奋点的《火与怒》。在过去一年中，以8月18日为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的离任作为节点，白宫核心决策圈的内斗主题从共和党党内的路线或派系之争转为具有特朗普个人化标签的不同群体即商人、军人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混战。

而在其执政首年的后期，随着军人群体在白宫管理和对外事务决策上逐渐获得更大话语权，特朗普“小圈子”的内斗态势与不稳定生态才算得到较好控制。但必须承认的是，由于家庭成员深度而稳定的存在，“一仆多主”式的多中心困境仍左右着白宫决策生态的前景。

在与政策专才关系方面，从参选之初招致122位共和党阵营外交防务专才的“反特”联名信开始，特朗普与专才的矛盾就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其结果即特朗普只能更多依赖于专业度相对有限的“小圈子”，而“小圈子”进一步遏制了专才的进入空间，最终导致了决策产出的高不确定性。

值得关注的是，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的就任和董云裳（Susan Thornton）的被提名似乎是特朗普政府已逐渐向政策专才开放的信号。但问题在于特朗普及其“小圈子”到底只是为了填补缺位而展现出“姿态”，还是将真正听取专业意见。如果只是前者，“小圈子”仍是“铁板一块”，而专才们却掌握了足以自由裁量的决策空间，其结果一定是白宫与政府发出不同声音，反而加剧不确定性、不连贯性与自相矛盾。

除了分别看“三个特朗普”之外，其实还有一件可以贯穿“三个特朗普”的事件正在持续发酵，那就是情节跌宕起伏的所谓“通俄门”调查：该调查因特朗普竞选而起，受到特朗普与国会共和党建制派互动的牵动，并影响着特朗普政府内部关系。

从过去一年多的流变看，所谓“通俄门”调查似乎越来越剥离开俄罗斯事务或者美俄关系本身，蜕变为对特朗普政府加以随时塑造的渠道。从调查内容上看，6月8日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出席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可以被视为是一个转折点，其意味着调查的重点从所谓“通俄”的事实性调查转向了针对“作伪证”、“妨碍司法”以及“金融犯罪”等嫌疑的程序性调查。

从调查效果上看，8月2日《以制裁对抗美国敌对势力法》的签署生效基本上实现了所谓“通俄门”调查阻止特朗普政府推动美俄转圜的效果，其后续调查、尤其是针对库什纳等人的潜在态势，基本上就是要塑造特朗普执政生态、特别是削弱家庭成员的权势。相关民调显示，共和党受访者中大概有四成认为特别检察官米勒的工作令人满意且公平合理，同时也有八成以上的受访者坚信特朗普无罪。这就是说，共和党阵营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通过所谓“通俄门”调查来塑造当前的白宫。如果这个定位不发生质变的话，所谓“通俄门”调查不但很难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而且大概率会与特朗普政府“如影随形”。

无论是四个维度还是“三个特朗普”，这些交错的角度都并不支撑给特朗普的首年执政太高评价，但其中相对并不理想或者并不符合美国总统政治常规的判断又该如何解释呢？是否只是特朗普个人特色使然？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大胆地请求历史允许我们做一个天大的假设，即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并不是特朗普、而是希拉里，那么希拉里的首年执政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
希拉里希拉里

首先能确定的是，希拉里应该会更容易招揽民主党专才，从而填充好联邦政府的各个职位；希拉里也会很快对外出访，施展出对外交事务的超人熟悉度；希拉里还可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与主流媒体的良好互动。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希拉里极可能会同样延续选举期间的负面且极化的低民意满意度；希拉里将面临着共和党掌握的国会两院，从而同样在立法上阻力重重而不得不依赖行政令等单边手段；希拉里也会深陷丑闻以及相关调查之中，所谓“邮件门”或者“克林顿基金会海外捐款问题”绝不会烟消云散；希拉里同样可能陷入“小圈子”的包围当中，甚至前总统背景的“第一先生”以及对从政跃跃欲试的宝贝女儿未必比如今特朗普的家庭成员逊色多少；更有意思的是，面对民意不理想、国会反怼、相关调查发酵等负面状况，希拉里同样会拿起手机、在推特上随时随地反戈一击、确保对基本盘的点对点动员。

在这个有趣的假设中，“希拉里总统”与特朗普总统所面对的同构困境，其实是当前美国政治生态的必然后果；而“希拉里总统”屡胜一筹之处，凸显了特朗普总统作为非传统政治人物的反建制派倾向的格格不入，但这种不适应症本质上也是当前美国政治乱象长期积蓄的不可回避的一个结果，更是美国政治中自我变革力量的一种过渡而非适度的爆发。换言之，特朗普总统更像是今天美国政治衰败的一种拟人化宣泄，所以对他一年执政的评价就等同于对美国政治一年走向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很难正面，毕竟美国政治的衰败还远未找到步入止损、反弹新阶段的通路。

原标题：《如何评价特朗普的首年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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