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活命

bridged

活命

原创： 余生  真实故事计划  4月1日


-这是真故非虚构大赛的第 22 篇入围稿件-

憨子

扫完院子，姥娘蹒跚着走向柴垛，去收晒在上面的舅舅的褥子，抱进屋里给他铺展到火炕上。舅舅常常尿炕，那褥子总是带着一股尿骚味，还有尿晒干留下的白色印迹。

那时舅舅已经有二十多岁了，按年纪说不该尿炕了，可他是半个傻子，只有六、七岁的孩子的智力，村人都管他叫“憨子”。

因为憨，舅舅一直打着光棍。村子里的孩子都知道娶媳妇是用来“点灯说话，吹灯造娃娃”的。舅舅也明白娶媳妇的好处，看得出来他很心急，想快点有个媳妇。

村子里有年轻人买了二手自行车，穿一件长过膝的蓝布大衣，飘着长发，风一样掠过街巷，“吱”一声捏了车闸，停在舅舅面前。

舅舅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对姥爷说：“爹，有洋车子的人才能娶上媳妇，我也得要一辆。”

姥爷在外面怂，可在家里有时会耍一耍横，“你看看那买洋车子的都是些啥人物？”

“啥人物我不管，没有车子就没媳妇！”

“咱买不起那东西。”

“人家都买得起，你咋没钱？”

“人家有钱，你找人家当爹去。”

两个人都恼了，起了蛮劲儿，姥娘也劝不住，舅舅先动了手——他们在院子里打了起来。一开始两个人站着扭打，后来抱在一起在地上翻滚。姥爷那时还算强壮，可还是比不上血气正旺的舅舅，舅舅把他摔倒在地上，摁住他的上半身，抽出一只手来打他的头，他挣扎不起来，只两条腿使劲地蹬。

风水先生

秋天，割完麦回家，天已经是黑沉沉的。

姥娘就坐到木墩儿上，身子一前一后地拉着风箱。不知谁家的孩子在屋顶的烟囱里塞了东西，烟走不出去，灶间弥漫了浓烟，进而整个屋子里都烟气腾腾了。

灶堂的上方，有一个简陋的用薄木板钉成的神龛，香炉里燃着三支香，供着的是灶王爷夫妇，画像下边写着“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

饭熟了，姥娘双手捧着菜，口中喃喃:“灶王爷爷，灶王奶奶，来吃吧，来吃吧，吃好了把福气带来俺家——给俺的儿子送个媳妇吧。”

她一定要敬了神、替舅舅向神讨过媳妇才肯开饭；逢初一、十五，还要供奉天上地位最高的神——老天爷爷、老天奶奶。尽管虔诚，神灵却从不应她，媒人没上过门，四处托人也都没有用，穷已经让人退避不及了，况且还傻。

村子里每逢谁家的树上挂上了大喇叭，唱起了《朝阳沟》，就是这家娶媳妇了。娶媳妇的人家要把这戏反复播上三天，夜里也只停几个钟头。每逢这样的夜晚，姥娘总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过一会儿叹一口气。

村子里有懂些风水的人说姥娘家的宅子太过狭长，直上直下，没有遮拦，怕是冲撞了哪路神明，神明不高兴就把家里的福禄人脉都收去了。姥娘听得入了心，逢着村里来了风水先生她都恭恭敬敬把人家请到家，烟酒伺候着，求“解法”。

有个穿着破棉衣的风水先生寻上门来，姥娘赶紧蒸了白面馒头，做了四碗菜，又让我去供销社买了三块钱一瓶的兰陵大曲和黄金叶香烟招待先生。

“俺这个儿……小时候挺聪明，比别的孩子都懂事。他五岁那年，有一天，本是湛晴的天，却突然起了风，黑云彩掩住了天——眼着就要下雨，可刚收的粮食还在屋顶上晒着呐！我慌着去收粮食，他顺着梯子爬上来帮我，上半个身子刚刚伸出屋顶，突然刮来一阵大风……他仰着脸摔下去，摔坏了头……从那以后就变憨啦——只怪我当时没请个先生给唤一唤魂儿。”吃饭的时候，姥娘小心对先生说。

剧照 | 《活着》

姥爷在旁边叹口气说：“唠叨多少遍了，生个傻子，总说是摔的。”

先生轻声一笑，狠劲吸了一大口纸烟，接过话说：“不要紧，我见得多啦。比他傻的我都能治好。”一家人听了，就更加恭敬地侍着他吃饭，小心地顺着他搭腔。

先生酒量好，独自把一瓶兰陵大曲喝得干干净净，吩咐姥爷借来笔墨纸张，提起笔，神色凝重地一气写下去。

先生写了满满好几张纸，又让人取来铁盆和一大碗冷水，把那篇字丢到盆里点燃了，烧得只剩下灰。先生小心撮起盆底的纸灰，撒到冷水里，用手指搅拌均匀。做完这些，他转过身对舅舅说：“喝下去！”舅舅不肯，立刻遭了姥娘训斥：“你不想讨媳妇了么？”舅舅端起碗，痛苦地闭了眼，把冰凉的灰汤一饮而尽。

当晚，舅舅没吃饭，而且照样尿了炕。但姥娘说舅舅的眼睛里似乎比平日活泛些，看东西时不那么死死地盯着了。她不停地往媒婆家跑，告诉人家“俺儿就要好起来了”。

先生说舅舅的病积久了，急不得，慢慢治才能除根儿。他在姥娘家住了下来，隔些天就施一次法术。为了改变风水，姥娘家的厕所、猪圈都先后移了位置，并在院子里建起了一面屏风墙，用来阻挡晦气。最后他法术都用完了，姥娘珍藏在粗瓷坛子里的腊肉也吃尽了，舅舅仍是一副傻傻的样子。

先生眼见一天天胖起来，但是没人再提给舅舅治病的事了，大家似乎忘记了请他来这里的初衷。

到了春耕的时候，姥娘蒸了一锅干粮，让先生带着离开了。  

媳妇

舅舅拿筷子伸到我碗底一捞，发现了里面的荷包蛋。舅舅说：“就知道疼你外甥儿。”

姥娘说：“鸡蛋得攒着，卖了钱给你娶媳妇儿。”

“又哄我。谁看得上我，要娶早该娶了，王家的大瘸子都买媳妇了……灰汤也喝了，啥用也没有。”

“再难也得给你娶媳妇，你等着吧。”

那年头可是攒不下钱；地里的收成交了公粮、征购粮，交了“三提五统”（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2006年后取消），再除去购买化肥、柴油和种子的钱，剩下的只够糊口了，来年的肥料钱和油盐用度都得想别得法子筹措。一年到头手里都紧紧巴巴的。

姥娘只能指望那窝下蛋的母鸡了。和买媳妇需要的花费相比，卖鸡蛋的收入太微薄了。姥娘五天只能攒二十几个鸡蛋，才卖两块多。

村子里有不少外地媳妇，云南的，四川的，贵州的，来的时候都是些年轻姑娘，有的过了几年跑掉了，有的老老实实给买家生儿育女，在村里扎了根，当了娘，成天抱了孩子在巷口坐着。

德盛家是第一个舍得花大价钱买媳妇的，他们为二儿子“二孬”买了个云南媳妇。头几年和“二孬”过得很好，两人总成双成对地下地干活，不过后来还是走掉了。

“二孬买来个媳妇”的消息只用了一会儿的功夫就传遍了全村，吃晌午饭时，看新媳妇的人挤满了德盛家的破院子。看新媳妇的人太多了，院子里站不开了，有的爬到墙头上，有的差点被挤到猪圈坑里。

平时总是对人恶声气的“二孬”像是变了个人，咧着嘴一个劲地憨笑，不停给人倒茶递烟，“二孬”娘也高兴地不知道咋样才好，只把糖啊、瓜子啊大把大把地抓给小孩子。

新媳妇虽然坐在椅子上，但仍然可以看出身量很高，有点胖，留着短头发，偶尔抬起头，用又黑又大的眼睛对人群惊慌地扫一下。

“二孬媳妇真不孬。”有几个没讨到媳妇的年轻人悲伤地嘀咕。

此后，不断有外地女人被卖到村子里。不管是笨的傻的还是残的，只要肯花钱都能买到女人了，甚至能买到像“二孬”媳妇那样让人垂涎的女人。

也有被骗惨的。顺堂娘男人死得早，顺堂又有些憨实，所以也没娶着媳妇。

顺堂娘从出嫁的女儿那儿拿到一大笔钱，又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足三千块钱，给儿子买来个女人。

等女人住进了家，才发现不对劲。这女人穿着臃肿的棉衣，显得身子很粗壮，讲话时粗声大嗓、瓮声瓮气，咋看咋不像个女人。顺堂娘不登底儿，先让女人和自己住一晚。

到了睡觉的时候，顺堂娘点着灯，佯装打起呼噜，专等着那女人起身尿尿，好看个究竟。冬天夜里方便不出屋，小解就尿到屋里的便盆。

到了半夜，那女人起身小解，顺堂娘听见哗哗的响声就睁开了眼，这一看把她吓出了一身汗——那“女人”正站着尿尿。第二天，顺堂娘叫上顺堂和那人理论，那人却说也能蹲下尿尿，当他是女人就行，原来他是个阴阳人。

卖家早已经无影无踪，想退钱已经不可能了，可这阴阳人也实在不能留，就打发他离开了。

剧照 | 《活着》

人家都买来个好好的媳妇，自家竟买来个半男不女的怪物，最后闹得人财两空。顺堂娘受不住，哭了一场，跳进猪圈坑要寻死，幸好那猪粪粘稠的很，她没有立刻沉下去，邻居听到动静赶过来把她捞了出来。

这样悲惨的教训没能动摇姥娘的决心，她开始拼命攒钱，打算也给舅舅买一个媳妇。

为了快点攒够为舅舅买媳妇的钱，姥娘又卖起了瓜子。可时间不长，这小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有几个半大孩子，摸准了窍门，专等姥娘不在家时才来买瓜子，因为姥爷虽认得称，却认不清钱的面额大小，舅舅干脆连钱和花花绿绿的硬纸都分不清。

尽管姥娘出门前反复叮嘱两人不许卖瓜子，可他们都架不住人家的缠磨，每每会“卖”出一些。姥爷在家时还好，不会“卖”得太多，也能收回点本钱；舅舅自己在家时就等于白送了。

有一回，刚过完年，姥娘走亲戚回来，见那簸箩里盛着的瓜子凹下去一个大坑，她呆住，脸上变了色。舅舅从门外走进来，手里攥着几张彩色的硬纸片，递到姥娘面前。

那“钱”大概是从年画上剪下来的，剪成了纸币的形状。姥娘没去接，眼睛里满是无助的神色，身子想是散了架，极力支撑着，慢慢地迈步走进里屋，躺到炕上去了。

过了一会儿，屋里传出低低的呜咽，后来变成了拖腔的长哭，声音单调、苦涩，过了很久才停住。

交粮

支书家放在屋顶上的广播喇叭，总是突然地嘶嘶叫起来：“交公粮啦”、“出河工啦”、”修路啦”、“结扎啦”，多少年，没有消停的时日。姥爷他们在这呼喝中过完了后半生。

麦收刚刚结束，县里的电影队便下乡慰问了。村子里每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电影队就会来放电影，放到一半时，电影停下来，让村长讲话。

那晚，姥爷带我去看电影。片名叫《咱们的牛百岁》，放到一半的时候，放映员亮起电灯，点起一支烟，停了下来。

“咳咳，庄里的老少爷们儿，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公社党委（公社虽然解散了，但还是习惯把镇称作公社）的坚强领导下，今年咱村的麦收任务胜利完成，获得了大丰收……”村长开始讲话了。

村长是退伍兵，不识字，但是出口成章，能够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党的好政策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好生活，公社里的领导为了让咱们过上好日子，把心都操碎了，村班子为乡亲们服务也是死而后已。咱们种的是国家的地……”之后便是一通皇粮国税、依法征收之类的话。

剧照 | 《活着》

下半场电影，观众的情绪不像上半场那样激动了，听了电影上的俏皮话也不跟着哄笑了。

我们是电影之夜后的第三天去交的粮。

粮所的人都是火眼金晴，动不动就嫌你的粮孬，说你的粮潮、杂质多，或者颗粒干瘪，要喝斥你，不收你的粮。

吃过早饭，姥爷小心地揣了红皮金字的交粮证，紧一紧裤带，向公社出发，五六袋麦子实实鼓鼓地在地排车上打挺。姥爷躬起身子，两臂架起车辕，在后的一条腿猛一发力，车襻子隔着衣服勒进他的肩头，车子便吱吱呀呀地上路了。

姥爷前些年出河工的时候出了大力，腿落下了伤，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小腿还落下了静脉曲张的毛病，静脉突出皮肤，像豌豆秧子那么粗，有一回被犁铧划破了，流出来的全是黑血。

三十个村庄的上千辆地排车在乡间的小道上行进，都奔着一个目的地，最终都汇集到了官道上来，人、车和牲口挤在一起。

车流穿过镇子的街道，经过苏式的漆着红星的大礼堂和漆着“为人民服务”的镇政府，再往前就是粮所了。

离粮所还有一里地就不能前进了，交公粮的队伍已经排到了这里。

太阳爬到当顶，队伍却停止了移动。前面的人传过话来，说是粮所的干部们去食堂吃饭去了。姥爷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白面和玉米“两掺儿”的卷子，给我一个，自己吃一个。

轮到我们的时候，太阳已经低低挂在西边了。

粮所的检验员穿着雪白的衬衫，手里操着一条一米多长的钢钎。他猛一发力，那钢钎刺穿粮袋，提上来时带出麦粒。检验员把麦粒倒进手掌中，看一看有没有杂质，然后丢进嘴里使劲一咬。如果嚼起来软绵无力，太潮湿，检验员就把手一挥：“拉回去！”这些都没有标准，全凭着眼睛和嘴把关。

一位老者向检验员贴过去，把头伸得与检验员的肩膀平行和他耳语几句，好像提到什么人的名子。那检验员便没用钢钎刺他的粮袋，只解开口袋，抓了一把上层的麦子，吃了几粒，不抬眼地说：“过了。”

另一位白头巾老者的麦没验过，因为“太潮，这是坑国家！”

钢钎刺进了姥爷的粮袋，抽出来时从破口处流出一点麦粒，姥爷慌忙上前捂住。

“杂质多！”检验员面无表情地给出定论，但却格外开恩地挥一挥手表示我们的麦“过了”，只是每袋麦子要扣除几斤“杂儿”。

姥爷不争辩，只默然拉起麦去过了称，开了单，一袋袋扛到粮库，把麦子倒入小山般的粮堆里。

公粮是白交的，不给钱；还有一部分叫“统购粮”，是国家强制收购的，这部分会给点钱，但是价钱比市价低了很多。他们付的不是真金白银，而是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个可怜的数字。

“啥时候给钱？”姥爷问。

“国家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给你！”

“国家难哩。”姥爷叹口气说。

回家的路上，天黑透了，车子行进得比来时还缓慢。姥爷累了。我躺在空空的车厢里仰面看星星，身下铺着本装满粮食现在已经空了的口袋，姥爷“踏踏”的脚步声显得孤独而沉重。

疯子

九十年代初，镇上兴起了修路运动，姥娘最热切的念想在这场运动里成为了泡影。

姥娘家的老院子没了，土墙坍成了一堆黄土，老椿树也没了，只剩下两间西屋突兀地立在瓦砾间。拆了也就拆了，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

建新屋花光了姥娘卖鸡蛋、卖瓜子攒下的那些钱，还跑了好几家亲戚借钱，欠下了几百块钱的债。打那以后，姥娘再也没提过给舅舅娶媳妇的事。

舅舅在那条街上也活了没几年就死了。

村人大多和姥爷一样规矩本分，让交多少粮就交多少粮，让啥时候交齐就啥时候交齐。

但也有不听话的。每年到了交粮的时候总要闹出风波来。

这一年，到了交粮的“最后期限”，韩家老三抗着不肯交公粮。村干部反复在大喇叭里点他的名子，他装作听不见；上门来催缴，他就说：“你们去年打的’白条’还没给兑钱呐。我这一家子老小还吃不上白面哩！”

剧照 | 《活着》

镇里没办法，就派出了“征粮队”。一队人把他带到镇上的派出所，让他双手抱住院子里的一棵树，把他铐在了树上。

等到韩家人交足了粮食、他被放出来的时候，脸上、身上都带了伤，精神也出了问题，经常红着眼睛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敌人冲上来啦，杀杀！”

在街上遇见村人他也不打招呼，只用凶狠的眼光盯住人家，小孩子见了都绕着走。后来，他又无缘无故地打了几回人，大家确定他是真疯了。

他兄弟怕闹出乱子，把他像狗一样被栓在铁橛子上，屋里吃，屋里拉。从他家门口经过，有时会听到吓人的吼叫声。他老婆带着孩子改嫁给一个比她大很多的男人。

那天晚上10点多，韩家老三不知怎么发了狂，挣开锁他的铁链，揣着把尖刀蹿到姥爷家，猛烈地拍打院门。姥爷、姥娘都睡熟了，舅舅听到动静披衣起床，答应着走到院子里，开门胸前就被捅了一刀。

那刀刃又尖又薄，刺入很深。闻声而至的村人把他抬上地排车，三个人轮流拉着往镇医院跑。

第二天，舅舅被裹在白色的塑料布里，搁在那辆送粮的地排车上。姥娘长声哭道：“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连个憨儿也担待不住……我的憨儿，咋死得那么惨呐……”那哭声拖了长腔，干涩粗砺，夹杂着无尽的惨痛。

那年舅舅三十五岁，到死，他也没娶上媳妇。

姥爷倚着墙蹲在地上，哀哀地低声哭泣。

舅舅被装进一副薄棺，埋进了祖坟，沿街的人家都点起一堆火，以驱赶鬼魂远离家门。

公安部门鉴定，韩老三属重度精神分裂，免除刑事责任。村干部连劝带吓，老三爹和弟兄同意赔偿2000元钱。

这钱姥爷、姥娘一直没花，后来做了他们的丧葬费。

冬天的时候，韩家老三被他兄弟丢到了院子里，第二天冻死了。

姥娘是七十六岁那年冬天死的，那是舅舅走后的第八年。

有天清晨，邻居去叫门，却没人应声，破门进去，见姥娘只穿着薄衣，蜷缩在冰冷的地上，嘴唇被冻得青紫，奄奄一息。 挺到下午，姥娘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姥爷在孤独和寒冷中活了几个月，也走了，他们一家人就都没有了。

二十年过去了，村子里早已没人说起姥娘一家，只有破败倾颓的老屋和柏树林里三个不起眼的坟头证明他们存在过。

姥爷、姥娘那一代农民，被时代的强力携裹着经历了不平静的人生。谁来了就听谁的，谁来了就养活谁。他们的人生，一如这贫瘠的土地，承载着半个世纪的沉重。而我所见证的，只不过是尘埃落定后的一声长叹，之后便是永恒的安静。






-END-
作者 | 余生